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常态下稳妥推进育幼行业复工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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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幼行业包括0—3岁婴幼儿托育和3—6岁儿童幼教行业。因为服务对象是低龄儿童，无论是对家庭职能的外延性支撑，还是对人力资本早期培养都具有重要意义。新冠疫情暴发后，全国育幼机构全面停止线下服务，疫情期间大多数育幼机构没有营收，又必须支付场地租金和人工成本，使得很多机构面临生存挑战，由此引发就业缩减、机构破产、合同纠纷等问题。当前，我国疫情防控向好态势进一步巩固，进入防控常态化阶段。各行各业有序复工复产，但育幼行业仍严重滞后，不仅对该行业影响巨大，还将造成连锁反应。
一、育幼行业发展背景
（一）市场需求旺盛
从需求侧看，2019年我国0—6岁婴幼儿约1亿人左右，其中0—3岁婴幼儿近5000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48‰。随着城市化进程推进，城市出生人口占比增大带来旺盛的育幼市场需求。未来，对0—3岁幼儿托育消费的需求弹性较大，而3—6岁儿童入园是刚性需求。中投顾问相关预测报告显示，我国城市家庭平均每年在子女教育方面的支出，占家庭总收入的30.1%和总支出的35.1%。我国城镇家庭在婴幼儿抚育上年均投入超过1.2万元，婴幼儿市场规模约1万亿元。这一消费规模仍在快速攀升中，巨大的育幼市场已然形成。育幼行业有着可观的消费需求和发展前景。
（二）服务供给不足
从供给侧看，育幼服务供给总量短缺，“育幼无门”问题日渐突出。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0—3岁育幼服务需求逐渐增加，而公共托育机构发展滞后，普惠性育幼服务供给明显不足。国家卫健委2016年开展的“城市家庭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需求调查”结果显示，城市中超过1/3的0—3岁幼儿家庭表示存在托育需求，其中没有祖辈参与照料的家庭中需求更高，达到43.1%。目前，据统计，实际进入各类托育机构的婴幼儿比例仅为4.1%。从世界范围来看，目前不同国家幼儿入托率差别较大，一般国家都提供普惠性托育支持政策。在OECD国家中，大约1/4的0—3岁婴幼儿接受育幼服务，丹麦、冰岛等国这一比例则超过了1/2。
（三）供需结构失衡
当前，我国育幼服务供给结构失衡，普惠性育幼服务刚刚起步，婴幼儿照护服务严重不足。在现有育幼机构中，公办机构数量较少，以教育机构中幼儿园及其开设的婴班、早教亲子班，和医疗机构设立的早教基地为主。而社会办机构所提供的服务主要以婴幼儿早期教育培训为主，照料保健服务几近空白。目前，育幼市场普遍存在“想要的照料服务难找到，不想要的早教服务推不开”问题，不仅无法缓解家庭的婴幼儿照料负担，反而增加了家庭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
二、新冠疫情对托育幼教行业的影响
（一）机构营收损失惨重
新冠疫情对育幼机构造成的直接损失巨大。以单体托育疫情期间成本和损失为例，平均面积400㎡的托育园所需要支付房租及物业成本约为6万元/月;基本配置在10人以上的师资成本大约9万元/月，即单体园所的固定成本支出基本在15万元/月以上。因疫情期间不能提供服务，若退款以每人5000元/月计算，招生数约为40人的托育园所单月退费就大约为20万元。疫情期间直接影响3个月，疫情后影响招生3个月，一家托育园亏损超一百万元。育幼机构头部企业“美吉姆”4月中旬发布一季度业绩预告称，受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公司一季度预亏450万元—650万元。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的调查显示，29%的机构表示疫情导致机构经营面临严重困难，可能倒闭;36.6%的机构表示“影响很大”，导致经营暂时停顿;25.4%的机构表示“影响较大”，导致经营出现部分困难，处于勉强维持状况。47%的机构预计2020年上半年的营收比上年同期将减少50%以上，29%的机构预计将减少30%—50%，19%的机构预计减少10%—30%，3%的机构预计减少10%以内，只有2%的机构预计与上年同期持平或增长。
（二）恢复发展难度陡增
伴随疫情防控常态化，育幼机构复工之后，疫情防控仍然是重要任务，同时会增大育幼机构对卫生的投入，刚性支出比疫情之前会增多。0—6岁儿童处于生长发育期，抵抗力差，家长们出于安全的考虑，可能会将孩子留在家里，这样就增大了育幼机构获得新客户的难度。上海交大行业研究院的数据显示，按5分为最高分，1分为最低分划线，教育机构/企业压力感最大的是员工安全3.8分和获取新的订单3.8分，其次是现金流3.4分、支付员工工资3.35分、交付能力2.75分、还贷2.6分、违约金2.4分和物流运输2.4分。
