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学科时代的知识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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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古希腊学科时代的知识观:一、不同的学科包含着不同的研究对象。二、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相联系,由研究对象引出科学方法。三、由“惊奇、疑难、闲暇、自由”所体现出的崇高的科学精神。
　　关键词:古希腊知识观;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研究对象;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B502.21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20―0146―03
　　
　　古希腊早期的知识是在哲学涵盖之下的一种包罗万象的“知识总汇”,代表着真理的全部,柏拉图的知识就具有这种“综合性”。而后,在亚里士多德的学科分类中,哲学这门学科才第一次正式同其它学科划分开来,古希腊知识也由此从“综合性”转变到“分科性”。
　　
　　一
　　
　　柏拉图(公元前427~347年)是古希腊的哲学家。他一生大部分时间居住在古希腊民族文化中心的雅典。他的最高理想是哲学家应为政治家、政治家应为哲学家即“哲学王”思想。柏拉图书札第七就有这样一段自白“我年轻时,总想一旦能独立工作,就要投身政界。后来政局突然变动,影响了我的计划……过了一个时期我故态复萌,跃跃欲试地,虽然静悄悄地,又想参加政治活动了……可是一些有势力的坏人,诬告苏格拉底以渎神之罪,陪审团竟处以极刑……当初我对于政治,雄心勃勃,但一再考虑,看到政局混乱,我彷徨四顾,莫知所措。我反复思之,唯有大声疾呼,推崇真正的哲学,使哲学家获得政权,成为政治家,或者政治家奇迹般地成为哲学家,否则人类灾祸总是无法避免的。”[1]他的代表作《理想国》是其最高理想的实施方案,它不仅是哲学家的宣言书,而且是哲人政治家所写的治国计划纲要。书中讨论到优生学问题、节育问题、家庭解体问题、婚姻自由问题、独身问题、专政问题、独裁问题、共产问题、民主问题、宗教问题、道德问题、文艺问题、教育问题(包括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研究院以及工、农、航海、医学等职业教育)加上男女平等、男女参政、男女参军等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并不是从学科的角度来讨论的,其目的是寻求“理想国的治国之道”,“治国之道”是他追求知识的目的之所在,追求知识为治国服务。由此,在这里没有出现明确的学科分类。柏拉图的知识实为综合性的“知识总汇”。
　　柏拉图的知识作为一种无学科分类的综合性的“知识总汇”,究其另一原因是在柏拉图那里没有一种“存在论”[2],而事实上却只能看到一种“本质论”即以理念为中心的知识论。在巴门尼德的存在论中,“存在”是真理的对象,“不存在”是“意见”的对象。柏拉图受巴门尼德的影响,认为“存在”是知识的对象。但另一方面,柏拉图又与他不同,认为“意见”总是对某物的意见,它的对象不是“不存在”(“不存在”是空无、是无知的对象),而是居于存在与不存在之间的东西:即指具体事物。既然知识的对象是存在,意见的对象是具体事物,那就意味着存在不是具体事物,具体事物不是存在。因此,柏拉图的所谓存在问题基本上(甚至完全)是知识问题,对于柏拉图来说,“某物是否存在”的问题意味着“某物是否可知”以及“如果可知,那么它的理念是什么”的问题。柏拉图只在指出事物是否可知,而没有也不可能在“存在论”的基础上对存在进行本然性的划分。我们今天所说的存在论(本体论)问题在他那里没有出现。由此,他不可能以存在论为基础对学科进行分类。
　　
　　二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年)有句名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黑格尔曾面对这位对真理执着追求的先哲这样评价:“如果真有所谓人类导师的话,就应该认为亚里土多德是这样一个人”。亚里土多德的伟大功绩包含着他在历史上首次提出明确的“学科”概念,且按对象的不同把混沌一团的知识分门别类,与柏拉图相比,他的知识可称为分科性的。
　　亚里士多德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有他“存在论”基础的。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五卷第七章解释“存在”[3]概念时,将“存在”分为两类,其一是在偶然意义上的存在,另一是在本然意义上的存在。对于偶然意义上的存在,也就是事物的偶性,它属于某一事物,但并不必然属于该事物的性质。亚里士多德举例说:在“有教养的建筑者”这个句子中,建筑者只是偶然地或碰巧是有教养的,我们知道,对于一位建筑者来说,关键在于他是否有建筑的技术,以及正确发挥这种技术的能力,而不在于他是否有教养,因此,“有教养”对于他来说,只是一种偶性,是一种在偶然意义上的存在。而建筑技术,以及正确发挥这种技术的能力对于他来说,则是一种本然,即是一种本然意义上的存在。对于本然意义上的存在,它应是属于某一事物,也必然属于该事物的性质。
