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框架下的工业企业污染排放行为变化研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穆红莉

　　[摘 要] 环境制度安排影响着企业的生产方式和污染排放行为。本文援引近30年来我国工业生产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和单位产值排放量数据，分析了不同工业环境制度背景下企业污染排放行为的变化，认为工业污染防治需要一个综合性的环境制度框架，环境制度框架中存在多样化的环境制度，各种环境制度相互补充，以适合不同时期工业污染防治的需要。
　　[关键词] 工业企业；污染排放；制度变迁
　　[中图分类号] F12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8)10-0016-03
　　[基金项目]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北京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动态关系实证研究”(批准号：06BaJG039)
　　[作者简介] 穆红莉，北京联合大学生物化学工程学院经济管理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西方经济学与环境经济可持续发展。 (北京100023)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提出了到2010年我国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要减少10%的战略目标。从历年国家环保总局发布的统计数据看，工业企业污染排放量在污染排放总量中占到相当大的比重。工业企业污染排放行为和地区产业类型、技术水平和环境意识等因素有关，但在这一系列明显原因的背后，深层次的根源则在于制度的变迁。不同的工业环境制度安排影响着工业企业的生产方式和污染排放行为。不同的工业生产方式和污染排放行为又导致不同的生态环境效应。在环境资源产权不明晰或使用成本低廉的情况下，工业企业必然选择粗放型生产方式，结果导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只有通过设计合理的制度，使工业企业选择节能减排的生产方式，才能实现工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本文通过援引反映我国工业污染情况的有关数据，分析不同工业环境制度背景下企业污染排放行为的变化，研究工业环境制度变迁框架下生态环境效应，目的是从工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比较环境制度的绩效。
　　
　　一、研究的理论基础
　　西方经济学理论认为：企业的生产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在利润最大化目标驱使下，企业会将生产中产生的成本外部化，如对污染物不加治理直接排放。为了保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政府必须设计相应的制度，通过制度激励或强制企业承担自己生产的全部成本。企业是在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的，有什么样的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经济主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制度是约束经济主体行为的一系列社会行为规则。制度的主要功能在于通过内外部的强制力和诱导性来约束人的行为、防止机会主义。不同的制度设计对企业行为所起到的效果大相径庭。合理的环境制度在充分考虑人的能动性的基础上，一方面对经济人污染环境、损人利己的行为进行有效规制；另一方面，充分利用经济人追逐自身利益的特性激励其良好的保护环境的行为。不合理的制度不仅不能对经济人的行为进行规制，反而会激发经济人极端自利的动机，从而产生更加严重的破坏行为。分析我国工业环境制度变迁框架下的企业污染排放行为，有助于客观评价我国工业环境制度的绩效，为今后完善制度提供依据。
　　
　　二、制度变迁与工业污染排放行为变化实证分析
　　1.反映工业污染的数据指标及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影响地区环境质量的关键因素工业“三废”数量，包括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作为反映工业污染状况的典型数据指标。国家环保总局在《中国环境状况公告》中公布的2005年我国污染物排放数据显示：2005年工业SO2排放占SO2排放总量的85%，工业烟尘排放占烟尘排放总量的80%。工业污染排放已使我国的环境负荷沉重。从环境科学的角度来讲，所谓污染排放物就是浪费的资源。工业生产高污染排放必然带来高资源消耗。所以，研究伴随着环境制度变迁工业企业污染排放行为的变化，优化我国的环境制度是实现工业企业节能减排，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不可回避的课题。
　　本研究进行实证分析所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主编的《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其中工业产值以1952不变价格计算。由于统计数据不全，1980年以前的工业污染排放情况只能以文字资料反映，1980年以后的工业污染排放情况以图形形式反映。为了使图形中的曲线具有可比性，本文各指标的计量单位进行了适当换算。
　　2.我国工业环境制度变迁过程
　　20世纪50、60年代，我国的工业环境制度处于空白状态，这一时期对工业“三废”的排放基本上是放任自流、无人监管。建国初期，由于工业生产水平较低，全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不十分明显，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之间没有发生大的矛盾。当时出现的较普遍的环境问题是一些工矿企业特别是火电厂，缺乏治理“三废”的技术措施，把江河当作下水道，造成一定范围的污染。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环境破坏开始加重。20世纪50―70年代末，形成环境恶化加速的有两个突出时期：一是1958年“大炼钢铁”时期；二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经济建设上违背客观经济规律，新建工业布局时不作科学规划，致使不少建设项目没有采取控制污染的配套措施，尤其严重的是重污染的工业企业建设在城市的上风口，甚至水源地上游和风景游览区，给城市大气环境和饮用水供应带来很大危害。环境制度的缺失和不合理的工业布局使环境污染日益加剧。
　　我国的工业环境制度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1973年成立了国务院环保领导小组和省市环保机构，在全国开始“三废”治理和环境教育。规定了环境影响报告和排污收费制度。从20世纪80年代起，逐步形成并确立了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谁污染谁治理”和“强化环境管理”三项政策和“环境影响评价”、“三同时”、“排污收费”、“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排污申请登记与许可证”、“限期治理”、“集中控制”八项制度。90年代初，我国工业污染防治经历了“三个转变”(从“末端治理”向全过程控制转变，从单纯浓度控制向浓度与总量控制相结合转变，从分散治理向分散与集中治理相结合转变)，并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开始了清洁生产试点。于1996年正式引进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标准，这种基于企业自愿基础上的工业环境制度促进了企业环保投入的增加，企业由环境制度的被动接受者逐步转变为环境制度的主动参与者。它反映出我国的环境制度正在向政府间接管制转变。进入21世纪后，自愿性环境制度在我国得到了更广泛的实施，主要体现在清洁生产工作在全国得以广泛推广和中国环境友好企业计划的实施。目前，环境友好形象已成为企业赢得消费者的重要方面。
