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制造业集群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研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陈莹

　　[摘    要] 以TOE模型为基础，构建了制造业集群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模型，并以浙江省传统产业集群大唐袜业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结果显示：技术、组织、环境三类因素与袜业集群数字化转型间都有较强的关联度。从影响力来看，信息化基础设施水平、技术创新、管理人重视、企业规模、当地政府鼓励政策、所处集群数字化水平、企业间互联水平对袜业集群数字化转型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而中介组织完善度和扁平化企业结构这两个影响因素不敏感。
　　[关键词] 大唐袜业;制造业集群;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
　　1      引    言
　　产业集群作为传统经济模式中拉动经济增长的主体形态，受到学界和产业界的广泛认可和关注（张小蒂，2012）。从系统角度看，产业集群易被价值增值效率更高的集群所淘汰，因此为了避免因集群衰败而引发的区域经济衰退，产业集群需要适时升级（柳洲，2015）。随着“万物互联”和智能化的推进，数字经济对传统经济的影响在不断加大。2015年7月，工信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促进产业集群发展的指导意见》就明确要求实施“互联网+产业集群”建设行动，建设“智慧集群”“数字集群”。绍兴作为传统制造“块状经济”的集聚地，大多集群呈现价值链低端锁定困境，规模优势并没有真正转化为创新和价值优势，迫切需要转型。本文以诸暨市大唐袜业集群为例，试图寻找影响集群数字化转型的因素，助力传统制造业集群转型升级。
　　2      文献综述
　　随着新经济地理学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了信息技术对产业集群带来的改变。波特（2001）指出，地理空间临近已经不再是供应链上开展有效合作的重要前提，信息通讯技术成为企业改变商业模式和运营战略的重要力量。美国信息系统协会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跟踪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因素，先后提出12个影响因素。Tornatzky和Fleisher（1990）提出TOE模型。Kevin Zhu（2006）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把信息化的影响因素概括为：技术类因素、组织类因素和环境类因素，又把技术类细分成信息化基础设施的水平、组织内部信息的共享程度。欧阳峰（2012）认为外部影响因素有商业环境、政府的政策环境、服务供应商的支持。内部因素有企业发展阶段，企业的信息技术投资，企业家角色的转变，管理者的素质，员工信息意识。吴瑞鹏、陈国青、郭迅华（2004）运用聚类分析进行实证研究，把影响因素概括为专业的信息部、企业高层的支持、全体员工的信息化能力、稳定可靠的内外部环境和企业给予信息化的实际推动力这五大类因素，还进行了分年度和分行业比较。
　　综合已有文献，信息化、数字化改造对制造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有积极作用己经获得学者的基本认同。但研究大多聚焦于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的意义、路径、动力机制等方面，选取的案例多为具备转型实力的大企业。而从绍兴实际来看，中小企业普遍缺少对数字化转型的认知，并且缺少开发和部署数字化平台的能力和资源，以众多中小企业乃至家庭作坊构成的产业集群成为数字化转型的关注重点。因此以绍兴的传统制造业集群为研究对象研究影响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凸显了本文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3      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概念模型构建
　　Tornatzky和Fleisher在 1990 年初次提出TOE框架，即技术-组织-环境（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该模型系统最开始是主要强调信息技术本身对技术采纳的影响，随后开始考虑组织因素、外部环境因素带来的影响，目前成为许多相关研究和应用的理论基础。本文认为TOE模型的理论较为成熟，同样适用于解释集群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
　　3.1   技术因素
　　TOE模型中的T表示技术因素。技术因素指的是组织现有技术以及市场上仍未被企业引进适用的技术。新一代信息技术，尤其是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基础和动力引擎。一方面，信息技术的应用水平关乎产业集群的数字战略的成败。企业信息化基础设施水平、互联网的应用水平有利于优化企业内部设备和工作流程。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优势不仅在于技术本身，还为组织的管理工作起到支持作用，包括对各种信息、资源进行规整，助力于企业网络的构建，同时还能对外界变化做出快速反应，服务于企业决策。据此，本文做出以下假设。
　　H1：信息化基础设施水平对数字化转型具有正向影响
　　H2：技术创新对数字化转型具有正向影响
　　3.2   組织因素
　　TOE模型中的O表示组织因素。组织因素指的是组织规模及范围，管理结构特性以及其他组织内部可利用的相关资源。一般认为，企业规模越大，经济实力越强，技术基础越雄厚，越容易采纳新技术，数字化转型速度也就越快。Singh（1986）认为，企业的发展壮大增加了企业闲置资源的数量，而随着企业闲置资源数量的增加，企业采纳新技术的几率也不断增加。高层管理者对数字化转型越支持，则企业在内部的整合过程受到的阻力就会越小，越有利于技术的整合。据此，本文做出以下假设：
　　H3：企业规模对数字化转型具有正向影响
　　H4：扁平化企业结构对数字化转型具有正向影响
　　H5：管理人重视对数字化转型具有正向影响
　　3.3   环境因素
