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引入对国内商业银行效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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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研究基于15家上市银行2000-2018年面板数据对国内商业银行外资引入的效率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外资引入对国内商业银行效率的提升整体缺乏显著的影响。战略投资者对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要优于财务投资者，稳定较高的持股比例是外资发挥作用的基础。股份制商业银行为两类投资者提供了更大发挥作用的空间，同时，应对两类投资者进行区分，对于战略投资者注重持股比例的增加，对于财务投资者注重数目的增多。外资引入条件不具备时以民资替代外资是可行的选择。最后依据研究结果，提出完善银行业引入外资的规则，建立战略合作约束机制，进一步开放民间资本三条建议。
　　关键词：外资引入;效率;战略投资者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20）05-0090-05
　　 一、引言
　　 国内商业银行战略投资者引入持续推进，外资入股的方式、对象等呈现新特点，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暴露了外资持续减持、短期逐利性、先进的技术和管理难以引入等问题。立足我国商业银行实际，研究外资及民资引入带来的实质影响，区分战略投资者和财务投资者，对将来外资引入的选择，战略投资者作用的发挥、民资对外资的替代、商业银行经营水平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商业银行外资引入问题从提出开始就备受各界关注，关注的焦点在于外资入股国内商业银行的动机、外资引入效率的定量检验以及外资减持引发的对外资引入是否达到预期目的反思。巴曙松（2005）认为外资入股是出于成本节约、市场开拓的考虑。[1]侯晓辉、张国平（2008）认为战略引资显著提高了银行配置效率。[2]段军山等（2011）分析了外资参股对银行业的影响，得出外资参股对商业银行资产收益率、利息净收入、成本效率等方面的提升。[3]李凤（2012）外资引入的技术效率和报酬率显著改善但存在时滞。[4]赵红、赵雪言、张翼（2016）认为外资银行整体上会使中资银行效率提升。[5]曾玲玲、张哲诚（2018）认为外资参股与银行风险承担呈负相关关系。[6]而另外一些学者对外资引入的效率提出了质疑。傅利福（2014）提出应合理看待境外投资者持股对银行效率的作用。[7]赵亮（2018）认为外资持股比例与银行的盈利效率负相关。[8]此外，影响外资发挥作用的因素也是多样的。姚益龙、刘毅涛（2006）运用委托代理、信息不对称理论，分析了外资金融机构与国有商业银行的目标矛盾，指出相互持股的外资引入方式更有利于效率的提升。[9]董燕、曹志鹏（2018）认为我国商业银行应从自身条件和环境出发，不仅引入资金，更注重引入技术和管理经验。[10]国外对外资引入效率其作用条件的研究开始较早。Claessens等（2001）认为外资进入增加本国银行竞争压力，促使本国银行效率提升。[11]Hermes和Lensink（2004）認为新兴市场国家外资引入对银行利润影响不显著。[12]Nikilin和Weiss（2008）通过对转型经济体的研究，发现境外战略投资者股份占比份额大的银行综合效率较高。[13]总体看，相关研究缺少分层次的比较分析，没有对战略投资者和财务投资者进行区分，难以辨别外资性质及其作用机理，此外，效率指标选择上各有侧重，也对结论产生不同的影响。
　　 二、国内商业银行外资引入的历史进程及特点
　　 试探先行阶段。1996-2003年我国金融业开放程度逐步深化，但无论国内政策环境还是外资引入的经验欠缺都对外资引入的范围和数量形成一定的制约。整体上看该阶段外资参股规模较小、数量不多，单个外资参股机构持股比例较低。8年间，共有3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引进3家外资参股机构，2家城市商业银行引入3家外资参股机构，单个外资参股机构中除国际金融公司参股南京市商业银行15%外，其余均在8%以下。
