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城镇化促进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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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城镇化是否能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值得深入探讨。本文以2014年福建省出台的新型城镇化规划作为自然实验，采集2004～2017年中国28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DID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并对研究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福建省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的有效实施促进福建省经济的增长。文章研究的启示，可以为推动城镇化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城镇化;经济增长;双重差分法
　　 中图分类号：F299.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0年5月8日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城镇化进程的步伐也在不断加大。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国家提出要将城镇化作为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推动力。2014年，国家颁布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明确了城镇化未来的发展任务与目标。福建省随之也相应地出台了《福建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进一步加大力度推动城镇化进程，福建省的城镇化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升。2018年福建省城镇化率高达65.8%，比全国平均水平高6.22个百分点。与此同期，福建省的经济也在高速增长，2018年福建省GDP增长速度为8.3%，比全国平均增速高1.7个百分点，增速位居全国第五。福建省的城镇化与经济在同步发展，那么，福建省的城镇化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联系？城镇化是否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当前，福建省的城镇化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分析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存在几种不同的观点与结论。一种观点认为，城镇化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不明显。Shabu（2010）通过研究发现，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并没有正向的促进作用。黄婷（2014）选取战后城镇化水平快速发展的19个国家建立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分析，得出城镇化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另一种观点则截然相反，认为城镇化对经济增长有积极的促进作用。Bruckner（2011）采用发展中国家样本进行重点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城镇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有非常积极的正向促进作用。喻开志等（2014）认为城镇化与经济增长正相关，城镇化水平越高的地区经济增长越快。康继军等（2015）基于2000～2012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转型有效地推动了城镇化和经济增长，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周慧（2016）采集了2009～2013年中部地区8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回归偏微分法，实证分析了城镇化水平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城镇化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
　　 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应该从时间和空间的异质性来研究城镇化对经济的影响。张彧泽等（2014）建立了状态空间模型，得出城镇化对经济增长传导效应的边际值变化曲线，曲线图表明在不同的阶段，城镇化对经济增长有不同的传导效应。齐红倩等（2015）通过研究发现，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在2005年以后逐渐弱化，特别在经济新常态时期出现了明显减弱。杨浩昌（2016），张莅黎（2019）均认为，城镇化对经济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不同地区的城镇化对经济影响程度不同。
　　 以上研究对城镇化是否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并没有统一的定论，而且运用的分析模型也各有不同。本文采集了2004～2017年中国28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DID模型来评估福建省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期为福建省加快城镇化建设、推动经济发展提供若干政策建议。
　　 二、研究设计
　　 （一）基于双重差分法的模型设定。双重差分法（DID模型）是20世纪80年代在国外经济学界兴起的一种科学评估政策效果的计量方法。双重差分法用于评估政策效果时一般以政策的颁布实施作为自然实验分界时点，把研究样本分为两组，一组是受政策影响的实验组，另一组是始终不受政策影响的对照组，要求这两组样本在政策冲击前具有相同时间变动趋势，通过考察政策冲击后时间变动趋势是否发生改变来判断政策实施的效果。
　　 本文运用DID模型来考察福建省城镇化发展规划对福建省经济增长的影响，以政策颁布实施2014年作为自然实验的分界时点，设置虚拟变量dt来区别政策实施前与政策实施后，dt=0为政策实施前，dt=1为政策实施后。设置虚拟变量du来区别实验组与对照组，du=1为实验组城市，du=0为对照组城市，其中福建省9个地级市为实验样本组，全国其他272个城市为对照样本组。根据以上设置，构建DID模型如下：
　　 其中，下标i代表第i个城市，下标t代表第t年，Z代表影响经济增长的控制变量，ε表示干扰项。被解释变量Y采用人均GDP的对数来度量城市经济增长。在DID模型中将重点考量交乘项的系数β1的值，如果β1的值顯著为正，说明福建省城镇化促进了经济增长，如果β1的值显著为负，说明城镇化政策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效果，β1的值为0或者不显著，说明城镇化政策对经济增长影响不明显。
　　 （二）数据说明和描述性统计。本文对福建省城镇化政策对经济增长水平的影响进行估计，以人均GDP的对数作为主要被解释变量。考虑到其他经济因素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引入影响评估的控制变量如下：产业结构、固定资产投资、外商投资水平、财政支出、居民储蓄水平。产业结构合理化明显可促进经济增长，本文采用第二产业产值与第三产业产值之比来衡量产业结构;资本投入是驱动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其中固定资产投资作为资本投入的代理变量进行控制;外商投资水平对实际利用外资投资数额按各年的中间汇率换算成人民币;政府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本文以财政支出额进行度量;储蓄率影响投资与消费水平，故与经济增长有较高的相关性，本文以居民地区城乡居民储蓄度量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主要变量的计算方法如表1所示。（表1） 　　 本文采用2004～2017年中国28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来评估福建省城镇化发展规划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样本城市的变量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部分缺失数据从相应省份或城市的统计年鉴中采集。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表2）