随着时间的推移，育幼机构将会遭遇资金链断裂，可能引发倒闭潮。调查显示，79%的受访机构账上资金仅能维持3个月以内，8%的机构甚至只能支持半个月以内。有13%的机构能够支持3—6个月，只有7%的机构能够支持6个月以上。为了应对资金短缺问题，不同类型的机构首选策略最多的皆为“贷款”“减员降薪”在三类机构中都排在前三位，而第四位都是“停产歇业”。“企查查”数据显示，2020年第一季度，早教类企业一共新增192家，吊销注销220家，整体为负增长。其中，1月新增96家，注销吊销111家。相比去年，早教类企业新增量同比降低86.9%。疫情擴散的2月，早教类企业新增18家，注销吊销40家。
（三）普惠服务难以为继
育幼行业在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2019年5月，国务院颁布《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鼓励社会力量举办托育机构的同时，也对托育行业本身的普惠性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行业政策出台至今只有1年多的时间，行业整体处于爬坡期，加之托育行业本身的利润率极低，在疫情的影响下，可能绝大多数企业都处于亏损状态。
育幼行业市场整合提前发生。整合发生在市场空间和人才结构两个方面。对于目前现金流相对充足、抗风险能力较强的机构而言，目前吸收部分原有的需求，在疫情结束之后取得更多市场优势。与此同时，育幼行业对于人员的要求相对较高，专科或者高中以上基本是标准配置，而目前的专业院校只有极少数开设了托育相关专业，因此市场机构的老师几乎都是由机构自己培养。目前，优势企业已经提前向优质人才伸出橄榄枝，为回归常态化后的扩张积蓄资源。在市场需求旺盛的情况下，2020年下半年育幼行业的竞争会逐渐进入白热化，由此推动精细化和专业化的头部品牌浮出水面，也可能造成行业内寡头垄断的现象，从而使惠民为主的育幼行业不再“惠民”。 三、育幼行业发展受阻的连锁反应
（一）回归家庭抚育，影响全面复工复产
随着全国范围内的复工复产，育幼机构如不能及时复工，0—6岁婴幼儿必须有家庭成员在家照看，无法回到工作岗位，继而影响复工复产进度。尽管北京市等推出了“每户家庭可有一名职工在家看护未成年子女，期间的工资待遇由职工所属企业按出勤照发”的政策，但无法避免人力资源的错配。一方面不利于解放劳动力外出工作，在家办公也会因工作家庭两头兼顾而降低效率;另一方面服务质量也难以达到专业化上门人员的水平。
（二）朝阳产业受阻，影响就业和新增长点培育
我国的托育行业本就处于从无到有的阶段，如果因为疫情导致托育机构大面积倒闭，形成社会大众对托育机构的负面印象，将会重创刚刚兴起的托育行业。事实上，育幼行业能吸纳大量劳动力就业，如果不能保障育幼行业发展，导致机构裁员或者倒闭，也不利于保就业和保市场主体，甚至影响到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培育。
（三）挤兑维权出现，影响社会稳定
育幼机构多采取预付费制，线下教育培训被叫停，直接的结果可能引发群体退费索赔，这对许多机构来说可谓“雪上加霜”。许多机构面临资金短缺问题，容易与学员或其家长产生各种退费纠纷，由此也会带来各种投诉问题。少儿体育培训机构“趣动旅程”因资金链断裂在3月16日主动宣布破产，剩余课时价值超3000万元。此外，机构为应对困难，缓解成本压力而采取减员措施，也会导致劳务纠纷频发。
四、相关政策建议
（一）稳妥推进有序复工复课
一是抓紧出台育幼行业科学分类、切合实际的复工复产防疫指南，指导各地合理确定复工复产条件。二是推动育幼机构差别化复工。由于育幼机构不同于学校，尤其不少机构采取“一对一”或小班教学等方式，人员聚集程度远远低于学校，可按照人员聚集程度差别化复工。三是落实防疫主体责任制度。育幼机构将承担“复工”期间的疫情防控主体责任;要求机构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建立健全疫情防控工作责任制和管理制度，配备必要的防護物品、设施，确保教职员工和学员的安全。
（二）建立长短期政策支持
一是将育幼行业纳入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困难行业，享受困难行业财税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优惠、延期缴纳税款、缓缴社会保险费等帮扶措施。二是通过长期稳定的政策体系支持行业发展。出台一揽子支持政策，鼓励各类主体参与，支持行业品牌建设和龙头企业发展，加快人才储备和要素聚集，推动房租补贴、职业技能补贴等行业补贴政策落地。
（三）拓宽行业融资支持力度
一是加大普惠金融支持。降低育幼机构贷款门槛，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实施贷款财政贴息、加强担保贷款支持等方面提供帮助。二是推动政策性金融扶持。对民生需求旺盛的“一老一小”服务行业，建立政策性金融服务包，选取若干需求集中地区试点从设施建设到项目运营打包支持模式。三是拓宽融资平台。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先行先试，政府推动建立产业引导基金，扶持发展具备一定基础的优质企业。政府搭台为企业牵线，多方利用创业投资基金、天使投资及资本市场融资等多种渠道，引导社会资本支持育幼行业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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