　　 快速发展阶段。2004-2008年期间政策环境和监管部门的引导均体现了依靠外资引入实现银行改制的导向，上一阶段城市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外资引入提供了先期的经验。外资引入的范围已由最初个别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扩展到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大多数股份制商业银行及多家城市商业银行;外资引入的数量及单个外资占比都实现了快速的增加。该阶段共有11家城市商业银行引进12家外资参股机构，其中单家外资机构参股超过10%的城市商业银行9家。有7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引进14家外资参股机构，其中单家外资机构参股超过10%的股份制商业银行4家。有4家国有商业银行引入10家外资参股机构，有3家国有商业银行的单个外资参股比例超过9%。
　　 调整阶段。2008年后，已引入外资的国内商业银行外资股权份额进入调整期，外资频频减持。从上市银行情况看，国有商业银行外资持股在禁售期后纷纷抛售套现，2017年末，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仅有中国银行“战略投资者”持股比例为0.18%，其余已下降为0;股份制商业银行中，交通银行外资持股比例相对稳定，维持在18.7%，光大银行“战略投资者”持股3.06%，其余机构股权逐步减持至0;北京银行和宁波银行外资持股比例较为稳定，其中，宁波银行外资股权增持至20%。这一阶段的外资股权调整体现出外资参股目的多元化。一部分外资参股国内商业银行是为了获取短期收益。国内银行改革特别是银行上市为外资获得短期收益提供了条件，这种只依靠股价的攀升就能获取较高的收益增加了外资获利抛售的冲动。另一部分外资是通过参股与国内商业银行形成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参与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推动商业银行发展壮大，以期获取长期的盈利。
　　 扩大开放阶段。2018年8月银保监会发布《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取消中资商业银行外资持股比例限制，为外资入股银行机构创造了公平、开放的环境。
　　 三、研究假设及实证分析
　　 （一）研究假设 　　 外资输出先进的管理和技术，往往需要专用性资产的投入，为保证其专用性投资的长期回报，国内商业银行需要让渡部分股权及收益，外资所占股权比例越大越有动力进行相应专用资产的投资，参股外资数目越多，国内商业银行获得先进管理和技术经验越丰富。基于此，提出假设1：外资引入能够带来国内商业银行效率的提升，外资股权比重越大、数目越多，带来的效率提升程度越高。
　　 不论外资还是民间资本的引入，都存在引入资金性质区分的问题。战略投资者关注银行长期发展，积极参与银行经营管理、产品创新等活动，致力于银行整体效率的提升，财务投资者注重资金的盈利性，对银行的管理水平、治理程度的改进并不关注，一旦出现其他更高利润点，便会选择退出合作。因此，提出假设2：战略投资者对商业银行效率的提升作用优于财务投资者。
　　 在区分战略投资者和财务投资者的基础上，考虑到国内商业银行的所有制性质、股权结构、治理成本等具有明显的差别。国有商业银行股权集中度较高、委托—代理问题突出，治理成本较高，而股份制商业银行改革起步较早，产权制度较为完善，更有利于外资发挥作用，改善治理结构。因此，提出假设3：股份制商业银行为外资引入提供了更大作用空间。
　　 （二）模型设定
　　 现选择15家上市银行2000-2018年度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15家银行中包括工农中建4家国有商业银行，交通、中信等9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北京、宁波银行2家城市商业银行。样本银行引入外资情况多样化，外资占比持续较高、先高后低、先有后无等情况均在样本银行中得到体现，便于分类别比较。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中经网、中国金融统计年鉴、Winds数据库、各银行年报、银监会年报。
　　 借鉴Claessens（2001）和Kim、Lee（2004）的理论模型，结合我国外资引入现实情况，修正后，设立模型如下：
　　 Yit=αit+βitFCit+λitMit+θitBit+εit
　　 Yit是被解释变量，表示银行i在t年的效率;FCit表示银行i在t年的外资引入程度;Mit表示银行i在t年所处的宏观经济条件的变量;Bit银行i在t年的银行层面的控制变量;αit是常数项，βit、λit、θit是相应变量的系数，εit是随机误差项。
