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模式的经验与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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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炜
内容提要：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发展道路和东亚其他地区一样有着很多共同的特征，被称为东亚模式。本文首先分析这种带来东亚经济奇迹的发展模式如何引领日本取得上个世纪战后的经济奇迹，进而分析这种模式和日本经济的长期衰退有着怎样复杂的联系。最后对比了中国当前的经济深层次矛盾和日本某些方面的共同点。分析的目的是对我国当前经济结构问题的成固有更深刻的认识，从而探索出能治本并可长期持续的改革之路。
关键词：东亚模式；日本经济；发展型国家
中图分类号：F13．313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1003-4161（2012）06-0005-04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成为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这种被称为东亚模式的经济发展战略之所以会形成要追溯到二战之后，并且和日本的发展模式有极大的关系。日本在历史上对东亚地区的殖民统治形成了日本和这个地区其他国家之间复杂的关系，一方面形成民族感情的对立；另一方面也形成日本对这一地区经济的渗透和彼此深厚的经贸关系。二战后日本在美国的军事保护下确定了日本特色的经济发展战略，并创造了日本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经济奇迹，日本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GDP超过前苏联，仅次于美国，达到世界第二；人均国民所得1987年首次超过美国，2000年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卢森堡。日本经济的成功在东亚地区形成强烈的示范效应。因此亚洲四小龙，东盟，包括中国的改革开放战略都有很深的日本经济模式的影子，由此经济学家才提出东亚模式这一概念。
东亚模式即发展型国家模式，是指与成熟的发达国家相比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相对滞后的国家和地区。日本的明治维新始于十九世纪中叶，比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工业革命落后一个世纪多。因为工业化时间的相对滞后，这些国家和地区不可能像欧美国家一样遵循市场经济的自我演进路径，即由企业自主决策的资本的积累和集中，并形成产业结构的逐步升级，政府会通过干预金融等手段促使资本的集中，促成主导产业的快速发展。
一、东亚模式发展道路给日本带来的经济奇迹
日本在二战中坛坛罐罐被打破，一切只有从零开始，从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开始，在产业结构上彻底的更新。从需求一方来说，战后世界范围的民主运动高涨，世界无产者的地位大为提高，生活改善，购买力增强；新技术带来消费革命，市场扩大，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使其获得相当大的发展空间。1956-1973年是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期，经济增长率平均达到10．1％，1974-1991年为日本经济的稳定增长期，经济增长率平均为4．1％，1992-2002年为零增长期。
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具体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1）处于良好的国际环境中，IMF在固定汇率方面确保日元稳定在低价位，有利于日本的出口竞争力。日本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大量原材料和能源等在当时的国际价格是极其低廉的；（2）设备投资大，储蓄率高。1955-1970年日本的民间设备投资平均增长率17％，规模和速度超过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后发国家经济腾飞的共同特点；（3）技术革新快，劳动力素质高。日本高中和大学入学率超过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公民具备契约观念，比较诚信和守信；（4）政府主导下，形成金融业和企业间深刻的渗透，几大企业集团皆是纵向型紧密的母子关系，例如三井，三菱，住友，芙蓉，三和等，而企业间是松散的合作关系，但竞争激烈。集团内部以大厂家为骨干、纵向的生产加工系列，总公司分公司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充分进行集团内采购。
二、东亚模式发展道路使日本付出的代价
日本经济作为战后世界经济的奇迹带给我们很多经验和思考。从二十世纪六十到九十年代开始，以日本为龙头的雁型模式带动了东亚其他国家产业结构不断的升级换代，实现了该地区经济持续的高速发展，创造了所谓的东亚奇迹。但1990年后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发展速度趋缓，历届政府改革均不奏效，首相频繁更迭反映出其经济体内部复杂深刻的矛盾积重难返；日本在东亚地区技术输出等方面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这说明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它在为国家打造出主导产业的实力的同时也埋下了政府过深涉足经济的多方面隐患。
（一）泡沫经济的积累及最终的崩溃
