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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铁器对渤海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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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渤海经济以农业为主,铁器在农业生产中应用广泛,对农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明显。虽然东北的东北部在渤海国之前铁农具就已出现,但远未普及,木器、石器仍较为广泛使用。渤海时期,铁制农具始占据主导地位。渤海国曾经进入发达铁器时代,铁的冶炼和铁器的制作是渤海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而铁器的大量使用又对渤海国社会经济各个领域的发展起到很大推动作用。
  关键词:渤海国;铁器;经济
  中图分类号:K242.2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0)08-0044-02
  渤海人能够冶铁,这在文献中有明确记载。通过半个多世纪来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铁器,并发现了冶铁和铁器制作的遗址遗迹,不但验证了文献记载,也让我们具体地看到了铁器广泛应用对渤海经济的巨大促进作用。
  一、冶铁和铁器制造业的发展
  渤海国铁器丰富,不能否认其中有从外部输入者,但有证据确认其绝大部分是渤海人自己生产制造的。渤海国从铁矿的开采到冶炼再到铁器制作已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能够初步满足社会经济各个领域对铁器的需求。
  首先,渤海人能够冶铁。《新唐书·渤海传》载,渤海“俗所贵者”中有显德府的“位城之铁”。位城因产铁而闻名。在距位城不远的兴州有铁山县,这很可能是位城之铁的原料来源。还有位于北部的铁力府,有铁之利而著名,显然又是一个冶铁中心。
  渤海人采矿方法有两种。一是用水滤法取得细小铁矿石。有些地表矿被流水冲刷成细小颗粒,沉淀于河床泥沙中,这样的细小矿石可以用如同手工淘金一样的水滤法取得。辽代渤海遗民 “就河漉砂石,炼得成铁。”[1]辽代渤海遗民所用此法,很可能是从渤海时期延续下来的。二是挖矿洞取得埋藏在地下岩石中的铁矿。“吉林省抚松县松郊乡新安村的渤海遗址中发现了碎矿石”[2],说明渤海人也掌握了此法。
  有了矿石就可以冶铁了。据专家考证,渤海全境至少有专门从事冶铁业的工人有四五千人之多[3]。考古发掘发现了若干渤海人冶铁的遗址、遗迹。
  渤海工匠有较高的铁器制造技术,他们能够熟练处理铁器制造中的几个关键程序,如淬火,把含碳量不同的坯料熔接在一起等,还能用凿、锉等工具将铁器进行精细制作。铁制品的分布广泛,种类丰富,仅在敦化六顶山一处的20座墓葬中就出土铁器1 596件。“种类复杂,计有铲、镰、刀、矛、镞、甲片、镊、锁簧、钥匙、碗、盆、镯、带具、车、门枢、门鼻、桩、合叶、环、铁钩、钉、钉垫、泡、八角形铁片、锥形器、盔顶、铁条等27种。有的属生产工具,有的属兵器,有的系生活用具,有的为建筑材料。”[5]可以说,铁器的使用已经深入到了渤海国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中了。
  二、农业与铁器
  渤海经济以农业为主,铁器在农业生产中应用广泛,对农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明显。虽然东北的东北部在渤海国之前铁农具就已出现,但远未普及,木器、石器仍较广泛使用。渤海时期,铁制农具始占据主导地位。
  考古发掘发现了大量的铁制农具,有犁铧、锹、杵、耙、镰、铲、锸等许多种类。从播种到收获,整个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都有了铁器的使用。1963年,考古工作者“在上京龙泉府遗址内,出土了渤海人使用的铁铧,其长9.2寸,宽9寸,重约9斤,同现代农村常用的铁铧很相近。以此铁铧型制与大小来衡量,在用其耕地时,须靠畜力挽拉,效率可成倍提高,适合于大规模农业开发”[6]。以这种犁铧的大小形制来看,属于大型和中型之间。“大型铁犁铧一般长宽均达30厘米以上”[7],中型铁犁铧一般长、宽均达20厘米以上”[8];“大型犁铧用来开大沟,中型犁铧普遍用作初耕时翻土、碎土”[9],这种犁铧使在大面积土地上的深耕成为可能。深耕是将深层土翻至表层,有利于土壤中氧气含量和水分的保持,保证植物的生长所需。20世纪80年代,上京城遗址又发现了一件铁犁,“模制,整体呈圆角等边三角形,底平……残长18厘米。”[10]这次出土的犁铧和1963年发掘的样式相同。这种犁铧不仅在上京地区有,渤海境内很多地方也有。在俄罗斯滨海地区就发现过若干犁铧、犁镜等铁犁的重要组成部件。“科尔萨科夫斯耶村落址的灰坑中出土了完整的犁铧,该犁铧平面形状近似于等腰三角形……通长32.5厘米,底边宽27厘米,重3.4斤。”[11]这种等腰设计,使得犁更具有稳定性,便于掌握和推广。这些犁,都为模制,说明是批量生产,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犁耕法生产效率的提高使农作物产量增加,必然使耕地的面积扩大,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引种农作物种类丰富,甚至出现专门化生产的可能。
  《新唐书》中记载的渤海名优产品有14种,其中最为闻名的有“卢城之稻”。“卢州位于今延边地区海兰江或布尔哈通河流域”[12],渤海人将水稻引种于此,得益于这里的气候和水源较适宜水稻生长,这里成为渤海水稻主要产区之一。渤海人又将水稻继续向北引种。“在上京遗址西北郊发现一条古代渠道,以及其配套工程分水堤和退水沟。”[13]“据考证是渤海修的水利工程”[14]。推测在当时条件下,兴修水利工程非百姓个人之力所能及,当是国家政权支持,因水稻种植而组织修建,其过程也应使用铁犁、铁锹、铲等实用性铁制工具。
  三、渔猎业与铁器
