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道家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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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儒家和道家对待政治的态度不同。儒家积极参与社会政治,但无法摆脱君权和等级制度;道家尊道贵德,崇尚自然无为,远离君权政治而被边缘化,最终成为出世的道教。儒家和道家与政治的结合都不是成功的,因为中国形不成与君权抗衡的知识分子力量。
　　关键词:道家;政治;中国文化重构
　　中图分类号:D0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0)27-0055-02
　　
　　儒学和道家学说在人生态度上所体现出来的基本特征截然不同。儒家的基本特征是刚健进取、积极入世;而道家的基本特征则是全真葆性、遁世退隐。道家与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之根,几千年来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其区别主要表现在如何对待政治。恰如王国维所言:“我国春秋以前,道德政治上之思想,可分之为二派;一帝王派,一非帝王派。前者称道尧、舜、禹、汤、文、武,后者则称其学出于上古之隐君子,或托之于上古之帝王。前者近古学派,后者远古学派也。前者贵族派,后者平民派也。前者入世派,后者遁世派也。前者热性派,后者冷性派也。前者国家派,后者个人派也。前者大成于孔子、墨子,而后者大成于老子。”王国维这一番言论是很有见地地揭示了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两大学派,儒学和道家学说的差异。
　　一、儒家和道家的政治态度
　　儒家对社会与政治的参与热情众所周知,儒家具有担当精神,重人的社会性,强调群体利益。儒家参与政治,是无条件地参与政治,知其不可为而为,热性入世的儒家学派,以天下为己任,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的最高理想,主张参与现实政治,积极进取,担当社会责任,认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位列儒家群经之首的《周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名言,激励儒家后学奋发图强,建功立业。孔子“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的人生态度,孟子说“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的浩然之气。还有北宋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表现出儒家强烈的建功立业的要求和担当重任的自信,最能表出儒者的襟怀,也最能开显儒者的器识与宏愿。“抒写了儒家融通古今、担当宇宙、悲天悯人的博大胸怀。儒家的入世进取精神在历代儒学大师身上得到典型的体现。”
　　道是天、地、人内在规律的自然之道,礼教是自然之道堕落的结果,要回归自然,必须超越礼教。道家的政治主张崇尚德治,反对战争权术和阴谋,“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自然”即是无主观偏见的客观规律。西汉时期,黄老政治体现了道家的特点,与民休息,宽刑简政、轻徭薄赋、节俭爱民、注重德治、无为而治,主张引导百姓返朴归真。天下有道则显,无道则隐。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社会动荡,是失道的天下,为了全真葆性,老子、庄子主张远离政治。
　　对于道家而言,参与社会政治不是第一位的,第一位的是全真葆性,是精神的解脱与自由,史上著名的有雄才大略道家之士,如姜子牙、张子房、陈平、诸葛孔明、徐茂公、李靖、魏征、刘伯温等,出则为将,功成身退,退而隐。道家的世外高人更多,如鬼谷子、黄石公、张三丰等。与儒家的积极入世相比,道家是出世的。道家学人看穿政治名利即是非之物,与家天下的帝王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他们对政治乃至一切世间之事物有一种超越的态度,追求“天子不能臣,诸侯不能友,适性逍遥于山林之中,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因为,“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者,谓之倒置之民”。
　　二、儒家成为官学的原因及儒学几个阶段的政治伦理演变
　　春秋战国时期,先秦道家、墨家、法家都曾作为显学,其中许多文化因素也以多种形式进入主流文化体系,但是它们并没有能够成为中国文化的主体。因为西周时期实行的是家国一体的宗法政治,而中国漫长的历史自始至终顽固地保留着宗法家长制的传统。墨家的“兼爱”,道家反对等级束缚的“自由”,法家完全排斥家庭伦理的绝对君权主义,都不能最好地反映当时社会制度发生的变化。
　　西汉年初的黄老政治是道家参与政治的典范,开创了有始以来的最为称道的文景之治。但道家的黄老政治不能满足君主专制的需要,被汉武帝弃用。
　　春秋时期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是直接继承了殷周时期的天命神学和祖先崇拜的宗教思想发展而来的,孔孟创立的儒家的政治伦理文化,包含丰富的人生哲学与道德哲学,其要旨是对人的关照,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探究,是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儒学的核心概念是“仁”,但这种学说的核心强调尊尊、亲亲,维护君权和父权的绝对统治地位,巩固封建宗法的等级制度。
　　(一)汉代儒学
