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的外部性与淇河企业污染治理分析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谭 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在总量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长期以来对GDP的崇拜造成只重视经济增长而忽视了环境的保护造成对环境的巨大破坏，特别是在我国这样一个缺水的国家过多河水的污染使得我国水资源进一步紧缺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的身体健康都造成很大威胁。本文将通过对企业外部性的具体分析，借鉴国外环境污染治理经验，以淇河为例对我国河水污染治理提出一些基本解决思路和办法。
　　
　　1.外部性的含义及和其他方面的关系
　　
　　1.1　外部性含义及其特征
　　外部性是指一个企业的生产行为或一个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以市场机制之外的方式对他人造成的福利的增加或减少。外部性的概念是马歇尔首先提出的，他在分析外部环境对企业发展的影响时提出了外部性的概念。马歇尔的学生庇古将外部性的概念发展到企业行为对外部环境的影响，从而形成了外部性理论。他在《福利经济学》一书中指出，外部性导致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不一致。与庇古不同，科斯认为产权是引起环境问题的主要因素，产权不清必然导致效率损失。
　　外部性有三个典型特征：第一，外部性产生的成本或收益由他人承担或接受，如一个企业进行生产所导致的环境污染是由附近居住的居民承担的或者住在果园周围的人们可以免费观赏花朵。第二，存在于市场价格机制之外，即以市场价格之外的方式影响他人，外部性一般很难计入成本或收益加以计算；第三，外部性的制造者并不承担外部性引起的福利的增加或损失，例如制药厂排放有害气体损害了市民身体的健康而不做出任何补偿。
　　
　　1.2　外部性与市场效率的关系
　　外部性可以划分为正外部性和负的外部性，正的外部性指企业生产行为或居民消费行为给他人带来的福利的增加，负的外部性指生产或消费行为给他人带来的福利的较少。当外部性存在时，市场不能实现效率最优，从而导致整体福利的损失。当负外部性存在时，就会出现过量供给；当正外部性存在时，会出现过小供给。
　　
　　1.3　外部性与公共资源、环境污染的关系
　　公共资源由于其具有非排他性和竞争性的特点，属于混合公共产品，因而存在负的外部性，即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任何人都可以免费消费公共资源，并且一个人的消费会导致公共资源可供消费数量总额的降低，从而使他人的福利受到损失，其结果是导致对公共资源的过渡使用。环境就可以看成是这样一种公共产品，而环境拥有一定自净能力，通常也可称为环境承载能力。环境承载能力也可看作一种公共资源，向环境排污相当于消费了环境承载能力，因此环境污染是典型的外部性问题。
　　
　　2.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政策及其缺陷
　　
　　根据环境污染产生的根源――外部性，治理环境污染的办法主要有私人对策和公共对策。私人对策主要是进行产权界定和划分，公共对策则包括行政管制、征税、补贴和排污权交易。行政管制一般是设定排污标准或限额。而产权界定，征税、补贴和排污权交易都是通过外部成本内部化，使市场产量达到最优。
　　目前我国环境污染治理主要是实行排污收费制度，或者政府直接进行环境污染治理。两种手段对防止环境污染、遏制环境恶化虽然有一定作用，但其缺陷是明显的，首先，征收排污费标准主要是根据污染物排放浓度来收费，而不考虑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并且只对超标部分收费，不利于刺激企业降低污染；其次，排污费的征收、管理、运用均不规范。排污费征收额过低，明显偏离市场最优水平；排污费的制定、征收主要由环境管理部门负责，一些地方受部门利益驱动，形成了“乱收费”，其控制污染、减小社会福利损失的目的难以实现；最后，政府直接进行环境污染治理，治理资金费用由谁承担不明确，如果是由其他纳税人来承担，则客观上鼓励了企业的排污行为。
　　十年来，尽管淇河治污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探索治污的长效机制，仍然是一个重要任务。由于淇河流域污染治理工作具有几个特点：一是地方承担治理污染的责任，采取统一、强硬的命令方式从上至下进行贯彻，地方只能服从；二是没有核算企业独立承担污染治理成本可能性的情况下，要求企业承担污染治理成本，企业只能被动地接受；三是主要依靠地方政府实施各种治理计划，而作为污染受害者的公众并没有多少实际的、过硬的法定权利可以使用，除了申诉、抱怨，难以监督，更难以索赔，也难以得到补偿；四是采取集中动员方式，要求在某一特定时刻实现目标，缺乏制度保障。“可以看出在淇河治理过程中，政府依然偏重行政手段而缺乏经济手段的配套。”
　　
　　3.环境污染治理对策在淮河污染治理中的应用分析
　　
　　3.1　环境污染治理的私人对策
　　产权界定，也称为科斯交易。根据科斯定理，在当事人较少、谈判成本为零或者很低、外部性来源清楚的条件下，可以通过产权划分的办法，将外部成本内部化。其结果是，无论谁获得产权，都将增加企业的边际成本，使之与社会边际成本曲线重合或靠近，从而实现帕累托最优。产权界定的方法曾在英国、津巴布韦等国家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但是，我国河流一般较长，流域幅员较广，当事主体众多，且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下，划分产权可能性很小。
