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美籍华裔的离散身份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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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女勇士》和《中国佬》在文体特征和主题思想上的近似性使对这两个文本的对照阅读充满意义和富有成效。拟从司徒亚特・霍尔的文化批评理论中关于离散族裔身份建构的“差异理论”入手,分析这两个文本中所共有的身份建构主题,以期对美国早期华人移民的生存状况及文化应对策略有更多的了解,并对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化形势下新的文化认同问题提供一些借鉴。
　　关键词:《女勇士》;《中国佬》;离散身份;建构
　　中图分类号:I207.4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0)30-0167-03
　　
　　美籍华裔作家汤亭亭的处女作《女勇士》着重记录了叙述者母亲一方的女眷们的故事,《中国佬》却是追寻父系的历史。作者曾宣布说,这两本书掏空了她的家史和故事。
　　现有的对《女勇士》的主题研究大多从少数族裔女性这一双重边缘地位的发声和反抗这一视角进行透视,分析大概集中于三类,一种揭示了其中的文化冲突与融合,一种分析了文本中的女性意识,还有一种探讨了其中的身份问题。而对《中国佬》的主题研究主要集中于其中的“历史再现”主题。
　　本论文将利用霍尔的“差异理论”作为阐释框架,对《女勇士》和《中国佬》进行比照阅读,进一步探寻文本中的共同主题。两个文本的相似性使其比照阅读可行,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全球化如滚滚浪潮袭来之际,探索多元文化杂交中的族裔身份建构问题也有利于拓宽我们的视野。
　　一、理论概述
　　司徒亚特・霍尔(Stuart Hall)是当代文化研究之父,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媒体文化理论家、批评家、思想家、英国社会学教授、英国研究院(Fellow of the British Academy)院士、“伯明翰学派”(Birmingham School)的奠基人。
　　霍尔基于对英国社会中少数族裔的认同危机和文化危机而进行探讨新民族性的建构。他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逐步形成关于少数族裔文化认同的“差异理论”,虽然这一犀利的文化理论思想已经受到欧洲和美国等文化研究界的高度重视,但是目前国内学者还尚未充分关注到这一点[1]。
　　霍尔解释身份的概念是强调身份的建构。身份建构的过程是多种因素决定的充满矛盾的过程,它是处于变化中的。比如全球化(自由的和被迫的移民浪潮)会历史性的影响个人身份。当我们询问身份时,不仅问我们是谁,而更重要的是问我们从哪里来;身份是在历史、文化、社会等任何话语内部得以建构;身份在权利争斗中形成;身份来自于一致,同时还来自于差异。霍尔指出身份建构贯穿于差异的自始至终,而不是在差异之外。身份也只有在与之不同的对应者和与他者的关系中建构出来,通过找到与他者相比所缺乏的成分而定义自身。是一种反身性的自我建构。
　　在《文化身份与离散》(1994)一文中,霍尔论及黑人在19世纪中后期的环加勒比海大迁徙,认为新的文化身份只能产生于文化认同与文化差异的互动过程中。前者指的是寻找共同历史经历和共享文化符码,以便为离散群体提供某种能使他们动荡不安的现状变得相对稳定的参照架构。而这些连续性的因素正是反抗殖民压迫的精神与道德源泉。后者则暗示,离散文化身份是在历史变迁、文化形构与权力更迭过程中不断与外界适应又不断被改造的结果。霍尔确信,只有通过文化的断裂和差异性,人们才能深切体会到殖民化的恶果。换言之,“离散”的含义只能通过承认并接受多样化和混杂化才能得到充分体现[2]。“离散”一词在现当代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中的用法,源于历史上犹太人被巴比伦人、罗马人赶出犹大国(Judea,即今天的巴勒斯坦地区)的记述,它强调丧失家园后四海为家,在迁徙过程中创造新生感知和另类文化身份的社会与心路历程。“这一术语被用来松散地描述一个分散的知识形式或思想的传播与亲密互动”。“文化本身的全球化发展和形式的多样化已被描述为一个‘离散族裔的故事’”[3]。
　　美国华裔作为一个离散族裔,在评论家的视野里越来越发现了其中的异质性。对于美国华裔的文化身份而言,他们不同个体、不同代际之间同时具有连续性和断裂性的特征。张冲在其对美国华裔文学的研究中指出,“事实上,即使是同一个散居族裔,由于在特定所在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的不同,或者由于形成或加入散居族裔的历史年代的先后,各自对自己的祖国和文化渊源的态度和关联也呈现出十分不同的情况。”[4]美国华裔的文化认同有诸多历史,但它们经历了转变,不是固定在某个过去的历史,而是诉诸历史、文化和权利不断交织的过程中。
　　霍尔的思想冲击了我们对民族和民族认同的传统理解,在全球化时代中将民族特性的建构与他们离散经验的表现放置在一起,形成了我们对变动不居文化认同的新的理解层面。利用这一理论视角来解读美国华裔文学作品,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文学叙事中离散族群对自身民族特性的追寻、对母国和家园的文化认同进行的艰难决绝的探索。
　　二、文化断裂,身份悬置
　　对于加勒比黑人来说,在定位和重新定位自己的文化身份时,至少要考虑三种“在场”关系:“即非洲的在场”,“欧洲的在场”和“美洲的在场”。“非洲的在场是被压抑的在场”,是“久已失去了的声音”,但事实上它又无处不在地隐藏于加勒比海的文化生活中。而相对于非洲的在场来说,欧洲的在场是显性的,是“关于排除、强行和侵占的”,正是它的出场造成了“权力与抵抗、拒绝与承认之间的对话”,但是加勒比黑人在抵抗欧洲在场的同时,已不可避免地将其中的部分因素纳入到了自己新的文化身份中。而“美洲的在场”,也就是“新世界”的在场,“这是许多文化支流交汇的枢纽”,对这一在场的指认“为我们构成了一个转换的叙事”。在这里,一切差异性和多样性相互碰撞、杂交,并重新阐述其意义[5]。