发展型国家工业化的滞后性特点决定了其经济发展的赶超性，一般政府对GDP极为关注。房地产行业的产业关联度高，带动的需求面广，房产兼有消费品和资本品的双重性质，价格波动大，最容易成为逐利性资本聚集的领域。在经济飞速发展的过程中，日本的房地产泡沫在不断地积累，政府错误地认为房地产价格的升高会增加全民的财富水平。1990年，仅东京的地价就相当于美国全国的土地价格，制造了世界上空前的房地产泡沫。但泡沫的积累引发公众的不良预期，也诱发投机性资本的恶意破坏行为。1991-2003年，日本地价连续12年下跌，全国平均地价水平只有历史最高点的52．4％，1990年4月，日本股市开始崩盘，总市值从1989年末630．1万亿日元的最高点跌至2003年4月的236．1万亿日元，缩水规模62．5％。
贤料来源：日本内阁府《国民经济计算年报》。
图1以1983年为基期，四个指数指标值均为100。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地价水平以1991年作为转折点之后急剧下滑。至2003年房地产连续14年下跌，整个国家的财富缩水近50％。伴随着地价在1991年的转折，GDP也由快速增长转为几近零增长的态势，从此日本经济被人们称为衰退的十年或衰退的二十年。
1989年底，日本股市达到了历史巅峰，日经指数冲到了38915点，大批的股指沽空期权终于开始发威。大量美国投资银行纷纷加入卖空。到2003年4月最低跌至7607点，累计跌幅高达63．24％，创造了日本股市历史上最大的下跌幅度。
（二）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影响后续的产业升级，高新经济转型滞后 产业升级的实质性内容是通过竞争，有能力的企业在一轮轮淘汰中完成产业升级。政府不应为了保GDP，保就业用各种优惠政策去干预去补贴。1990年后日本造就了一批僵尸企业，对其整体的经济健康形成巨大威胁。对于当时已脱离了二元经济结构的日本社会，廉价劳动力的持续供应已不可能，工资的上涨不可避免，富余的劳动力没有，而企业船大难掉头面对变化了的局面无所适从。
日本制造创造了日本奇迹；日本制造也束缚了日本经济。日本政府对制造业对外转移会造成日本产业空心化的担忧使得日本长期抱守制造业优势，迎接新技术新经济的灵敏度大大滞后于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在金融创新、生物工程、新能源技术、空间技术、网络技术等很多领域日本明显落后于美国和欧盟国家。以1T产业为例：日本直到2000年才提出IT国家战略，比美国滞后四年，究其原因也和东亚模式有着复杂的关系。泡沫经济对资源配置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经营性资源过度向证券业和不动产业投机性倾斜，造成资源配置的效率低下，影响了经济结构调整和科学技术升级对资金的吸引力；另一方面政府主导的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体制属于追赶型非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束缚民间活力，弱化民间的能力。而知识经济所需要的是创新性灵魂、灵活的风险投资基金金融体制，对资本的需求量不一定很大，只有一个中小企业群体壮大，同时生命力较强的经济才会在知识经济时代呈现出良好的前景。日本由于缺少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金融改革滞后、金融创新缺乏在知识经济时代愈发显得窘境重重。
（三）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给经济带来不安全性
日本二战后确立贸易立国的战略毫无疑问是极为成功的，日本大量的天然良港，国内资源和市场的匮乏为出口导向型东亚模式提供足够的动力支撑，出口依存度将近20％。但这种发展模式也使日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二战后日本在美国的主导下重建，以至于外交、经济等政策没有完全的自主权。二战后日元汇率是1美元=360日元，之后20年间日本对外虽有贸易摩擦，但汇率基本保持不变。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日元汇率以1美元兑换360日元为基点升值到2007年12月31日的1美元兑换111．75日元，其中在1995年日元汇率曾达到1美元兑换80日元的水平。美国为削弱日本的出口竞争力频频逼迫日元升值，广场协议是典型事例，这是九十年代后日本经济长期衰退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宏观经济政策捉襟见肘
在泡沫经济崩溃的同时，日本的宏观经济政策也陷入困境，日本的财政濒临崩溃边缘。为挽救经济的衰退日本央行连续13次下调官方贴现率，1991年7月至2001年9月，将官方贴现率一直降至0．1％，进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超零利率时代。在降息无效的情况下，唯一的金融政策调节手段只有放宽货币供应量，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对短期利率不再发生影响，充分表明日本的货币政策陷入了政策无效性的流动性陷阱。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日元贬值也无济于事，日本的国际竞争力从1992年的第一位降至2001年的第26位。上世纪九十年代泡沫经济崩溃以来，日本政府的经济景气对策累计动用资金130多万亿日元，财政支出不断扩大，赤字扩大，政府债台高筑，使得财政政策也面临困境。
泡沫经济的崩溃给宏观调控带来极大的难题，泡沫的积累往往伴随着通货膨胀的积累，为挽救经济衰退央行不得不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而这又会使得物价形势更加严峻。由于私人投资者无法建立起对经济前景的乐观预期，超低的利率也无法带动投资的增加，出现流动性陷阱。
（五）金融改革滞后，金融创新活力不足
日本政府战后为打造本国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运用行政力量干预金融业的资金投向，金融业在为日本汽车制造、电子产品生产等领域积聚投资资本，支撑日本经济腾飞的同时也为自己埋下了诸多不良资产。同时金融业由于没有完整的决策自主权也缺失创新能力，和美国如雨后春笋般的金融创新相比，日本的金融业效率低下，市场竞争力严重不足。日本全国200家银行，而美国的总数为1800家。