　　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中对存在进行讨论并区分了十种范畴: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势、所有、主动、被动。这十种范畴囊括了事物所有实质性的存在方式。相对于十范畴,作为存在的存在即实体是所有存在的中心点。亚里士多德明确地指出,在“存在”的各种意义中,“是什么”是最根本的存在,而“是什么”就是事物的实体。所以,实体是最根本的存在,而其它意义的存在只是实体的属性,其它的存在只是依存实体,才有其实在性。亚里士多德的范畴学说促进了各门科学的分类和发展,为各门科学的分类提供了理论依据。依据范畴的分类,亚里士多德对许多科学的研究对象作了规定,认为特殊科学所研究的只是存在的某个方面、或者说存在的某个部分,如数学就是如此,因为数学研究的只是事物的数量关系;第一哲学的对象是研究“存在”本身或称为“存在的存在”,而存在的中心就是实体,实体列为十大范畴首位,统率其它范畴,是其它范畴的主体和基础,其它范畴均依赖于它的存在。亚里士多德说“很显然,正是借这一范畴,其它的任何一个范畴才会‘有’”、“由于实体的存在,其它范畴,如质、量等才会存在。”因此,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写道:“有一门学术,它研究‘实是之所以为实是’,以及‘实是由于本性所应有的秉赋’。这第一哲学与任何所谓专门学术不同,那些专门学术没有一门普遍地研究实是之所以为实是。它们把实是切下一段来,研究这一段的质性,例如数学就在这样做,而第一哲学是在寻取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4]”物理学(自然科学)则十分详尽地探讨了“时间”和“空间”这对范畴,它是关于运动、空间和时间的学说,物理学(自然科学)包括植物学、动物学、心理学、气象学、化学和物理学。显然,亚里士多德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对知识进行了分类。亚里士多德把知识划分成三大类:所有知识要么是实践的,要么是创制的,要么是理论的。实践知识研究行为,研究人在各种不同环境下怎样行动,《伦理学》和《政治学》是亚里士多德对实践知识的主要贡献。创制知识是有关事物的制造的科学――整容术、农业、文学艺术和工程,《修辞学》和《诗学》是亚里士多德在这个领域中仅剩下来的作品。而理论知识囊括所有我们现在称作科学的一切内容,十大范畴对其再分成第一哲学、数学、物理学(自然科学)提供了鲜明的研究对象,哲学这门学科到此时才第一次正式同其他学科划分开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表明其作者已经是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分类者,这种学科分类的影响一直沿袭至今。
　　为了确保知识的真,亚里士多德在其逻辑学著作中提出了探求真理的具体方法。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主要有六篇,后人将它们编辑在一起称之为《工具论》。其中包括:(1)《范畴篇》――讨论作为谓词的种类和现实的规定性的种类的范畴,以及词义、概念等问题。(2)《解释篇》――结合语词、语句、讨论判断(或命题)问题。其中包括词和句的定义,模态命题和非模态命题、简单命题、复合命题、矛盾命题、相反命题、以及命题之间的真假关系等。(3)《前分析篇》――讨论推理的有效性、前提和结论之间的关系。(4)《后分析篇》――讨论证明的推理。(5)《正题篇》――讨论辩证的推理。(6)《辩谬篇》――是专门剖析和驳斥各种谬误和诡辩的。他所探求真理的方法为推理,推理是一种论证,在陈述某个东西之后,由此就能必然地得出关于另一东西的结论来,且区分为:证明的推理、辩证的推理。
　　《正题篇》的主题是研究“辩证推理”,它是从重要的意见出发,探求哲学真理的主要办法。《分析篇》研究的是证明的推理或简称“证明”,这里所说的“证明”是指能产生一个科学知识(又称为“证明知识”)的方法;他在《前分析篇》一开头就说:“我们现在要研究的主题是证明的和能产生证明的科学知识的功能”。从形式说,证明是一个完全的三段论。三段论是论说,在其中某些东西陈述出来后,与之不同的另一个东西就由之必然地得出来。那先陈述出的叫前提,那由前提能必然推论出来的叫结论,研究前提与结论之间必然联结的结构形式就是三段论。证明的推理是同科学知识相联系的,对于一切科学知识来说,它们必须是得到了证明的。对于证明推理的三段论,前提必须是一个真实的原初的知识,以便推出一个虽然是间接的派生的却是必然的、同前提一样真实的知识。于是我们看到,“证明”推理有(1)形式,即三段论;(2)关键的前提即关于对象的真实的知识。但单纯的证明方法只适用于基本前提是真实无疑的情况,可是一切科学的最终原理是否真实无疑恰恰只能在哲学的探求中得到,哲学的真理总是带探索性的,只有在对重要的意见分歧的辩证考察(辩证推理)中,不断深入弄清事物的真相,最后达到一切事物的最终原理。总之,证明推理是真实无疑的前提通过三段论推理达到一个必然真实的结论,它的对象是科学知识;辩证推理则主要是在三段论及其结果中检查前提中的意见,进行辩别、证伪,使比较合乎真理的意见显示其正确性,从而为最后把握真理提拱依据。在西方被称为“逻辑之父”的亚里士多德正以他这种逻辑求真的科学方法启发后人的思维。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类的知识经历感觉,记忆,经验,但不能停留在经验阶段,而应由经验得到知识,凭经验的,知事物之所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真正的知识则兼知所以然。