　　 具体来看，被解释变量Yit选取资产收益率（roa）、不良贷款率（loan）、资本充足率（capital）和营业外支出率（nbe）四个指标来考察反映商业银行效率的盈利能力、风险防范、稳定性及公司治理水平。FCit主要包括十大股东外资占比（ratio）。Mit是宏观层面的变量，包括GDP同比增长率（gdp）和CPI指数（cpi）两个指标。Bit是银行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总资产（asset）和资产负债率（dar）两个指标。宏观层面和银行层面变量是作为控制变量引入的，意在观察剔除这两类变量后，外资引入对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
　　 由于对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变量进行直接回归，会出现相关系数显著的虚假回归的现象。因此，应该首先对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如果存在单位根，则应对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进行足够次的差分，转换成平稳时间序列，再进行回归。结果显示变量gdp、loan、capital、nbe、cpi、dar为平稳变量，asset、roa、fcratio、Pcratio、num为一阶差分平稳。
　　 （三）外资引入对商业银行效率的实证分析
　　 1.外资引入对国内商业银行的实证结果
　　 由Eviews进行面板数据处理，得到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模型拟合优度较高，整体可以接受。但外资及民资引入变量系数的显著性程度普遍不高，说明外资及民资引入对国内商业银行效率均没有显著的影响。
　　 从外资及民资引入层面看，外资入股比例对资产收益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于其他银行效率的相关变量没有显著影响，原因在于，外资引入带来业务转型、新产品的设计、新技术设备的采用都会增加经营成本，影响到资产收益率的提高，同时，在外资股份合计占比受限制的情况下，外资话语权不足，先进的管理和技术难以在短期内引入，而引入过程中由于文化、理念、模式等差异难免产生效率损失。外资入股数目的增加拓宽了国内商业银行资本金的来源、带来一定数量的客户资源及创新型产品，对资产收益率和资本充足率的提高会产生正向的影响，但并不显著。与外资入股比例相比，由于引入民间资本磨合成本较低、对其他资本引入示范性更高，民资入股比例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负向影响较小、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提高产生正向作用，然而在显著性水平同样较低。
　　 外资及民资变量对国内商业银行效率影响多数不显著，而银行层面和宏观层面变量对银行效率影响较大，说明我国商业银行的效率提升与银行业本身的发展、实体经济周期波动及宏观环境有较强的关联性，而外资及民资引入所发挥的作用并不明显。
　　 2.基于战略投资者和财务投资者的区分
　　 在此我们依据假设2，将持股比例较高且稳定性较强的外资划分為战略投资，将持股比例不高或持股比例迅速下降的外资划分为财务投资。以此为划分标准将商业银行分为两组，对外资的性质进行辨别。
　　 从盈利能力看，战略投资对资产收益率的负向影响比财务投资更大，这恰恰说明战略投资对入股银行的参与度更高，新业务的调整、新技术的采用在短期内对银行盈利性产生影响。
　　 从资产质量看，战略投资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虽然不显著，但作用方向符合预期，通过新的信贷管理方法的引入、风险制度完善等方面的改进使不良贷款率趋于下降。而财务投资对不良贷款率的下降则难以发挥作用。
　　 从稳定性上看，战略投资对资本充足率的提高起到正向作用，而财务投资对资本充足率上的影响是反向的，可能的原因是财务投资者更关注其资金的收益，倾向于将银行利润以分红方式收回，留存收益相应下降，不利于资本充足率的提高。 　　 从治理结构上看，战略投资对营业外支出率下降的影响虽然不显著，但从系数看反向程度更大。说明战略投资在公司治理方面由于财务投资。可能的原因在于战略投资者股权比例较大，排名靠前，甚至在董事会或管理层占据一定席位，有实力与其他股东形成制衡，发挥其优化股权结构、改善公司治理的作用。
　　 3.基于外资性质区分下的国有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分组观察
　　 基于战略投资者进行商业银行分组时，由于国有商业银行样本数量少，考虑到结果的合理性，剔除该样本。
　　 对于股份制商业银行，战略投资者持股比例增加对其盈利能力、资产质量、资产稳定性均有积极的影响，战略投资者数目在这三个方面均起到消极作用。而财务投资者的引入出现了相反的结果，财务投资者持股比例增加带来消极影响，数目增加更有利。说明股份制商业银行为两类投资者提供了发挥作用的空间，应注重战略投资者持股比例的增加，对于财务投资者可以增加引入数目，限制其持股比例过大，避免效率损失。此外，两类投资者对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均没有显著影响。