　　3.1980-2006年工业污染物排放状况分析
　　1980-2006我国工业生产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及单位产值排放量情况见图1、图2。一般来说，工业污染物排放量除了和当时的环境制度、环境技术和国民环境意识等因素有关之外，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工业生产总量的影响。
　　
　　借助图1可以分析我国主要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变化情况。图1显示：从1980年开始，我国工业废气排放总量和固体废弃物产生总量均呈上升趋势。当时，我国的工业生产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工业产值不断增加。这个时期的工业生产发展的一个主要特征是东南沿海的民营企业和乡镇企业开始异军突起，由于企业数量多、规模小，再加上当时上马的多数乡镇企业属“五小”(小钢铁、小电镀、小水泥、小印染、小化工)企业，国家对其污染物排放的治理和控制都有一定的困难。这些因素导致当时我国工业污染物排放开始上升。我国工业污染排放总量的另一个明显的加速点在2000年前后，与此相对应，我国工业产值在2000年前后也有一个飞跃。资料显示：2000年前后，我国呈现出重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加速发展的特征。这些导致了当时污染物排放的加速。值得关注的是我国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没有显著的增加，而在这段时间里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0多倍。可以从企业追逐利润的本能解释这一现象，水资源的使用要支付费用，而排放污水也要支付费用，节约生产用水或重复利用意味着双重节约。这也说明了资源产权明晰是激励企业节约使用资源、减少污染排放的关键因素。

　　
　　借助图2可以分析我国单位产值工业污染物排放量变化情况。图2显示：工业生产的三种主要污染物单位产值排放量均呈下降趋势。这说明我国历年来的环境制度对控制当时的企业污染排放均卓有成效。20世纪70年代，我国开始使用排污标准、排污收费等强制性制度约束企业行为，达到减少污染排放、保护环境的目的。在单位产值污染物排放基数较大的情况下，强制性政策的效果显著。从图2中可以看到污染物排放量迅速下降。排污标准强调污染的末端治理，即对污染的浓度进行限制。企业往往通过稀释浓度的作法应付环保部门，虽然实现达标排放，但排污总量没有减少。1982-2003年间，我国逐步实行了从污染物的浓度控制向浓度和总量控制相结合的转变。但监管成本高昂成为环境制度效果的主要制约因素。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开始逐步引入激励性环境制度，如1985年进行的排污权交易制度试点。激励性制度的特点是从影响成本――收益入手，引导经济当事人进行选择，激励其最终采取有利于环境的行为。激励性制度有助于提升企业环境信息的公开化，促进企业污染治理投入的增加，提高企业环境竞争力。和强制性制度相比，激励性环境制度更能发挥企业节能减排的主观能动性。从图2可以看出，当时我国的单位产值污染物排放量在比较低的基数下仍保持下降的趋势。20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实行自愿性环境制度，该制度的特点是在企业达到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的基础上，要求企业自愿与有关方面协商，向社会承诺做出更有利于环境的表现。自愿性环境制度的具体形式有自愿性环境协议、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标准、环境标志等。工业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当工业企业单位产值污染物排放量达到很低的程度时，驱动企业单纯从技术和利益角度继续减排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必须通过社会和公众的参与，激励企业从产品的设计到生产使用全过程均采取有利于环境的行为，履行其社会责任。我国在近年来颁布了《中国清洁生产促进法》，并实施了“中国环境友好企业计划”。这些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自愿性环境制度。图2显示2000年后我国单位工业产值污染排放仍呈现下降趋势。
　　
　　三、结论
　　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工业污染排放总量数据和单位产值污染物排放数据，研究了不同环境制度下我国工业污染排放的变化情况。
　　(1)根据分析显示，近30年来，主要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呈上升趋势。这和我国工业产出的增加密切相关。在工业总产出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即使企业遵守国家制定的排污标准，实现了达标排放，但巨大的排污总量也会使生态环境不堪重负。近年来，诸如太湖蓝藻持续爆发之类的重特大环境污染事故频发，究其原因就是大量污染物长期积聚，引起生态环境发生质变。鉴于今后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步伐将不断加快，应该充分重视工业生产发展导致的环境问题，寻求实现节能减排的工业发展方式。
　　(2)在工业污染排放总量持续增加的同时，单位产值工业污染物排放量不断下降。单位产值工业污染物排放量决定于当时的环境制度、环境技术和环境意识等诸多因素，环境制度是其中的关键因素。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个时期采取的环境制度是和当时的工业污染现状、国际惯例相适应的。在单位产值污染物排放量巨大的时期，说明企业治理污染的投入较少，政府采用强制性环境制度迫使企业增加治污投入，减少污染排放；当污染物排放量下降到一定程度，政府采用激励性环境制度诱导企业从降低成本入手，主动选择低污染、低消耗的生产方式；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实施的自愿性环境制度能够促使企业将有利于环境的理念贯彻于产品的设计、生产到出售、消费的全过程，适合于深层次的工业污染防治。
　　(3)研究表明：工业污染防治需要一个综合性的环境制度框架，环境制度框架中应存在多样化的环境制度，各种环境制度相互配合，相互补充，以适合不同时期工业污染防治的需要。目前，我国的工业污染防治已经从“治标”阶段向“治本”阶段迈进，为了实现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发展工业的目标，应在强化强制性环境制度的同时，大力使用激励性环境制度，更要加强和企业的沟通，与企业建立一种新型的“伙伴关系”，并以此作为现阶段工业污染防治改革的切入点，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双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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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中国国家环保局.中国环境状况公告[EB/OL].中新网，2006-06-08.
　　[3]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4]吴复民.建国以来中国环境政策的演进分析[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2).
　　[责任编辑：李小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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