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逻辑下管控方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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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资本主义的逻辑就是无休止地赚取剩余价值。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也为了更好适应国家和市场的变化，资本主义对劳动者的管控方式也在相应的发生变化。在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对标准化生产的追求使得资本家希望抹杀掉劳动者的非生产属性，主要通过技术的应用对劳动者进行专制式控制;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由于国家的干预，资本家开始利用劳动者的不同身份在意识形态上对劳动者进行霸权式控制;随着服务产业的兴起，面对不同于制造业的个性化生产，资本家将控制的对象深入到劳动者的情感，并积极构建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主体性，以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
关键词：资本主义逻辑;专制;霸权;主体性;情感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20）10-0028-05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一卷中指出，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求是人格化的资本的特性，是一种无止尽的追求价值增殖的过程，这就是资本主义的逻辑。劳动力只有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才能成为普遍化的商品，这是因为他们一方面挣脱了诸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的人身依附关系，成为一个自由人，但另一方面，他们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外，没有任何可以出售的商品，也就是自由的一无所有。
资本家雇佣工人为其生产可出售的商品，并按照维持劳动力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付给他们工资，“但是劳动力一天的维持费和劳动力一天的耗费，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量……也就是说，劳动力的耗费和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的价值增殖，是两个不同的量。”由于价值是由一般劳动时间决定的，所以劳动时间的长短就决定了资本家是否能获得剩余价值，以及能获得多少剩余价值，并且追求价值增殖是资本家的本性，价值增殖又只能在劳动过程中产生，因此，对劳动过程的分析就成为了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起点。
马克思为资本主义的灭亡和共产主义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是从工业革命的开始直到如今，资本主义尽管遭遇了一些挫折（如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福利体系的崩溃等），但资本主义从来没有停止扩张的脚步，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比起对资本的拒斥，大多数国家对于巨头企业采取了拥抱的态度，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或是社会主义国家，都存在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那么如何来解释这一现象？本文将梳理自马克思以后劳动过程研究的发展，以对资本主义的不断扩张从劳动过程的视角进行一定的解释。
一、專制视角下对工人的控制
（一）剥夺工人的劳动技术或知识
