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制度模糊对土地利用规划的影响及改进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张宇

　　当前，我国土地利用形势日趋严峻，因缺乏合理规划等原因导致的土地无序利用、土地浪费等现象在各地普遍存在。以土地无序利用、违法利用为代表的土地浪费现象与我国土地资源后备潜力不足的现状构成了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土地利用的主要矛盾。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要求进一步统筹城乡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调整产业结构。土地利用规划作为调整土地利用结构、优化配置土地资源的重要途径，将发挥重要的引导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土地利用规划从编制到实施，再到修编调校，整个过程并不尽人意。究其原因，―个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土地产权制度的模糊，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土地利用规划编制路径偏移了土地管理宏观目标，使土地利用规划实施效果不理想甚至被虚置。随着土地规划法律地位的不断提高以及人们对产权明晰化要求的逐步提升，让土地规划迁就模糊的土地产权，或者说以模糊的土地产权作为土地规划编制及实施的依托都已偏离时代要求。如何明晰产权，强化规划编制和实施效力，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考虑的问题。
　　
　　一、我国土地产权制度现状
　　
　　1、土地产权制度模糊内涵
　　产权的定义很多，一般认为，产权是由物的存在及对它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产权的基本功能在于影响激励和行为，其主要功能是引导人们实现将外部性内在化的激励，产权界定不清一般被认为是产生“外部性”和“搭便车”的主要根源。就产权构成来看，大部分学者认为产权是一组包括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等具体权利在内的权利束，且物的交换价值主要取决于交易中权利束的大小。根据上述产权定义，土地产权应是因土地的存在及对其使用而引起的权利义务关系，是以土地为客体的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之和。在产权明晰的条件下，土地交换价值应取决于土地权利内容的范围和大小。
　　就制度来说，诺斯认为，制度是一种社会博弈规则，是人们所创造的用以限制和规范人们相互交往行为的框架性安排，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制度体现的是集体行动的规则，也可以说是人们之间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契约关系。进一步理解，制度是一种放大的契约或称之为群体契约，与个人之间契约不同的是，制度需要明确的是群体内部或群体之间的行为规则。在这种情况下，因契约约束范围模糊导致的契约边界模糊便不可避免。布坎南在提及契约对财产的保护问题时，认为在原始契约得到履行的同时，必须制定出一些条款来控制边界交叉的问题，以认定并惩罚那些侵犯他人已界定的财产权利的人，对制度来说，这个观点似乎同样适用。
　　具体到土地制度而言，它是对人们以土地产权为载体从事的各种行为的约束性规范，也是人们在使用土地过程中产生或制定的规则，一般分为土地所有制和土地使用制，并分别对应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但实际上，由于公权力的干预，这种划分标准及各自作为权利束所包含的内容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根据产权理论，由于产权主体在界定、保护或实现权利方面的费用太高以及外来干预等原因，产权往往具有一定的残缺性。需要明确的是，土地所有权作为一种非排他性或一定范围内非排他性的所有权，可以认为是一种社团产权。在出现社团产权的情况下，产权明晰只有在对抗社团以外其他人时才能体现，而在社团内部，由于所有者并不唯一，这种产权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是不确定的。而对于土地使用权来说，其权利束所包含的内容受法律规定或土地所有权代表与土地使用权人协商的影响，本身也是不确定的。上述这种不确定性表现在制度安排上，就是制度模糊。
　　
　　2、我国土地产权制度模糊的原因及表现
　　我国的土地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从前文分析可以看出，不管是何种性质的土地所有制，只是所包含的权利人范围不同，但作为社团产权，在其内部都存在产权界定不清晰的问题。当然，从我国实践来看，这种不清晰还有一个表现，就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也存在一定的边界交叉，并且受国家发展战略导向影响，呈现出前者对后者的制度歧视，而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1)制度变迁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甚至过程中断导致制度模糊。