　　类似的,汤亭亭笔下的美国华裔在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时也要面对三种在场及其相互关系,一是美国主流社会以WASP(White Anglo Saxon Puritan)为主的在场,二是中国的在场,三是唐人街的在场。
　　在《女勇士》中,作为中国移民的后代,美国出生的女儿只能从家中妈妈讲的故事、其他华人的故事,还有关于中国的电影去了解这个她从未到过,更没有生活过的地方,可是所得到的印象是那么不一致,她不禁困惑地发问:“作为华裔美国人,当你们希望了解在你们身上还有哪些中国特征时,你们怎样把童年、贫困、愚蠢、一个家庭、用故事教育你们成长的母亲等等特殊性与中国的事物区分开来?什么是中国传统?什么是电影故事?”[6]4
　　在《中国佬》的第一章《中国来的父亲》中,作者在开头“关于发现”这一部分中引用了清朝李汝珍《镜花缘》中的林之洋被抓到女儿国的故事。但是故事的主人公成了唐敖,并且认定女儿国就在北美。在汤亭亭重写的神话中,唐敖为了寻找金山,飘洋过海来到女儿国,当即被放哨的女子抓住了。通过改写,这一神话与汤亭亭父辈的移民经验拉近了,因为她的父亲以及家族里所有的男人都是为了寻找金山才来到美国,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个神话故事通过改写也具有某种隐喻意义。在汤亭亭故事的结尾,她写到“有些学者说女儿国出现在武后执政时期(公元694―705年);也有人说在这之前,即公元441年就已有了女儿国,不过地点在北美。”[7]5汤亭亭将女儿国十分确定地定在北美,是想使这个神话与自己所要表现的中国人移居美国这一经验联系起来。在接下来的“关于父亲”的一节中,汤亭亭又写道:“我与弟弟、妹妹站在门口,等着下班回家的父亲;终于我们看见一个男子转过街角,急匆匆地走来。是父亲!我们围住了他,抓住他的手。可是他却大笑起来,‘我不是你们的爸爸。’我们仔细看了看,这人确实不是爸爸。”[7]6华裔美国孩子认不出自己的中国父亲,由此可见父亲的身份在作者心目中已经模糊,丧失了其最根本的特点,连自己的孩子也认不出了。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身份到底由什么来决定,他们是否具有确定的文化身份?这是作者通过父亲向我们提出的问题。而父亲模糊的文化身份为我们做了回答,这与唐敖的处境极为相似。
　　三、身份的拷问和建构
　　面对现实社会的尴尬处境,两个文本的叙述者追寻着先辈的足迹并不断追问“我从哪里来?”可是《女勇士》中的母亲称自己的孩子为“鬼子”,因为他们“出生在洋鬼子们中间,受洋鬼子的教育,”也有洋鬼子气[6]167。她还告诫自己的孩子,“有些秘密是万万不可当着洋鬼子的面说的,那些与移民有关的秘密一旦说出来,就会被送回中国。”[6]166而《中国佬》中的父亲则“寡言少语,沉默不语,没有故事。没有过去。没有中国”[7]14,女儿只能通过想象重建父亲过去的语言状态。
　　人是社会化的动物,话语的表达或压抑源发于文化,并在社会结构、观念、意识形态之中得以再塑造。霍尔看待身份的方法是建构自身使我们能够被言说的过程。在他一篇题为《地方和全球:全球化和民族性》的论文中,霍尔提出了“身份总是一种通过否定的视角,被建构出来的表征体系,在身份被建构之前,总要穿越他者的注目”和“身份总是通过差异被建构出来”的重要论断[8]。美国的官方历史剥夺了一个真实的华裔历史话语存在权利,将它压制于“无声”状态。面对历史的“空白之页”,汤亭亭从童年时代听到的故事中、从移民先辈抒发情怀的诗歌中,从历史零星的记录中,从一些中国人的故事中,发挥创造性的想象,以多样化的叙事重新建构了一部包括华人移民贡献的美国史。
　　《女勇士》和《中国佬》中的叙述者分别是母亲、父亲的代言人,她采用一种“讲故事”的形式连接起整个叙事,她不仅讲述她的家庭在美国的落地扎根过程,讲述华裔先驱的创业奋斗史、当代华裔在美国的生活,也转述各种流传在世的中西文学故事。这正是她面对身份困惑所采用的协商策略,把自己的生活和祖先建立起联系。她认为除非先辈们的生活和自己的生活“发生交叉”,不然先辈们不能给她“提供任何长辈式的帮助的”[6]7。
　　“讲故事”是一个族群传递其历史、文化、价值观念的重要方法,移民的后代却对这些观念有着复杂的情感。他们生在星条旗下,从小到大浸染着西方的文明,心灵深处打下了美国的文化烙印,但又是炎黄子孙,血管里流淌的是中国人的血,吮吸着古老东方文化的乳汁长大。这两种不同文化的冲击与碰撞,带来的是困惑,哭喊与挣扎。他们对中国文化存有敬畏,又保持着对古老文化的疏离,甚至误读。而由于历史的原因,美国社会对华人存有偏见,实行种族歧视,华人移民的子女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过程是很艰辛的。
　　于是带着对想象中“家园”的记忆,女儿借助自己的想象,并结合她当下的美国生活,重新讲述父亲、母亲的故事,这样女儿的寻父/母之旅就具有了高度的象征意义,它不仅使讲述者走出沉默,而且也标志着父女母女之间的文化传承。她的讲述行为既是在连续性和断裂性之间进行的协商,又是在相似性和差异性之间进行的协商。而反映到具体的写作中,故事的讲述者运用的是并置和挪用的两种策略。并置的策略如前文论述到的叙述者把自己与先辈的生活建立起联系,发生交叉。