布雷弗曼的《劳动与垄断资本》在马克思的研究框架下对资本主义管理方式的变化进行了讨论。在他作为工人的年代，他看到了工人因为还拥有生产技术而对生产过程拥有一定的自主性。在这种情形下，工人的劳动还保有着“概念”和“执行”的统一性，资本家虽然占有生产资料，但是对具体的劳动过程还不足以达到完全的控制。从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发展时，资本的管理方式就发生了变化。当生产分工在现代工业不断发展，整个生产过程不仅被割裂，而且是分配给了不同的工人，这里不仅是分解了劳动过程，而且还产生了局部工人…… （布雷弗曼，1979）。资本家在打破作为由工人控制的一种过程的工艺时，又重新把它组成由他自己控制的一种过程，这不仅在生产效率上有好处，在管理控制上也有好处。
以泰勒为首的科学管理的出现则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分工，科学管理的三条原则：一是使劳动过程和工人的技术分离开来，让管理部门掌握技术;二是让概念和执行相分离，把一切可能有的脑力劳动从车间转移出来;三是利用对知识的垄断来控制劳动过程的每一个步骤及其执行方式（布雷弗曼，1979）。科学管理的原则虽然在一开始遭到了工人们的反抗，但随着生产线的全面普及，工人也就失去了选择的权利。从科学管理的原则中可以看出，所有的核心都是围绕着概念和执行的分离，也就是让普通的工人不再拥有知识和技术，生产过程中的每一步都趋向于简单化、去技术化，让工人们没有任何了解和控制劳动过程的能力，于是工人们的劳动又进一步下降到了从属的地位，劳动本来是生产过程的主观因素，现在成为管理部门所指挥的生产过程的一种客观因素。当劳动变得越来越附属化、简单化，这就在实质上成为马克思所说的抽象劳动，是不再有特殊的劳动内容的具体劳动（布雷弗曼，1979） 。
（二）技术发展与管控方式的多样化
与布雷弗曼讨论技术在劳动者那里被剥夺的视角不同的是，一些学者更关注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和发展所带来的管控方式的多样性。
爱德华兹首先把劳动场所看作是具有劳资冲突的领域，为了让生产过程不断延续下去，资本家必须对劳动过程进行控制。爱德华兹将资本主义的控制系统分为简单控制、技术控制和科层控制，每个系统对应美国资本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简单控制是19世纪的主要控制方式，现在也依然存在于小公司中。由于生产规模较小，资本家不仅掌握生产资料，还有能力直接管理生产过程，这就体现为雇佣者直接对工人实施管理，或雇佣管理者去进行管理。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资本主义也从竞争资本主义转向垄断资本主义，主要体现在企业的两级分化：一类是市场能力强、规模巨大、处于经济核心的少数“核心公司”;另一类是处于经济的边缘、数量众多的中小型公司。小公司在大公司的支配或阴影下生存，仍然采取简单控制的方式 （Edwards，1979）。
当巨头公司崛起以后，工人们也聚集在同一生产场所，冲突就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简单控制方式就失败了。在这种情况下，有许多改革方案生发出来，如福利资本主义、科学管理、建立公司工会等等，但无一例外走向了失败，只有技术控制成功的保留下来并得到广泛的应用。技术控制包括：“机械设定和计划工作流程，致力于把劳动力转化为劳动的问题最小化。”技术控制最早起源于19世纪的纺织业，包括但不限于流水线，表现为连续的工作过程。与简单控制的“个人关系网”不同，技术控制减少了监督者出现的次数，试图调和劳资矛盾，转移矛盾的焦点，甚至试图隐藏老板的存在。 科层控制作为技术控制的补充，是在二战普遍建立的。它包括制度化的职位层级、工作规范、职位描述等等，强调工作系关和雇员的个人特征，而非简单的工作技能。工作任务的界定和指挥、工人绩效的评估、报酬的分配以及惩罚的采用等，都依赖于既已建立的规则和程序。资本家希望通过他们的权力去建立规则和程序来维持对企业运作的全面控制（Edwards， 1979）。科层控制的主要目的是让工人认同公司的目标，按照规章制度进行自我管理，激励工人们按照规则制度行事，希望在意识形态上对工人进行更深入的控制。科层控制将减弱工人的集体行动力量，将矛盾变成个人层面，减少对雇主的挑战（游正林， 2006）。
以上学者都是沿着马克思对劳动过程的讨论，以一种强迫的、专制的视角去看待劳动过程中的管理，事实上，在这个阶段资本主义也并不需要劳动者的非生产属性，面对标准化的工业生产模式，将工人的身体整合进生产过程，让每一个生产岗位上都对应着一个“局部工人（马克思，2005）”就是资本家的主要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工人是以抽象的整体出现在各位学者的讨论中，看不到活生生的个体是如何思考和行动的。但当国家干预对资本主义的生产进行干预时，资本家为了要留住工人，就需要在生产过程中征得工人的“同意”。