以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演进过程为例，建国初期，为推动经济复苏，促进农业发展，调动农民积极性，1950年6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实行农民阶级的土地所有制，但实际上，在1952年这场土地改革完成之前的1951年底，中央就印发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要求在已完成改革的地区实行农业互助合作。后经过农业生产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等一系列的制度实践，逐步在所有权制度层面上抹去了农村土地的私人所有权，至1962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颁布实施，我国农村土地最终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所有权制度体系。在1950年至1962年短短十二年的政策演进过程中，实际上贯穿一条主线，即土地产权逐步由明晰的私人产权向模糊的社团产权过渡，并逐步扩大其范围。从这方面看，既然集体土地所有权是一种“进化不全面”的所有权，产权制度模糊便不可避免。
　　(2)国家基于发展战略的制度故意，即战略性模糊。这种战略性模糊可以从两个方面予以说明，其一，源于城市建设和工业发展需要的农村支援城市战略计划，即长期的农业支持工业发展及城市建设。从这个角度上讲，自1953年开始，一直延续至今的低成本征地制度，至少说明这种产权制度模糊可以大大降低城市建设成本，并使农村土地的资产属性只能在狭窄的通道内通过改变产权性质得以实现。其二，1978年之后的城乡土地制度改革开始逐步强化用益物权，所有权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空制度”。以城市土地使用权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为核心的城乡土地用益物权成为时代发展与社会性质相妥协的产物。以至于何・皮特(Peger Ho)认为，中国农村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关键就在于中央政府经过审慎考虑后，决定将本该成纲成条、没有任何歧义的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隐藏在模棱两可的迷雾中，即有意的制度模糊。
　　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土地产权制度模糊至少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不同类型的所有权之间、同一类型所有权内部存在制度模糊。我国《宪法》规定城市土地属于国有，但由于“城市土地”、“国有”本身就是相对模糊的概念，城市土地的边界、权利人主体都难以界定，结果就造成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不断扩大，集体土地不断受到侵犯。同样，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脱胎于过去“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所有权结构体系，所有权主体边界更加模糊。二是土地使用权制度模糊。以土地使用年期为例，城市建设用地使用年期长期处于调整、总结和实践的过程，从深圳早期土地出让年期一般不超过30年到《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1988)规定最高期限不超过50年，到《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1990)区分土地利用类型规定不同的土地使用年期，再到目前提倡的土地出让弹性年期制，可

以看出，土地使用权的使用年期是不断调整变化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样如此，早在1984年，国家有关政策要求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后《土地管理法》(1998年修改)将其调整为30年，《农村土地承包法》(2002)区分耕地、草地、林地将承包期调整为30至70年不等。由此带来的则是产权不稳定，进而导致土地使用权人预期收益不稳定。
　　
　　二、产权制度模糊对土地规划编制、实施的影响
　　
　　1、产权制度与土地规划的关系
　　一般认为，土地规划是国家利用公权力干涉甚至侵犯私权-利的工具，土地利用规划出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或提高整体土地利用效益而获得合法性基础。
　　(1)产权是规划编制及实施的条件之一。规划影响产权内容，但同时，既定的产权也影响规划编制及实施效率。我国新一轮土地规划修编基本结束，与前两轮不同的是，这次修编更加强调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更加重视规划对土地布局及利用结构的宏观指导性，并将规划作为土地管理的基本公共政策以实现土地利用与环境保护、经济发展相协调。此外，这次规划修编更加面向规划的实施，在这种情况下，土地产权作为影响规划实施成本的重要因素，必须得到充分考虑。
　　(2)在一定条件下，产权是产权主体保障规划落实的动力。土地规划强调的是土地结构的宏观布局，赋予土地发展什么、怎么发展的权利，并指导土地利用方向。但产权主体作为理性经济人，在面临规划时他们首先考虑的往往是规划对土地产权内容、进而对土地价值的影响。不可否认的是，对个体来说这种影响一般是双面的，甚至可能使私权利受损。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实施规划提高了权利人预期收益，由此带来的保护力量无疑是最大的。