现代意义国家的特征是金融主导的经济体，金融引导资源的配置；左右大宗商品的价格和通货膨胀；发达国家以此为手段在全球范围内转嫁国内危机、赚取投机利润已经是典型的现象。而这一切有赖于灵活的金融体制和金融创新，而日本经济在这一关键领域的竞争中很显然滞后于其他发达国家。日本制造创造了日本奇迹，同时也捆绑了日本的产业结构向更高层次的现代服务型经济的转型。
（六）灾后重建困难重重
日本90年代初陷入衰退后经济长期低迷，经济学界对于日本失去的十年或失去的二十年的说法耳熟能详。2008年开始有所好转的日本经济遭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外部打击，2010年经济增长率好不容易恢复至4％又受到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的伤害。时至日本地震海啸灾害一周年有余，日本的灾后重建状况如何呢？当今日本灾区基本生活设施虽已恢复，但距离经济的复苏还遥遥无期。沿海一带垃圾的清理尚没有基本完成，企业由于拿不到政府的救济款，生产无法恢复，水产业基本停滞，其他制造业也逐渐出现迁入其他国家地区的趋势。按理说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有利于调动全社会的资源应对突发性事件，但这个前提是政府有足够的财力，对于当今大多数国家来说财政状况不容乐观，长期经济低迷的日本更可想而知。这种情况下经济在遭受剧烈打击后的恢复能力就取决于民间资本的素质。日本长期以来民间中小企业缺乏良好的生存发展空间，金融在为中小企业融资方面严重不足。日本灾后恢复状况某种程度上显现出：尽管东亚模式作为一种经济赶超战略曾经在这一地区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但经济的长期持续性增长还需靠企业自身应对危机的能力，尤其是企业的创新性和核心竞争力。
三、东亚模式的经验与教训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走了一条典型的东亚模式发展道路，即政府干预市场和出口外向型发展特色。日本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所出现的问题几乎无一例外都出现于近些年的中国：泡沫经济的积累及崩溃已经出现于我国的股票市场上，房地产市场和整体通胀水平是否能够软着陆目前还面临着考验。宏观调控效果不尽如人意也多有显现：2009年国家的巨额财政融资计划主要投资于铁路、公路等公共设施，但民间投资没有明显跟进；利率水平倒挂既体现不出资金的价值又不利于广大居民的基本利益。金融体制改革滞后，创新型中小企业无法从正规渠道顺利得到融资，这些情况和日本都极为相似。这些现象充分说明我国当前经济体中的矛盾和东亚模式战略的选择有着复杂的关系，总结东亚模式的经验与教训将给我们当下的经济结构调整带来各方面的启示。 （一）对泡沫经济的控制、实现通货膨胀的软着陆
现代经济体政府迫于媒体舆论的压力对自身的民意支持率非常关注，于是对诸如就业、经济增长类的宏观经济指标的表现很重视。但显然这是有悖于市场经济自身的发展轨道的，经济衰退是泡沫剧烈的挤出，是微观经济细胞的优胜劣汰，是经济体对自身异常部分的自我排异，但现代国家政府奉行凯恩斯主义为信条，长期使用宏观调控熨平经济周期，使得经济增长期越来越长，衰退期越来越短，于是通胀逐渐积累，泡沫逐渐积累。
图3中国三类地区房价变化
单位：元／平方米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房地产年鉴2007》东部、中部、西部35个大中城市历年商用和民用房价做平均计算得出。图中显示我国各主要城市从2003年开始房价明显上涨，同时也显示出我国经济发展明显的地域阶梯形特点。
泡沫经济对一个经济体素质的破坏性体现在：第一，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因为在通胀和资产泡沫化过程中，高收入阶层的资本利得和其他投机性收入被进一步放大，低收入阶层廉价的工资收入赶不上物价的上涨；第二，不利于产业结构的合理和升级。通胀或泡沫化带来流通领域的投机，抑制了企业的创新和研发，同时资金向房地产股市等泡沫化行业过度倾斜，不利于其他行业的合理发展；第三，埋下金融经济危机的隐患。尽管我国对资本项目尚实行一定程度的管制，但国际热钱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大量进入我国资本市场进行投机，美国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历史已充分表明泡沫经济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
（二）加快劳动力制度改革，促进中西部地区承接东南部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
1984年，中共中央决定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利用这些地方的海运优势发展对外贸易，同时也形成我国长期以来经济发展的地域阶梯形特点。
金融危机后沿海一带持续出现的民工荒充分说明这一地区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产业集群的发展暂时走到了瓶颈。民工没有城市户籍，低廉的工资水平不能支撑他们自身和后代在城市的生存和受教育需求。东南沿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2004年规模达到顶点，为此以蔡防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将2004年作为这一地区进入刘易斯转折点。