二、霸权体制下对工人的控制
（一）“同意”是制造出来的
布若威在1974年进入到联合公司的机械工厂进行民族志研究，他在田野中发现了一个“反常”的现象：那就是工人们都是积极投身于工作中，包括他自己。从这里开始，对于劳动过程的问题不能只考虑强迫，而是要发掘这种“同意”的机制是什么。
制造“同意”的三种解释机制。一是赶工游戏。通过“赶工游戏”，工人们的生产活动被组织起来，只要参与其中，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发生着作用。大家在日常的交谈都是围绕赶工进行的，在人们积极的参与赶工游戏的同时，也加强了对于规则的认可。人们参与赶工，并不仅仅是为了经济利益，而是获得对生产现象的控制感，树立自己的权威，这场游戏成功分散了冲突，并把纵向冲突转化为横向冲突。二是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兴起。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资本普遍聚集，多为大型企业，因此企业内部不仅能够建立起内部劳动力市场，基于成本的考虑，也都会倾向于建立内部劳动力市场，这样可以增加公司结构的稳定性，减少培训成本等等。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建立，一方面稳定了劳动力来源，另一方面化解了工人作为整体的力量，通过在内部的流动，“化解了工人与管理基层在生产环节上的一些紧张，而在工人之間制造出新的紧张关系。三是建立内部国家。内部国家指的是一组制度，它组织转换或者镇压企业层次上生产关系以及生产之中的斗争（童根兴，2005）。在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中，国家开始与工人团体建立和谐的关系，它支持工人工会，建立积极的协商制度，工人与资本家的冲突被转化为工会和企业的协商，国家通过这样的制度建设，将工人建构成工业社会的公民，让他们认同制度性调节机制，通过集体协商，在一些边际性的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但不涉及核心。内部国家因其相对自主性，使得工人群体更加认可其合法性，在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工人被卷入了统一的生产过程，并将冲突通过集体协商机制化解。在这种状况下，资本家不仅完成了剩余价值的赚取，更是对其进行了掩盖。
（二）对主体性的扩展研究
1.女性主义视角。李静君在《性别与南中国奇迹》一书中考察了同属于一个公司的两所工厂所呈现出来的截然不同的管理方式。李静君认为，必须看到性别不仅是一种外在的文化，而是作为一种可利用的意识形态被纳入到生产中。香港工厂的一线工人大多数是已婚的妇女，她们首先被定位为要对家庭负责任的女性，这也就约束着她们的工作性质和时间，工厂里对她们的管理就必须迎合她们的已婚身份，从而形成一种家庭主义的霸权体制。深圳工厂的一线工人大多数是未婚的“打工妹”，她们虽然不依赖原生家庭，但却必须依赖父权制下的地方网络关系，也就是把她们带出来打工的男性们，管理者将她们置于最弱势和无能的地位，并认为她们的最终目标是嫁人而不是工作晋升，打工妹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也表明了她们认为在工厂里培养的勤劳、忍耐等品质都是婚后必须具备的良好品德，因此深圳工厂对她们的管理是地方专制主义（Lee，1998）。
何明洁在对一家大的餐饮企业的参与观察中也认识到性别在劳动组织中的建构作用。这家餐饮企业在雇佣和管理前台部门和后台部门的女性时也呈现了不同的生产政体。在前台部门倾向于雇佣未婚的年轻女性，对她们进行的是鼓励性和说教式的霸权管理体制。在后台部门，管理者倾向于雇佣已婚的女性，对她们进行是简单直接的专制管理体制。对女性年龄的关注和主动划分，不仅是已婚和未婚的打工者在劳动力再生产方面的真实区别，也造成了女性主体的拆裂使用，但却受到了资方的欢迎和使用。通过年龄来构建不同的生产政体，保证了劳动过程的持续和剩余价值的赚取（何明洁， 2005）。
由此可见，就如李静君所认为的，阶级和性别是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对于生产政体的研究应该用“性别的生产政体”来替代，工作现场是性别建构、生产与再生产的场所，管理者和工人都诉诸于性别来施加控制或施行反抗，并将之合法化（Lee，1998）。
