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白伟伟

　　摘 要：作者施坚雅将城市作为单位进行研究，提出“区域体系理论”，核心―边缘的区域结构和区域系统。不同层级的城市作为区域层级的中心，起着连结和整合人类活动的作用。
　　关键词：城市；区域体系；层级
　　作者施坚雅对不同城市研究视角和领域的论文进行整理，理解并结合简述了自己的观点，同时也尝试了从多学科角度讨论。全书涉及关于城市研究多个部分，但多集中于明清时期。作者将其分成三个大部分，历史上的城市、空间的城市、作为社会体系的城市。
　　一.第一篇章集中于对城市历史的研究。芮沃寿讨论了中国城市的宇宙论。宇宙论对中国当时城市选址、规划有着重要意义。几篇文章描述了多个都城建立过程。城市建立多遵循中心―边陲的特点，中心最高，俯视全城，表明了皇家及下分支权利的至高无上。多个例子基于施坚雅的“区域体系理论”讨论。章生道提出了各城内部和各城间生态变化问题。拉姆利研究城市中的上层人物，领导阶层结构。施坚雅则依旧侧重区域研究。
　　二.第二篇空间上的城市，讨论了城市内部结构，城市间，城市与周边地区的关系。其中瓦特提到了县衙，作为政府与非正式的地方权力的交叉集中机关的作用。斯波更着重以宁波为例，对以其为中心的区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对宁波的研究过程也较为长。此外还有埃尔文的城市的基本民生管理，重要运输线的研究；格里姆的书院对城市的作用意义；贝尔研究的城市中的家族组织等多方面的城市研究。
　　三.第三篇是作为社会体系的城市，主要研究城市的社会结构。五篇文章从城市重要组织―行会，宗教信仰，社会管理等不同方面探究城市社会结构。戈拉斯的《清代前期的行会》讨论了从明末到19世纪50年代行会的性质与发展，很多在世纪中期后衰落或解体。明晚期国内外贸易增加，商人尤其是外地商人增多，那么身在异乡的他们为了寻求自身利益的保护而结成团体。这些团体不限于商人，同样也有官员团体。有些有条件的团体可以修建会馆，长期会馆也从强调为社会服务转向促进成员所从事的一项或多项经济活动。随着经济职能的日益重要，商人团体也由最初的地理意义转而更注重经济利益，较正式正规的团体―行会也开始吸收当地的同行业商人，为了垄断某一行业。戈拉斯认为行会是相对稳定的经济环境。行会的章程、干事的选拔等活动都是集体参与的。为了团结组织内部打击集团外部，行会将自身凝聚力与组织强制理结合。行会可以说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顾及面子、感情而自觉遵守行规。当有人触犯行规，行会的干事也会采用特殊的方法即保全面子又进行惩罚。此外，宗教是重要的纽带，是超自然的制裁手段。总的来说，行会尚不完备，但却有效，强制力与号召力共同作用，维持正常运行。
　　福伊希特旺的《学宫与城隍》，叙述的是清代中国的官方信仰与民间信仰。“国定崇拜”即以城市为中心可能会给利用信仰控制平民的作法以合法地位，所谓的礼仪制度的一种。城墙内的城隍庙、学宫和城外的露天祭台。庙宇一部分由官民共用。官方崇拜是官方管理的一部分，民间崇拜对官方信仰有反作用。官方为更好统治、管理，适当将民间尊奉的神列入官方信仰中，为其正名，以符合统治阶级的要求。虽采纳地方民间信仰，但两者仍等级划分明显。民间信仰与市场联系，当地祭祀或节庆会选在某些庙宇进行，官庙因国家出钱维持不用如此。此外，官方信仰活动被称作释奠，相应的民间信仰是蘸。前者较后者更为正式与严肃。释奠有主祀官和专门人员，打蘸中主持的是道士。释奠同自上而下的政治等级相联系划分等级，严格要求活动地址，仪式的复杂程度逐渐上升，参加人员等级随之提高。相较释奠，民间打蘸要 “俗”些，要求不多，甚至某些阶段仪式中允许女人参加，这在释奠中是决不允许的。民间信仰并不像官方那样按地区等级划分，而是按照神灵的显灵度选取主庙。最后作者提出官方信仰是让官吏有道德榜样，更好的规整官吏的行为；而民间信仰则更注重神灵的魔力。官方信仰并不包括所有已成为或希望成为官员的人。