日本上世纪的产业转移首先指向亚洲四小龙，由亚洲四小龙再指向中国和东盟国家，但显然中国东南沿海的产业转移自有中国自己的路径。日本上世纪八十年代已进入现代国家，二元经济已告终结，而中国当下正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地区发展极不平衡。随着中西部地区基础设置和各种政策的优惠，内陆省份必将成为承接东部沿海产业转移的主要地区，特别是长江中游省份，像湖南、湖北、安徽、江西等。在这一过程中尤其要注意加快劳动力制度的改革，我国当前经济二元特征依然明显。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当下的城镇化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大量的流动人口由于不能取得户籍，无法扎根于城市。只有放宽户籍准入制度才能真正释放劳动力流动性，尽快消除城乡二元特征，进入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城乡边际劳动生产率相等，城乡收入相等，步入现代国家。
（三）从出口导向型向内生性发展模式的转变
我国出口依存度40％，进口依存度30％，但贸易环境却非常艰难：出口依赖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真正我们需要的技术和设备却受到出口国家政府方面的管制。发达国家的核心技术是不可能转让给我们的，这是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上海世博会的宏大阵势大多是风土人情的展示，真正高科技的东西我们根本看不到。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这种全球化经济发展战略把自身捆绑在国际分工的低端地位，并给自己带来转型的困难。日本的出口导向战略起点高，而我们的优势只不过是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为发展外向型经济大量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政府甚至长期给予其超国民待遇。事实证明，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是有限的，通过学习别人的技术永远只能获得二流的技术，相反将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捆绑在国际分工的低端地位虽然为发展中国家的就业做出了贡献，但从长远来看却不利于劳动者收入水平的提高。基于这样的认识，WTO在全球化方面越来越难以有所作为，相当一部分低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反全球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有核心竞争力的国家永远是全球化的赢家，例如美国依靠金融扩张，而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全球化是一个悖论：能够获得一些外部的市场，但更多的是受到别人的剥削。无论自己当下尚处于哪个阶段求发展都只能自力更生。
从我国国情来看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的资源情况、技术条件千差万别，有条件建成各部门种类齐全，各产业种类协同发展的大型经济体。我国13亿人口条件更创造了让很多国家垂涎的自由统一市场，支撑了企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在这种条件下，提高国民收入，扩大内需市场对GDP的支撑才符合我国的根本利益。
（四）及时稳妥推行金融深化，带动产业升级
我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从中小国企开始，最终将金融环节的改革放在了最后。金融监管不到位、金融创新滞后制约了金融业可以实现的作用。正因为现代社会每一个经济单位都离不开负债经营，金融才成为社会的中枢和血脉。我们看到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因为一些国家金融开放不慎致使经济发展倒退将近20年，我们看到美国依靠发达的金融业和美元的全球特殊地位从其他国家回笼资金，支撑严重的贸易赤字多年而保证国内经济无虞，我们更看到美国灵活的金融体制为中小企业提供足够的创业资金，保证了技术和市场的衔接，支撑了产业升级。在我国几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金很少能针对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只能向地方金融机构或担保公司一类机构寻求贷款，而在这一领域失去监控的高利率与其说支撑了中小企业的发展不如说更多的是给企业带来隐患，一些前景良好的民营企业正是被这些不规范的融资拖入了绝境。
在金融深化过程中应注意充分发挥利率的杠杆作用，让利率反映资金的价值。中外经济实践的事实多次证明低利率不一定就能带来投资的扩张，经济的发展，流动性陷阱就是一个证明。利率倒挂的不良后果是多方面的，第一，不利于保障广大居民的存款利益，不利于银行吸纳资金；第二，引发社会对资金的畸形需求和金融部门的寻租行为；第三，不利于资金的节约使用，不能对企业的技术革新构成成本的压力；第四，诱发民间高利率融资行为，加大金融风险，给社会不稳定埋下隐患。
结论：通过对比东亚模式在日本和中国的发展实践并归纳出一些共性的东西能够使我们更深刻的认识中国当前经济体中存在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在我国经济取得30多年高速增长的今天，在我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的今天，在我国拥有3．2万亿外汇储备并成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等一连串向好经济指标的背后，我们的未来是否依然乐观。作为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必须舍弃自身在现有利益格局中的既得利益，使国民真正享受经济增长的利益。
[作者简介]李炜（1974—），女，河南新乡人；经济学硕士，新乡学院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世界经济。
责编：黄晓梅；校对：芙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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