　　儒学在先秦时,只是作为一种政治伦理学说与其他各家进行争鸣,到了汉代,董仲舒对孔孟的儒学进行了改造,其思想体系的形成,是儒学适应当时的君主汉武帝政治需要的结果。董仲舒明确地主张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统治,就是一切统一于天子朝廷的专制统治,要达此目的,首先必须统一人们的思想,而统一思想的具体办法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的建议受到汉武帝的采纳,从此以后,在学术和仕进上,儒家被定为一尊,统治中国达两千年之久,其他诸子百家文化,尤其是被替代的黄老道家,都被剥夺了发展的权利。
　　儒学社会政治层面功能的形成和加强,同时也就减弱了儒学作为一般伦理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层面的作用。先秦儒学是通过道德教育、理想教育去启发人们遵守道德规范、追求理想社会的自觉。而汉代儒学被政治制度化以后,成为必须遵守的外在行为规范,到了汉末,政治制度化了的儒学礼教,一方面成为束缚和压制人的自然感情的东西,一方面又成了那些伪君子沽名钓誉的工具。
　　(二)宋明理学
　　宋明时期儒学家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朱熹,主要复兴的是伦理道德、身心修养层面的儒学,他们积极吸收和融合玄学、佛教、道教(和道家)的理论,构筑了天理、良知的体系,对“仁”进一步阐发。宋明理学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儒学作为伦理道德、身心修养层面的社会功能,从而与作为政治制度层面的儒学相呼应配合,进一步强化了儒学在社会政教两方面的功能。由于伦理修养层面是直接为政治制度层面服务的,“存天理,灭人欲”、三纲五常的绝对化,常常使得本来应该建立在自觉原则上的规范,成为强制人们接受的律条。而这种以“天理”、“良心”来规范的律条,有时比之明文规定的律条更为严厉。所以戴震认为“儒家以理杀人”。
　　独尊儒术在最初起到了统一思想、统一舆论、稳定国家的作用,但后来却成为封建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禁锢了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特别是个性思想。
　　三、儒道政治的失败
　　(一)儒家的政治失败原因
　　儒家维护的是君主专制制度,其政治理想实施的必要条件就是要得到统治者的支持。在儒家的文化传统里,是没有超越尊尊、亲亲,维护的是等级制度。而且,在儒家儒者实现理想的第一步就是“得君行道”。朱熹、王安石、康有为的失败都证明了依靠皇帝是靠不住的。皇帝是世袭产生,按宗法中的嫡庶长幼次序,而不是推德选贤产生,而且权力中心,帝位之争往往是你死我活,充满阴谋杀戮,这样产生的皇帝要么没有治国才能,要么有才却不一定能做得了主,例如戊戌变法的失败。学术之争耗去许多知识分子的心血,而决定权在于政权。政治玩的是权术,与学术对立的官僚集团依靠的是霸道。儒家政治理想的实现必须得到君王的支持,儒学不能突破君王,无论尊方是否有道,都不能反抗,儒者是臣,臣道是建立在孝道之上,挑战君就动摇了儒家政治伦理的核心。
　　这样,儒家虽然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孔孟的儒家学说在其维护的专制政权重压下,被改造为君政治的工具,孔孟儒家学说中的仁学内涵和民本思想萎缩,而且道家、墨家、法家等诸子之学也被迫适应“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政策而变更自己的形态。所以,中国封建社会真正起主导作用的是儒家,而且是变形的儒家。
　　(二)道家的政治失败
　　道家主张循道而为,尊道而贵德。老子曰:“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它提倡返朴归真、纯朴无争社会理想,追求个体精神自由,主张一切都顺应自然。我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汉唐,无不有道家的政治思想作用。“文景之治”是西汉的黄老政治的体现,“贞观之治”是唐代道教为国教的地位下产生的。自汉“独尊儒术”之后,道家的政治功能逐渐萎缩,道家不适应君主专制的需要,而且道家政治对统治者的德和智慧要求很高,道家的顺其自然、超然物外、无为不争,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熏陶出一批隐逸之士或社会生活的旁观者和批判者,增强了社会发展的自我调节能力。但这种人生态度强调个体的绝对精神自由,不乐意担当社会责任,不切人伦实用,与现实格格不入。由于不能成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其社会主张长期得不到实现,道家向道教转化,注重个人修行,愈加远离了社会政治。由于天下的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明清以后道教缺乏后继人才,开始衰微,如今道家文化有待人们抢救和发掘。
　　总结
　　儒家和道家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儒家刚健有为,勇于担当社会责任。道家尊重客观,反对权威,追求个体精神自由。但与政治结合,儒道都是失败的。因为中国的历史上形不成与君权抗衡又指导思想修养的力量,知识分子手无寸铁,不能独立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只能依附于政权,而政权对学术的采用的原则是“为我所用”。因此,依附政权的儒学和远离政权的道家都不能实现政治理想。
　　中国文化的重构,儒家和道家要利用好学术独立自由发展的空间,恢复其本来面目,汲取古老的智慧和时代精华,构建人民的精神家园,让“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造福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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