　　
　　3.2　环境污染治理的公共对策
　　3.2.1　对环境污染企业征环境保护税。税收是政府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征收环境税最早由庇古提出，因此也叫做“庇古费”。通过在效率产量水平上对排污量征收相当于边际外部成本的税收，其结果是企业生产的边际成本提高，削减产量，或者企业通过治污降低污染，社会边际成本下移，最终使产量达到社会最优。征税除了影响企业成本从而控制污染排放以外，一个最明显的优点便是由于征税行为是针对企业全部排污，如果企业降低排污量则可以减轻税收负担，因此有利于激励企业采取降污措施。此外，税收政策不仅可以运用干企业，同样可以通过向消费者征税，从而减少消费者对重污染产品的需求。由于征税手段具有的优点，在OECD(经济与发展组织)国家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比如意大利政府对塑料袋课税后，全国对塑料购物袋的消费立即降低了30％，美国依阿华州通过法律对杀虫剂和氮肥在销售和制造环节征税；挪威、奥地利、芬兰等国征收化肥税费，税费占价格的10％左右。但是税收政策也存在其局限性，一是社会边际成本、企业边际收益很难得到，导致税率的确定不一定能达到市场最优；其次税率一旦确定，要更改必须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因此其灵活性欠佳。尽管如此，税收作为一种有效手段，对于建立长效的淮河污染治理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不可少。
　　3.2.2　同时增加对减少排污量企业的补贴。政府按单位减少的排污量给予补贴和对控制污染的设备费用进行补贴，目的是激励污染者减少排污量，或抵消治理污染的设备投资费用。如果企业不减少产量或者排污量，则会失去相应的政府补贴，因此补贴的实质是增加企业生

产的机会成本。补贴的缺陷在于第一，补贴将增加政府的财政支出；第二，补贴有可能吸引新的企业的进入，增加污染；第三，如果企业增加产量能获得比补贴更多的收益，企业将放弃补贴，增加对环境的污染。
　　3.2.3　实现排污权市场化交易。排污权交易是指政府向企业拍卖排污权许可证，并允许企业之间进行交易。政府在最优排污量上拍卖排污权许可证，让排污许可证在不同的企业之间进行交易，从而让治理成本较高的企业通过多购买排污权而少治理，而成本较低的企业多治理而卖出排污权，在污染总量控制的前提下，使治理成本最小化。如果企业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则会增加产量，购买排污权许可证，通过排污权许可证的交易，许可证价格最终会等于企业边际收益减去边际成本。排污权交易可以实现对污染总量的控制，企业可以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自主决定是购买许可还是治理污染从而达到污染治理成本的最小化，但其弊端在于最优污染量如何确定以及对企业排污量是否可严密监测。排污权交易在美国等的大气污染治理中的运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然而河流治理尚未形成成熟的排污权交易市场。
　　3.2.4　加强政府直接管制。政府管制通常的做法是设定排污限额或产量限额，或者规定新进入企业的环境标准。政府管制在环境污染已到一定程度时会起到立即明显的效果，比如我国在淮河流域治理中对污染严重企业的关、停、并政策。但是从长期来看，政府管制有其不可克制的不足，缺乏弹性和效率。一是政府制定的排污限额并不一定反应社会最优水平，二是一旦企业达到排污标准，便失去动力继续降低污染。
　　尽管我国政府―再强调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但并未建立保护环境的长效机制。在淇河污染治理中，我们仍然看到政府(其他纳税人)承担了环境治理的很大一笔费用，企业并未成为环境污染治理的主体。地方政府出于利益驱动，甚至对超标污染的企业进行隐瞒、保护，干预环保执法部门的工作。
　　通过对以上环境污染治理对策的比较，环境污染治理虽然和技术、道德约束等其他因素高度相关，但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而言，鉴于淮河当前污染的严峻形势，在政府直接治理、管制以外，更应该综合运用税收、排污权交易等手段，建立淇河污染治理和防治的长效机制，避免污染――治理――再污染――再治理的循环。秉承谁污染、谁纳税的原则，对企业生产过程中的污染物以污染浓度和排污总量为计税依据征收环境税，建立和完善排污权交易市场，都将对淇河流域企业排污的治理起到长久的积极作用。
　　
　　4.结论
　　
　　在治理我国环境污染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预计我国今年将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以已经到了改变进三十年来一切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国策，需要把更多的目光转变到民生环境上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2/view-42537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