　　模型中的E表示环境因素。即该组织开展业务或活动所处的宏观环境，例如：所处的宏观行业情况，竞争强度，政府环境等等。行业的宏观情况及竞争强度是推动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因素，竞争压力越大，企业扩大市场份额、获得竞争优势的欲望就越强烈，越有利于新技术的采纳和开发。企业间网络外部性越强，数字化转型在企业间的传播和整合速度就会更快。中介组织越完善，企业通过中介学习和掌握数字化转型技术和情景的时间就越短，转型速度就越快。据此，本文做出以下假设。 　　H6：所处集群数字化水平对数字化转型具有正向影响
　　H7：企业之间互联水平对数字化转型具有正向影响
　　H8：中介组织完善度对数字化转型具有正向影响
　　H9：当地政府鼓励政策对数字化转型具有正向影响
　　综上，构建制造业集群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模型，如图1所示。
　　4      实证分析——以传统制造业集群大唐袜业集群为例
　　浙江省诸暨市大唐镇是全球最大的袜子生产基地，素有“大唐袜机响，天下一双袜”的说法，袜子年产量占全国的70%，全球的30%。该基地是浙江传统特色区域产业的典型代表。当前，我国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的攻坚期，绍兴作为我国先发地区，也最早遭遇到这些问题的挑战。大唐发展的“困境”不仅是大唐的困境，也是浙江传统特色产业发展的缩影。近年来，诸暨市大唐袜业集群大力实施袜業数字化改造提升行动，广泛推进企业上云、机器换人、智能制造及工业互联网平台、数字车间、电商换市等，有力地促进了数字经济与传统袜业产业的深度融合，为广大传统产业集群提供转型思路。
　　本文采用文献、问卷、访谈等调研方式展开调研。在对一定的文献进行阅读后初步构建传统制造业集群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模型。在此基础上，以浙江省绍兴市大唐袜业集群中的企业、地方政府为调研对象开展访谈、问卷调研。先与个别企业管理人以及镇政府工业经济管理人员进行集体访谈，初步讨论出影响因素变量（见表1）和调研问卷的内容。问题都采取Likert五级量表，根据因素的重要程度，用1～5分给问题赋值。1代表该因素很不重要，2代表不太重要，3代表一般重要，4代表比较重要，5代表非常重要。通过实地走访发放问卷和网络问卷两种方式发放收集调查问卷，共发放300份，其中，袜业企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250份，诸暨市经信局5份，大唐镇政府25份，村干部20份。共回收206份问卷，剔除26份无效问卷，共得到180份有效问卷。
　　本文通过Spss 18软件对调查问卷情况进行分析。通过计算，KMO值为0.832，表示适合做因子分析。其次，量表整体的克朗巴哈系数值为0.782，所有因子的克朗巴哈系数值均大于0.7。这说明了量表的信度较高，变量之间具有较高的内部结构稳定性和一致性。另外，9个指标的标准化载荷都大于0.5，t值都大于2，通过了显著性t值检验，这说明本次分析数据效度较高，数据具有较好的收敛性。
　　本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用极大似然估计的方法来计算模型拟合度，从而得出各潜变量之间的关系。根据计算，PGFI和PNFI均大于0.5，TLI、 IFI和 CFI大于0.9，RMSEA为0.041，小于0.05，说明模型具有较好适配性。计算出P值，见表2，小于0.05表示显著，小于0.01为非常显著。通过检验，可知大部分的假设都是合理的。技术因素中信息化基础设施水平、技术创新因素P值小于0.05，说明对袜业集群数字化转型的影响较为显著;组织因素中企业规模、管理人重视因素P小于0.05，说明对袜业集群数字化转型的影响较为显著，而扁平化企业结构对袜业集群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不显著;环境因素中集群数字化水平、企业间互联水平、当地政府鼓励政策因素P值小于0.05，对袜业集群数字化转型的影响较为显著，中介组织完善度对袜业集群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不显著。从具体9个影响因素的影响力大小排序来看为信息化基础设施水平、技术创新、管理人重视、企业规模、当地政府鼓励政策、所处集群数字化水平、企业间互联水平、中介组织完善度和扁平化企业结构。
　　5      结    论
　　从检验结果来看，传统产业集群和大企业一样，技术、组织、环境三类因素与数字化转型间都有较强的关联度，其中，技术类因素最为显著。但不同的是，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传统产业集群对中介组织完善度和扁平化企业结构这两个影响因素不敏感。
　　从技术因素的角度来看，大唐袜业正在迅速进行织袜机的更替过程中，“机器换人”“一体机”的广泛运用为数字化转型奠定基础，ERP、CRM等信息软件的应用不断优化企业结构，人工智能、大数据、现代物流等新技术手段，加强了客户偏好识别，提升客户忠诚度等。信息技术层面的影响因素从根本上提升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和运营效率，极大地提高了企业主对数字化转型的热衷度。
　　从组织因素的角度看，大唐袜业目前有多家规模上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比如圣邦针织采用个性化定制生产管理系统，东方缘针织正通过工业互联网平台打造集数字化样板车间、观光旅游、新零售为一体的智慧袜业园区，而小企业大多处于观望状态，缺少资金也缺乏相应人才。同时调研中了解，大部分受访者认为企业主（管理人）对产业数字化接受度和重视度直接影响该企业的设备改造和技术改进，而普遍认为企业扁平化的结构对数字化转型影响不明显。分析原因，大唐袜业企业规模普遍偏小，大多采用家族管理模式，组织层级单一，企业主“决定一切”。“船小好调头”某种程度上也有利于数字化转型的行动实践。
　　从环境因素的角度看，受访者普遍认为所处集群数字化水平、其他企业以及当地政府均会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自2017年以来，大唐镇政府以“传统产业改造省级试点”和“省两化深度融合国家示范区”创建为契机，结合“企业上云”，优化大唐镇工业经济政策，大力推进企业数字化改造。特别是2019年，数字经济作为大唐所在县域诸暨市工作的“一号工程”以来，一批袜业行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示范试点企业和以服务袜业行业为核心的工程服务公司纷纷崭露头角，加剧了集群内知识外溢和技术扩散。而中介组织完善度的影响因素并不敏感，究其原因很可能是大唐袜业的中介组织并不发达，当地行业协会带有较强政府色彩，影响力小，中介组织职能大多由政府代为完成。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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