　　西比勒・斯普伦克尔的《城市的社会管理》中，主要论述在城市的社会管理中的各机构、力量。城市乡村一样，被两种不同的组织机构联合管理，一是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辖区网，其行政治所只设与县城内；二是各种交叉的社团。两者相互交叉影响。当时的商业环境下，法律作用不大，衙门、政府不擅长也本不是专属的解决商业经济问题的地方。所以政府允许社会团体，一般是行会，来解决行户的商务争端。行会对于会内、间的纠纷有自己的规定。前面提到过，行会是一个熟人团体，管理是规范与强势权力相互杂糅的，对于处理商业纠纷也采取同样的方式。行会内的纠纷较容易解决，行会间的纠纷就要由各行会干事沟通。但通常都不很顺利。因此出现了互利互惠的途径―契约。在商业往来前，会找值得双方信赖的“中间人”，有时需要另一保人对中间人进行担保。出现分歧时中间人按照之前制定的条约调节，若不成则再找寻其他第三方。准则起了重要作用，也促进了城市化进程。契约关系也促进了职业的专门化―专门牙人。
　　之后两篇是对台湾两市的研究。首先是德格洛泊的《十九世纪台湾海湾城市的社会结构》，这个海湾是位于台湾西海岸中部的鹿港。鹿港17世纪晚期开始有人定居，18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80年代兴旺，成为台湾第二大城。虽然作为一区中最大城市和商业中心，但鹿港并没有行政治所和城，只有几名文官上任过。鹿港起初并不发达，后因大陆地区与台中通商才发展了这个海港城市。十八世纪鹿港居民按大陆籍贯分成帮派，但由于整城以泉州人为主，其他地方要么被同化，要么离开，所以籍贯不再那么重要的影响团体的划分。该城社会结构种族派较重要，但他们并无公共财产和宗祠。几个大姓也是遍布全城而非聚集的。为了维持大家从属意识，定期或不定期的会有各派的械斗，但都不严重。作者通过这些认为，“联合说”比“门第说”更贴切，“联合说”着重于作为体系中的部分集团、各集团间的关系的交换，“门第说”着重宗族内部结构及其连续性。此外，鹿港还会按照街坊划分。一些宗教、节庆活动会按照这种街坊划分来分组。上城和下城赛会时这种划分就十分明显了。最后，作者论述了支配全城经济与政治生活，处理与外界关系长期性的社会集团―郊。郊可按祖籍、生意地区、买卖类型等组成。鹿港最有名的是“鹿港八郊”。各郊有相互联系，信奉妈祖，节日活动轮流管理，并与官方合作，甚至会涉及官方的学校等地的修建及城内治安。
　　最后是施舟人的《旧台南的街坊祀神社》。当时台南的官庙少，民庙由各街坊、郊或其他会所建成。奉同一种有着子母关系的“分香”所成的庙。在台南的每个街坊里都有土地公庙。土地公庙往往较其他重要。之后又提到了关于土地公的传说，控制人们的思想。台南人同样会按同行、同宗或同姓等关系组成会社。每个土地公庙会有一个或几个会社使用。在后面作者提到了看西街，看西街有由三郊合作而成的水仙宫，在那里有个台南较大规模的土地公会。这些土地公会同上面的郊相似，有其社会职能。
　　总结：全书包含了多篇、多视角的研究。施坚雅跨越学科，将各有关城市发展的研究中和一起。又提出了“区域体系理论”。不仅对城市单独进行研究，还注意到城市对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的作用、影响。这些方法开辟了新的研究道路，其理论的提出同时也引得了广泛的讨论。我们借鉴的同时要加以思考，融入国内的具体情况及理论，使对城市的研究更进一步。（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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