  冶铁和铁器制造业的发展也明显地促进了渔猎业的发展。渤海人捕鱼的技术为两种,一种钩钓,一种网捕,铁的使用使这两种方式的效率都得到较大提高。渤海之前铁器稀缺,鱼钩多为骨质,渤海时期铁质鱼钩普及起来。“在黑龙江省海林市振兴遗址发现一枚铁鱼钩,长4.8厘米,锻制,尖部有倒刺,和现代的鱼钩已无大差别。”[15]在俄罗斯滨海地区的马利亚诺夫斯克、新戈爾杰耶夫斯克、尼古拉耶夫斯克2号等渤海遗址中发现多枚铁制鱼钩,“通长4—7.2厘米,鱼钩钩身剖面通常呈圆形,尖钩带有单面或双面钩齿。”[16]另外,在吉林省浑江地区的永安遗址也发现了鱼钩,“鱼钩为铁线弯折而成,形体较大,无倒刺长6.2、直径0.3、钩宽3.2厘米。”[17]铁制鱼钩当然非骨制鱼钩所能比,捕鱼的效率大为提高。   铁也提高了网捕的效率。在渤海上京城遗址中出土了一件铁制网坠,“模铸,锈红色……残长4厘米、宽2.25厘米,厚1.2厘米。”[18]铁制网坠比重大,不同于陶制或石制网坠,其下沉速度快且能更为精准捕鱼。
  此外,新唐书中载“开元、天宝间八来,献鲸睛”,渤海向唐进贡的礼物中有鲸睛,“东海有大鱼,如山,长五六里,谓之鲸鲵。……瞳子大如三升碗。”[19]可见,渤海人曾组建船队远洋捕捞大型鱼类,这不仅需有过硬的航海及捕捞技术,更应有鱼叉或矛这类锋利铁质工具的使用。
  渤海遗址出土武器,武器也并不仅应用于征战,狩猎亦可用。从考古发现看,“渤海人有铁质大刀片、剑、矛、投枪头、箭、铁甲、刀、铠甲……”[20]这些铁质武器也都应用于狩猎活动,猎取小到兔貂类,大到虎、豹、熊类中大型动物。由于渤海畜牧业、渔猎业的发展,皮革来源增多,皮革需求也变高,其加工程序也在进步。
  四、商贸与铁器
  渤海的农业、手工业、畜牧渔猎业的各业生产均达到了较高发展水平,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对外经济贸易活动的开展。与周边频繁贸易往来,离不开相应的交通工具。在渤海建国后,渤海人的制车技艺与其先代人“车则步推”相比实有明显的进步,进步的实质就是铁质部件的使用。据推测,渤海制车的技艺可能来源于唐,渤海遗址中发掘出土的大量车马器中有铁质的轮毂、铁辖、铁、饰物等,将这些出土铁制车马器拼装复原,当为唐中原地区较常见的铁木结构的两轮大车。有了这样便利的交通工具,必然会促进贸易的发展。
  除完善交通工具,铁器对商业贸易的促进还表现在计量工具的制造和应用。“上京城遗址发现了三种不同规格的铁权证实,渤海仿效中原唐制建立了度量衡系统,并很可能与内地实现了度量衡的统一。”[21]与唐贸易往来频繁,以至将度量衡都推广到渤海境内,与唐实现互补商品与经济文明的流通。
  参考文献:
  [1]  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4[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230.
  [2]  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吉林分册[M].上海:中国地图出版社,1993:139.
  [3]  魏国忠,朱国忱,郝庆云.渤海国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4:400.
  [4]  刘晓东,郝庆云.渤海历史文化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7:251.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六顶山与渤海镇[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112.
  [6]  孙玉良,赵鸣岐.中国东北史[M].长春:长春文史出版社,2006:195.
  [7]  张秀夫,张翠荣.河北平泉下店村发现汉代大型犁铧[J].考古,1989,(5).
  [8]  黄立水.垓下遗址出土一批汉代铁器[J].考古,1993,(1).
  [9]  李根蟠.“钅冓”与“耦犁”———秦汉农具名实考辨之一[J].古今农业,1987,(1).
  [10]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渤海上京宫城内房址发掘简报[J].北方文物,1987,(1).
  [11]  阿尔德米耶娃.渤海时代滨海地区居民的物质文化(上)[J].东北亚历史与考古信息,1996,(1).
  [12]  梁玉多.农作物品种考[C]//渤海史论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112.
  [13]  宁安县文物管理所.文物工作简报.1986.转引自梁玉多:农作物品种考[C]//渤海史论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112.
  [14]  魏国忠,朱国忱,郝庆云.渤海国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358.
  [15]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河口与振兴——牡丹江莲花水库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149.
  [16]  沙弗库诺夫.渤海国及俄罗斯远东部落[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1.
  [17]  张殿甲.浑江地区渤海遗迹遗物[J].博物馆研究,1998,(1).
  [18]  黑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渤海上京城1998—2007年度考古发掘调查报告(下册)[M].2009:604-605.
  [19]  李昉,等.太平御览(卷937)[M].北京:中华书局,1960.
  [20]  (韩)郑焟培.(俄)YU.G.尼基京著.李東源译切尔尼雅基诺-5渤海古墓群的古墓类型与出土遗物[C]//梁玉多.渤海史论集.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389.
  [21]  魏国忠,朱国忱.论渤海经济[J].学习与探索,19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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