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４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学术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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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孙 健 刘继海
2004年10月11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把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挪威籍经济学家凡恩・基德兰德和美国经济学家爱得华・普雷斯科特，以表彰他们对“动态宏观经济学，即经济政策的时间连续性和经济周期的内在动因”研究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
一、两位经济学家的学术研究成果及影响
（一）经济政策的时间连续性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获奖，主要是基于他们合作发表于1977年和1982年的两篇经典论文。1977年的论文题目为《规则而不是相机抉择：最优计划的不连续性》，专门讨论经济政策制订过程中不能回避的问题――时间连续性问题，即制订政策如何才能保证在时间上前后相一致的连续性。如果政策制订者不事先制订一个固定的规则，即使政策目标是低通胀，其结果也可能导致高通胀。此结论实际上是卢卡斯“政策无效性定理”的推论和发挥。政策制订者认为最好的经济政策是可以影响企业和家庭预期的政策，而一旦这些预期已经形成并定型为企业和个人行为时，政策实际上已经不能发挥作用了。于是，政策制订者不得不修改原有的政策，他们往往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最终总是采取比预先设定的政策更差的政策，货币政策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假定政策制订者确立了低通货膨胀的政策目标，并向社会公开宣布这一政策措施。如果进一步假定这一政策果然奏效，通胀率真的有所下降，并因此导致就业量有所下降。于是，政策制订者又准备采取“相机抉择”办法，冒险提高一点通胀率，以便在短期内降低一下失业率。如果企业和工人知道了这一政策，政府的低通胀率的承诺就已失去了其可信度，结果是高通胀和工资的大幅度上涨随之发生，政策在时间上的不连续性导致经济陷入高通胀陷阱，而就业并没有增加。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理论可以推广到多个领域，特别是对货币、财政政策、税收政策的影响都很大。他们的政策主张与卢卡斯如出一辙，即以长期不变的固定规则取信于民，而不是“兵不厌诈”的“相机抉择”，这在财政和货币政策上是可行的。但这一主张也有不当之处，即限制了政策的弹性（灵活性），一旦发生不可预测的事件时就会陷入被动。后来研究者在经济政策的研究中逐步加以修改完善，他们发现重点不是引入约束性准则，而是制订政策制度的改革。
（二）经济周期的内在驱动因素
1980年夏，基德兰德与普雷斯科特合作撰写了第二篇经典论文，专门讨论了经济周期的内在驱动因素。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经济学家把长期经济增长和短期宏观经济波动一直看作两个完全独立的现象，用不同的方法加以研究。他们的基本理念是，长期经济增长是由供给决定的，而技术发展是内在驱动力。但经济周期的波动则是在长期增长的总趋势之下，由总需求的变动导致的。这两种理论之间没有实际的联系。传统的分析是建立在家庭消费、企业投资、GDP、通货膨胀、就业等历史数据基础上的。这些要素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宏观经济相对比较平稳时期，可以比较明显地反映经济参数之间的变动关系。但到了70年代，特别是石油危机发生之后，宏观经济环境变得动荡不定，这些要素之间的统计关系也变得不清晰了。这样就使得准确的经济预测很难作出。正是在此时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论文的发表，最终为宏观经济研究中的经济周期理论确立了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其模型的创新之处是通过短期劳动生产力增长率的变动对在经济领域影响的分析，把长期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结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研究。他们的假定仍然以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为出发点，例如：消费者效用最大化、企业利润最大化原则，同时把预期作为一个重要参数加以考虑。结果，他们证明投资与相对价格的波动将技术增长率变动的影响传导到经济体，从而导致以经济的长期增长路径为中心的短期波动。由于他们的模型同时也证明了供给要素的作用与需求要素的作用非常明显的相似，所以也就证明供给也是经济周期形成的决定力量。目前，更多经济学家倾向于需求的变动和供给的变动对于经济周期的影响具有同等重要作用。
二、几点启示
（一）关注供给的作用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宏观调控中，基本是采取“凯恩斯主义”方式例如扩大内需，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当然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但随着改革不断深化，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发达国家遇到的难题我们也可能遇到，因此，在宏观调控方面不仅要关注需求，今后更关注供给的作用。
（二）在经济政策制订上要关注预期的作用和时间的连续性
（1）我国在制订经济政策时有明显的“相机抉择”倾向。搞建设与打仗不同，前者靠取信于民，后者靠兵不厌诈。所以一个明确、透明和固定的规则远比“相机抉择”政策要好得多。（2）任何一项经济政策的出台都必须考虑前后一致、相互配套。
（三）注意经济周期的影响
一个国家的经济不可能永远长盛不衰。我们必须居安思危，研究经济周期的对策，包括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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