2.公民权的影响。托马斯对美国西南部生菜收割工业的研究同时关注了性别和公民地位这两个维度。托马斯比较了两个不同的生菜收割公司，一个公司使用人力，另一个公司则使用机器，那么为什么机器收割没有完全替代人力收割的劳动组织形式呢？原因就在于在机器收割公司，雇主不仅雇佣了合法工人，也雇佣了一批技术水平高的非法移民工人，他们因为处于不同的政治地位而在具体的劳动过程中产生了“竞争”，非法移民尽管拥有高水平的收割技术，但是他们的身份限制了他们的议价能力，并且因此而受到雇佣者的控制。人力收割公司则通过雇佣女性来维持劳动力的稳定。一方面， 生菜收割工业低技术、季节性的生产，使得女性仍可履行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从而对她们产生了吸引力;另一方面，女性是低收入、低地位的被雇佣群体，而且少有流动，从而保证了公司以低工资获取稳定而充足的劳动力。就这样，劳动力以特定的方式使用不仅满足了管理者的意图，而且再生产了劳动力队伍的分割以及公民地位和性别的认同（闻翔、周潇，2007）。 3.关系的作用。在对中国建筑业工人的研究中，沈原和周潇等人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关系霸权。关系是农民工流动的重要因素，也是他们得以在城市生产和生活的一个重要的资源。随着中国城市建设的兴起，大量的农民工聚集在建筑行业，工人们在建筑工地没有任何谈判的能力，在这种条件下，工人们对劳动过程展现了“认同”，表现在他们认可加班的必要性，认为自己的利益和包工头、老板的利益是一致的等等。这一方面是由于建筑行业自身的特点，另一方面则源于建筑工人们在劳动过程中将先赋关系带入了生产关系和生产时的关系，这种关系霸权通过三种机制运作：一是生产忠诚，二是拿捏分寸，三是实施软约束，直接后果就是既制造了共识，又约束了不满，保证了生产的秩序。不过“关系霸权”也具有脆弱性，特别是面对工资问题或工伤问题时，关系就会破裂（ 周潇，2007; 马洪君，2011）。蔡禾与贾文娟（2009）在对建筑业工人的研究中对“关系霸权”的概念提出了一定的质疑，他们认为必须将关系网络置于雇佣关系下进行考虑，也就是要看到包工头拥有的权力，工人们愿意接受“关系霸权”不仅在于生产忠诚、约束不满等机制，而是希望在不稳定的劳动力市场中获得一种长期的雇佣关系，这种长期雇佣机会是包工头在雇佣关系中所拥有的权力。
在国家干预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家对工人的控制就从专制转向了霸权，而霸权得以实现的可能性就是基于对工人们的各种身份进行利用，如阶级、性别、种族、公民權、关系等等，资本家将工人们的非生产属性在具体的劳动过程中组织起来，力图制造出“同意”以确保生产过程的稳定和剩余价值的赚取。
三、情感劳动的兴起
情感社会学的兴起重新找回了对人的情感的关注，而服务业的兴起又将情感纳入了劳动过程的具体分析中。情感劳动是由是由美国社会学家阿莉·R·霍赫希尔德在其1983 年出版的《被管理的心： 人类情感的商品化》一书中提出的。她通过对空姐和收账员这两个职业的考察，发现了情感劳动的共同点：一是他们都需要与公众进行面对面的、或声音对声音的直接交流;二是他们都需要工作人员对别人产生一种情绪——比如感激或害怕;三是他们都允许雇佣者通过培训或监督以对受雇者实施一定程度的情感管理（Hochschild，2003）。
霍赫希尔德提出情感劳动的概念，进一步扩展了马克思关于劳动的定义，马克思指出“劳动力或劳动能力，是一个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马克思，2005）。”情感劳动则指在劳动过程中要求劳动者不仅要付出体力和脑力，更要付出情感。情感本来是属于私人化的领域，是人们在共同体中得以沟通和互助的一个重要手段，但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中，情感本身也被纳入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将它从私人化的生活中抽离出来，变成一种有价值的商品。与马克思对商品价值的定义不同，劳动时间在这里不是衡量商品价值的标准，情感的投入以及其呈现给服务对象的真实性程度决定了商品价值的高低，或者说是决定了商品价格的高低。
霍赫希尔德进一步提出女性因为长期处于弱势地位，拥有的资源相对匮乏，就越容易采取情感整饰的策略去取悦男性，或者更容易被纳入情感劳动的剥削中。
（一）情感劳动的性别机制