　　 对于国有商业银行，财务投资者持股比例增加主要作用表现在资本充足率的增加，财务投资者数目对其效率的提升有正向作用但均不显著。国有商业银行资产规模较大，传统路径依赖性较强，真正战略投资者难以引入，并且国有股占大部分比例，外资话语权弱，先进的风险管控方法和技术难以吸收，外资发挥作用局限性较大。
　　 四、结论及建议
　　 结合外资入股的动机对外资引入效率进行验证，结果显示，从整体上看外资引入对国内商业银行效率的提升起到一定正向作用，但缺乏显著性，与假设1不完全一致;战略投资者对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要优于财务投资者，假设2得到验证;相较于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为两类投资者提供了更大发挥作用的空间，同时，要对两类投资者进行区分，对于战略投资者注重持股比例的增加，对于财务投资者注重数目的增多，假设3得到验证。通过实证分析，可以推断的是外资发挥作用需要借助于内外部诸多的条件，条件的缺失会带来外资引入的失效，条件不具备时以民资替代外资或许是更优的选择。基于此，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稳定较高的持股比例是区分外资性质的重要标准，也是外资发挥作用的基础。很难想象，如果没有长期稳定持有入股银行一定比例的股份的情况下，外资会有足够的意愿和行为，参与到入股银行的经营管理中来。持股的长期化也有利于外资将更多的资源和关注度集中到银行的长远发展能力上。此外，较高的持股比例赋予了外资更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使其有能力做出有利于提升银行管理、技术、公司治理水平的决策。
　　 股份制商业银行产权明晰、结构合理，扩展了外资的作用空间。产权不明晰的情况下，容易产生委托代理问题，银行经营管理目标由代理人控制，偏离股东权益最大化，外资股东的权益不能得到充分保障，其改进商业银行效率的作用更难以发挥。在较为分散、多元的股权结构下，外资易于融入，也拥有较高的话语权，参与银行经营管理程度较高。在此，对战略投资者和财务投资者进行差别化的引入，控制财务投资者的持股比例，以避免商业银行效率的损失。
　　 外资引入失效时以民间资本替代是可行的选择。外资引入的优势在于先进的管理和技术，事实上由于作用条件的不足，外资引入对商业银行效率提升的作用并不显著。民间资本效率磨损成本较低，在资产稳定性和改善公司治理方面也发挥一定作用，同时民间资本引入对股权结构的改善也为外资引入创造了条件。
　　 综合以上结论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完善外资引入规则。引入合格合适的外资是发挥其作用的基础，应按照规范的程序对拟引入的外资机构进行资格审查，甄别战略投资者和财务投资者，依据自身业务发展需要，确定合理的外资选择。完善外资股权定价机制，依据银行资产净值和成长能力确定合理的价格，避免股权贱卖。并建立合理的外资退出机制，避免大额单笔抛售或集中抛售对市场的冲击。二是建立战略合作约束机制。国内商业银行立足自身业务特点，与战略投资者优势互补，实现长远发展目标。这需要相应的制度进行约束或激励，如双方签订具有约束力的战略合作合同，对于可以预见的事项，以合同条款的形式确定双方的责任。为了提升合同的执行力及应对合同的不完备性，可以采用交叉持股、期权的形式，将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结合为利益共同体，从而增加外资股东输出先进经验和技术的主动性，促进中资和外资银行的融合。三是进一步开放民间资本。民间资本入股各类商业银行符合银行业改革的方向，对补充资本、改善公司治理、创新业务品种、提高服务中小企业水平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意义。应在规范管理的前提下，不断探索和拓展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渠道，引导合格的民间资本参与国有商业银行的股权改革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股权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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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编辑：王 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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