“智慧”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有经验的人较之工匠为富于智慧,而理论部门的知识比之生产部门更应是较高的智慧。亚里士多德关于智慧与哲人的诠释所述是:“哲人知道一切可知的事物,虽于每一事物的细节未必全知道;谁能懂得众人所难知的事物我们也称他有智慧(感觉既人人所同有而易得,这就不算智慧),又,谁能更擅于并更真切的教授各门知识之原因,谁也就该是更富于智慧;为这门学术本身而探求的知识总是较之为其应用而探险求的知识更近于智慧,高级学术也较之次级学术更近于智慧。”[5]作为最智慧的知识的爱智第一哲学,亚里士多德认为这一知识最初的产生依赖四个条件:惊奇、疑难、闲暇、自由。关于惊奇;他认为;“古往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辰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作成说明,一个有所迷惑与惊异的人,每自愧愚蠢,他们为脱除愚蠢而探索哲理”。[5]关于疑难;对现象进行疑难意味着提出了所困惑之所在即问题,在《形而上学》卷三的开始写道;“我们于所习学术应列举所拟最先讨论的主题,这些包括各家哲学诸原理以及前人所未省察到的观点。凡愿解惑的人宜先好好地怀疑,由怀疑而发为思考,这引向问题的解答,人们若不见有‘结’,也无从进而解脱那‘结’。因为欲作研究而不先提出疑难,正像要想旅行而不知向何处去的人一样”。正如乔纳逊・伯内斯所述:“亚里士多德哲学上的贡献不仅在于第一个明确规定了第一哲学的对象――“存在的存在”,而且他的独特地位还在于他在《形而上学》第三卷中提出了哲学所必须研究和解决的十三个问题,这些问题中,有许多后来一直是西方哲学争论的中心。关于闲暇: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卷一中阐述;“在所有这些发明相继建立以后,又是出现了既不为生活所必需,也不以人世快乐为目的的一些知识,这些知识最先出现于人们开始有闲暇的地方。数学所以先兴于埃及,就因为那里的僧侣阶级特许有闲暇。”他认为闲暇是理论知识必有的条件。当人们整天都必须忙于谋生的繁重体力劳动的时候,专门的科学思维和哲学思考是没有存在的余地的。例如:柏拉图有大量的财产继承,不必为谋生而奔忙,亚里士多德作为亚历山大帝的教师自然不必担心生计问题,因此可为专心从事理论知识的思考提供了足够的闲暇。关于自由: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阐述:“就从早期哲学家的历史来看,也可以明白,这类学术不是一门制造学术。古往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一个有所迷惑与惊异的人,每自愧愚蠢,他们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这个可由事实为之证明;这类学术研究的开始,都在人生的必需品以及使人快乐安适的种种事物几乎全部获得了以后。这样,显然,我们不为任何其它利益而找寻智慧,只因人本自由,为自己的本质而生存,不为别人的生存而生存,所以我们认取哲学为唯一的自由学术而深加探索。这正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学术……依照古谚所谓‘再思为得’,人能明事物之故,而后不为事物所惑”。[5]惊奇、疑难、闲暇、自由所蕴含着的正是崇高的科学精神。
　　
　　三
　　
　　通过以上的阐述总结出古希腊学科时代的知识观之三要点:
　　一、不同的学科包含着不同的研究对象。亚里士多德首次提出明确的“学科”概念,从诸多对象入手对知识进行了分类。 (对象不因提问方式不同而发生变化,是一实在的事物、可被认识者,对它的关注使研究具备客观性)。
　　二、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相联系,由研究对象引出科学方法。为确保知识的真,根据其探求对象的不同(分别为证明的知识、哲学知识),分别提出了探求真理的具体方法――证明推理、辩证推理。
　　三、由“惊奇、疑难、闲暇、自由”所体现出的崇高的科学精神。这一科学精神始于对万事万物的惊奇,继而由此引起疑难,只有清晰地提出问题,才能明确解惑的目标,才能为解惑开辟道路,最终达到思想的真正自由。
　　秉承这一知识观的学术研究规范,我们就站到了学科作为它自身的实在性或独立性立场上,从这里我们才能在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中把握学科的特殊性以及它与外部事物的关系。
　　
　　参考文献:
　　[1]柏拉图著.《理想国》[古希腊][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2]吕祥著.希腊哲学中的知识问题及其困境[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3]亚里士多德著.《形而上学》第5卷[古希腊][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4]亚里士多德著.《形而上学》第4卷[古希腊][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5]亚里士多德著.《形而上学》第1卷[古希腊][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责任编辑/彭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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