詹妮弗·皮尔斯通过对律师事务所的田野研究，也发现了性别在情感劳动中的分化。首先，在培训律师时，就要求他们具备激进的、恐吓性的情感倾向，表现出一种暴力的男性倾向，以便更好地去为客户争取利益，这就使得男性在律师行业具有比女性更优越的条件。当然，有策略的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友好也是必要的，特别是在争取陪审团同情的时候。这些特质在女性律师身上也表现出了明显的性别分化，有些女性律师选择男性化的气质，有些会选择友好的情绪。其次，律师助理作为律师行业的一个重要职位，多数被女性所担任。在她们的工作中延续霍赫希尔德所指出的女性更多的采用情感整饰的策略，因为她们的工作并不如律师那么拥有权力和资源，所以她们在工作中除了完成工作任务以外，要不断迎合律师的心理，赞美他们的工作策略等等。情感劳动中的性别分化，作为生产性别不平等的机制被不断的运用（Pierce，1995）。苏熠慧、倪安妮（2016）在对育婴家政工的研究中发现，育婴家政工情感劳动的性别化机制包括两个部分。一方面家政公司通过培训将她们劳动者的身份替换为以母亲角色和家庭关系为核心的性别身份，另一方面通过替换她们有关“母亲”的知识重构她们的性别身份知识。家政公司通过将育婴家政工培训为一位有科学育儿经验的母亲，以获得更好的市场回报。
（二）对劳动者“主体性”缺失的批评
霍赫希尔德提出情感劳动的概念是为了表达现代社会中人们因为“整饰情感”而加剧了异化的程度，马克思的异化是指劳动者异化于他们生产的产品，情感劳动则指劳动者异化于自己的情感，而且随着后工业时代的来临，越来越多的工作需要投入情感劳动，异化的程度和范围将进一步加深，但是霍赫希尔德较少讨论劳动者的反抗。
苏熠慧（2011）在对家政工的讨论中将家政工定位为情感劳动，主要体现在他们在工作中要面对面的与人交流，并且在付出劳动力的同时更要付出情感——“爱”。雇主对于家政工会有不同的需求，而家政工由于其工作特性，使得雇主的需求总是与自己作为个体的人的需求相对立，如作息时间的安排、不满情绪的压抑、劳动过程与私人生活的冲突等等。面对雇主的全景式监视，家政工也会对其进行反抗，如离职或利用孩子的情感依赖来争取自己的权力以及从全职工转为小时工等等，她们作为活生生的个体，不会完全屈服于“情感商品化”对她们的侵害，宁愿少挣一些钱，也要追求一定的自主性。李晓菁、刘爱玉（2017）对国内空姐的情感劳动过程研究中也指出了劳动者的反抗，分为个体式灵活反抗和群体式互助反抗。
无论情感劳动是否加剧了劳动者的异化程度，情感被资本主义纳入生产过程是一个确定无疑的事实，性别作为一个作用机制仍然有着很强的解释力。 四、结论
马克思指出：“人的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存在。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可见，劳动过程的实现是需要身体和意志的共同努力。资本家对工人的控制也相应的从身体深入到意志，又扩展到情感。
在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可以看到学者们的研究主要是针对资本家如何把劳动者的身体整合进生产过程，并不关心他们是否愿意这样做，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榨取，主要是通过对他们身体的控制来实现的，比如延长劳动时间，科学化劳动过程等等，这是一种基于身体的专制控制。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国家建立了一系列保护工人的福利政策，生产的稳定需要工人们的“同意”，资本家们开始认识到“意志”的重要性，开始利用工人们的不同身份属性，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让工人们自愿地甚至是积极地投入到生产过程中。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范围的不断扩大，服务产业开始成为现代社会的主导产业，一些私领域的劳动也被整合进市场的生产和销售。由于服务行业与制造业的生产特征有着巨大的差别，情感劳动就成为這一阶段的主要劳动方式，资本家通过对劳动者进行培训、教化等方式，积极建构劳动者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以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的管控方式随着技术发展、国家干预以及企业性质的变化而变化，但其剥削的本质是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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