　　另一策略则是文化挪用。《女勇士》和《中国佬》中都有大量的中国文化符码,作者对中国民间传说、神话、历史文献、文学经典故事、各类民俗以及奇闻逸事等进行挪用,从木兰从军、岳母刺字、文姬弄琴到屈原赋歌,不一而足。汤亭亭对中国故事的改写因为缺乏准确性曾经遭到指责。但是她认为仅仅纪录那些神话传说,充其量不过是敬重祖先,而她“让古老的中国神话活起来的办法就是用新的美国方式讲述”[9]。对古老故事的重新讲述是为了让它们适合新的语境。“她不是用神圣和固定的眼光看待传统和华裔种群的本质属性,而是把他们看成一种流变,一种在语言―权力关系中不断结构、解构、生长的过程。”[10]汤亭亭的改写无可厚非,作为人类集体无意识的神话故事总是在历史长河中被改写,而纵观华裔历史,对这些故事的改写也是必然。美国华裔学者黄秀玲(San-LingC.Won)也认为变化正是移民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文化不是移民们可以随身携带的行李;它不是静止不动,而是随着环境变化而改变的。”[11]在华裔文学里,移植的神话故事就成为文化交锋,观念汇合的结果。也正如华裔文学研究学者林英敏(AmyLing)所指出的:“《中国佬》与《女勇士》一样,其中的言说、语言以及故事是历史、属性和自我的载体。”[12]
　　结论
　　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席卷全球的浪潮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影响。无论是作为一种过程还是一种现实,经济全球化正以不可逆转的态势存在和发展着。全球化决不仅仅只是一种单纯的经济现象,它广泛地渗透在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
　　霍尔理论中对文化身份具有的流变性的强调使我们了解到:文化身份从来不固定在过去,必定在历史、文化和权力之间持续变化,也好比离散的身份一样,后现代社会里,任何身份都要通过差异和转换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而得到更新。在今天经济全球化带动的文化全球化时代,第一和第三世界国家文化的流动和生产是不平衡的,更多的信息连同意识形态从第一世界流向第三世界,极少数是反向流动。文化被表征的过程十分复杂,跨越国界的文化符码更加难以解码。
　　考察汤亭亭文本所描述的移民处境及移民文化现象不仅使我们了解美国早期华人移民的生存状况及文化应对策略,更重要的是华裔移民经验或许能给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化形势下新的文化认同问题提供某种可资借鉴的图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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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Skenazy, Paul, and Tera Martin, eds. Conversations with Maxine Hong Kingston[Z]. Mississippi: UP of Mississippi, 199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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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Wong, San-Ling Cynthia. Reading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From Necessity to Extravagance.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 Press,1993:43.
　　[12]Amy Ling, Between Worlds: Women Writers of Chinese Ancestry, New York: Pergamon, 1990:145.
　　
　　Chinese American’s Construction of Diaspora Identity Against Globalization
　　――An Analysis on Kingston’s The Woman Warrior and China Men as Example
　　
　　CHEN Ye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00, China)
　　
　　Abstract:The parallel of genre and content between The Woman Warrior and China Men make the comparative reading of the two texts meaningful and productive. The thesis intends to probe the common paramount theme in the two tex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fference theory which is dominating over Stuart Hall’s cultural critical thoughts when he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of Diaspora identity. This thematic reading can guide us to the situation of early Chinese immigrants’ predicament and their counteractive strategy, as well as shed light on the problem of a kind of new cultural identity against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The Woman Warrior;China Men;Diaspora identity;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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