　　
　　2、产权制度模糊对土地规划编制、实施的影响
　　目前，土地产权边界不清和主体模糊已成为我国土地管理的突出问题，土地产权制度模糊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规划实施效率，使规划控制效果低于预期。在所有权层面上，土地产权边界不清和主体模糊使规划控制对象难以明确；在使用权层面上，产权有效期限不稳定导致使用权人存在有效期限内攫取最大利益的冲动，使规划难以有效保护和落实。
　　(1)土地产权制度模糊使不同层次的管理主体行为目标不一。我国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由国务院负责行使，但问题是，我国现行国家一省一市一县一乡(镇)的五级行政架构中，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具有批地权，实际掌握了土地的部分处分权和收益权。不同层级政府出于多方面考虑，导致规划实施目标、立场和效果很难统一。对集体土地产权制度而言，也存在大量问题，一方面，自然村、行政村和乡镇是三级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一个自然村既是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同时也是其所在行政村和乡镇的土地所有权构成主体之一。这种产权主体模糊、边界不清的问题容易引发不同所有权主体之间的纠纷，并造成上级所有权主体对下级土地所有权主体的权益侵犯，提高了规划实施成本。
　　(2)土地产权制度模糊导致主体缺位，公众监督效力难以体现。主体缺位或虚置是产权制度模糊的直接结果，―方面，缺乏明确的产权主体意味着缺乏明确的被监督对象，从法理角度分析，委托―代理关系并非意味着权利义务的绝对转移，在某种程度上，责任主体仍为委托方；另一方面，主体不确定往往更容易导致信息不对称。土地利用规划作为专业性相对较强的公共政策，具有一定的理解门槛，增加了受众的监督难度，而主体不确定进一步增加了公众获取信息的难度，加大了信息的不对称，提高了监督成本。
　　此外，从当前土地利用形势和长远发展来看，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规划编制模式已是必然趋势，而产权清晰是市场经济中交换物的基本特征。目前产权制度模糊和市场经济发展存有明显矛盾，并成为影响规划编制效率和编制成本的主要因素。
　　
　　三、基于推进土地利用规划编制及实施的土地产权制度改进建议
　　
　　1、物化土地产权，明确产权制度
　　一般来说，土地私有制在产权边界及产权主体方面相对明确，产权保护效率较高，但我国的社会性质决定其不可能实行土地私有制。我国的土地所有制已经超越所有权层面的价值，而被赋予了社会性质的政治意义。但从国外经验来看，公有往往意味着“都有”或“都没有”，这明显与当前的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不相适应，也是我国土地规划编制和实施低效率的制度根源。
　　结合当前的情况和产权制度发展趋势，对于集体土地，从短期来看，必须在强化集体土地使用权上下功夫，在使用权层面上逐步强化私有，丰富和固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在明确的产权基础上，以规划引导建设，以产权保护促进规划编制和实施。从长期来看，还是应审视和反思现行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土地所有制为构成的土地所有权制度，消除国家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歧视性政策，尽快赋予集体土地相对完整、明晰的土地所有权。对于国有土地，一方面，应稳定现有土地使用权使用年限和内容，明确土地使用权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上的边界；另一方面，要明确土地所有权的法律主体。在当前行政管理和绩效考核机制不变的情况下，建议以国有土地地域范围为依托，明确权利主体和权利边界。地域范围的确定应独立于现在的行政边界，以区域发展经济体为主体，并编制区域土地利用规划，改变地方政府因产权主体模糊而实际获得近乎所有权的土地处分权现状。
　　
　　2、创设土地发展权，丰富产权制度
　　土地发展权是在土地E进行再开发的权利，或改变土地用途的权利。土地规划和土地发展权具有很深的渊源，甚至可以理解为，规划是土地发展权的来源，也是实现土地发展权的技术手段。从法律上讲，发展权是公权和私权相协调的产物，是私权的上限。我国虽然尚未创立土地发展权，但国家关于土地用途管制的规定以及关于土地开发利用的规定实际上可以认为是国家对土地发展权的掌控。基于这种认识，并结合我国两类土地所有制的现状，建议从法律上显化我国目前隐性的土地发展权，并区别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分别赋予发展权归属。对于国有土地，建议土地发展权归国家所有，这样既便于规划的编制，也有利于规划的实施，并降低规划实施成本，这和当前推进城市化进程、实施城市更新等大趋势是一致的。对于农村集体土地，建议将土地发展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捆绑，并将土地发展权赋予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这样做可以提高农用地转变用途的成本。有利于防止地方政府对农地的侵占，保护耕地和保障农民权益。
　　
　　(责任编辑：李文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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