　　 三、实证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为评估福建城镇化发展规划是否促进经济增长，本文进行以下实证分析和检验工作：（1）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政策对福建9市经济增长的效果;（2）调整对照组的DID检验。
　　 （一）福建9市经济增长的评估。本文运用DID法来评估福建城镇化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别在没有加入控制变量和加入控制变量情况下进行DID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表3中，列（1）是没有加入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β1的值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列（2）～（5）是依次加入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β1的值均显著为正，这说明福建城镇化政策促进了经济加快增长。（表3）
　　 （二）调整对照组的DID检验。我国的东部、中部和西部经济地带的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的差距，福建省位于经济较发达的东部经济地带。为了避免实验组和对照组可能存在异质性，确保估计结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本文以东部经济带的城市作为对照组，进行DID估计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表4）
　　 表4显示，以东部经济带其他城市为对照组，不管是没有加入控制变量的列（1），还是加入了控制变量的列（2）～（5），其β1的值均显著为正，这进一步验证了福建城镇化政策促进了经济的加速增长。
　　 四、结论及启示
　　 本文采用2004～2017年中国28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福建省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颁布的2014年为基准，选取东部经济带的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将福建省9市作为实验组，东部经济带其他城市为对照组，借助DID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并对研究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福建省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的有效实施，促进了福建省经济的增长。
　　 为了加快福建城镇化发展，促进福建经济快速增长，本文提出如下建议：第一，优化产业结构，加快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升级，提升传统产业竞争力;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技术研发水平，促进产业融合发展;大力扶持现代服务业，推动现代服务业的蓬勃发展，增加就业岗位，带动经济的快速增长。第二，创新机制，推进农业移动人口市民化。创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加大城镇户籍、就业、医疗、教育、社会福利、养老等方面制度的改革力度，加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提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权利与待遇，提升其社会认同感，不断推进农业移动人口市民化。第三，优化城镇布局，促进产城融合。优化城镇宏观布局，构建城市群，发展壮大中心城市，增强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带动和辐射能力，积极发展中小城市，有重点地发展特色城镇，构建城市间联动互促、产城融合的空间布局。第四，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进一步协调城乡在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规划。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城乡经济协调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Shabu 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Research and Investment，2010.1（2）.
　　[2]黄婷.论城镇化是否一定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基于19国面板VAR模型的实证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2014（2）.
　　[3]Markus Bruckner.Economic growth，size of the agricultural sector，and urbanization in Africa[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2011.71（1）.
　　[4]喻开志，黄楚蘅，喻继银.城镇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分析[J].财经科学，2014（7）.
　　[5]康继军，吴鹏，傅蕴英.经济转型视角下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互动关系研究[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1（1）.
　　[6]周慧.城镇化、空间溢出与经济增长——基于我国中部地区地级市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J].上海经济研究，2016（2）.
　　[7]张彧泽，胡日东.我国城镇化对经济增长传导效应研究——基于状态空间模型[J].宏观经济研究，2014（5）.
　　[8]齐红倩，席旭文，高群媛.中国城镇化发展水平测度及其经济增长效应的时变特征[J].经济学家，2015（11）.
　　[9]杨浩昌.中國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J].城市问题，2016（1）.
　　[10]张莅黎，赵果庆，吴雪萍.中国城镇化的经济增长与收敛双重效应——基于2000与2010年中国1968个县份空间数据检验[J].中国软科学，2019（1）.
　　[11]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5）.
　　[12]王垚，年猛.高速铁路带动了区域经济发展吗？[J].上海经济研究，2014（2）.
　　[13]刘瑞明，赵仁杰.西部大开发：增长驱动还是政策陷阱——基于PSM-DID方法的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5（6）.
　　[14]杨子晖.政府规模、政府支出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非线性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1（6）.
　　[15]汪伟.储蓄、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相关性研究——基于中国1952-2006年的数据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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