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经筵、日讲制度探源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经筵、日讲是汉唐以降帝王及臣僚们为“图治稽古”而采取的推崇儒学、尊道养德的重要举措和制度。其主要规程、作法在东汉时就已经形成，到明清时期臻于成熟。其基本作法是以每年二月至端午节、八月至冬至为讲期，逢单日入侍，由学臣轮流讲解经传史鉴，以示对儒学的推崇。
　　就清代而言，经筵、日讲制度的实行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过程。努尔哈赤时期，后金统治者致力于武力创业，于“文治”则意识不足，更遑论开设经筵、日讲而讲求儒学了。皇太极执政时，后金统治者虽然对于中原文化有初步认识，但毕竟处于实行汉化改革的起步阶段，需要做的事情太多，经筵、日讲还一时提不到议事日程上来。清朝入关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满族统治者要想统治地域广阔、人口众多、传统儒学思想影响根深蒂固的前明所辖疆域，就必须要用儒学来笼络汉族地主阶级，因此实行了“崇儒重道”的文化政策。这一政策包括尊崇孔子与朱熹、恢复科举考试、颁发儒学书籍、起用汉臣和儒士以及实行经筵、日讲制度等。
　　早在入关前的顺治元年（1644年）正月，清朝都察院承政公满达海上摄政王启称：“今皇上聪明天纵，年尚幼冲，若不及时勤学，则古今兴废之道无由而知，宜慎选博学明经之端人正士，置诸左右，朝夕讲论，以资启沃。”摄政王虽然赞成这一建议，但以顺治帝年幼为由，明示推迟：“尔等所言甚是。御前择人进讲，我等亦思及此，但以上方幼冲，尚须迟一二年。”（《清实录・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三）清军入关后，一些汉官儒臣为正朝纲，重提举行经筵的话题。这年十月，户科给事中郝杰奏称：“从古帝王无不懋修君德，首重经筵。今皇上睿资凝命，正宜及时典学，请择端雅儒臣，日译进《大学衍义》及《尚书》典谟数条。更宜遵旧典，遣祀阙里，示天下所宗。”清廷答复：“请开经筵、祀阙里，俱有裨新政，俟次第举行。”（《清实录・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九）顺治二年（1645年），大学士冯铨、洪承畴与工科给事中许作梅、礼科给事中梁维本等汉官多次上疏，奏请朝廷“慎简贤良博学之臣为讲读等官，皇上时御经筵”（《清实录・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十九）。但由于清朝把主要精力用于平定各地反抗势力，无暇顾及此事，对廷臣的呼吁多以“报闻”搪塞。在以后各年又有工科给事中朱允显、编修曹本荣、刑科给事中陈忠靖、兵科给事中张璇、都察院左都御史赵开心等人再三陈请，清廷才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正月明确表示：“经筵俟文华殿工竣举行。”（《清实录・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八十）顺治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清廷先期举行日讲，以学士麻勒吉、胡兆龙、李以及侍讲学士折库纳、洗马王熙、左中允方悬成、右中允曹本荣等人充日讲官。（《清实录・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九十一）
　　顺治十四年（1657年）八月，清廷以文华殿工程缓慢，决定提前举行经筵，谕礼部曰：
　　经筵大典，理当早举。向因文华殿未建，有旨暂缓。今恩稽古典学，有关治道，难以再迟，应于保和殿先行开讲。尔部即详考典例，择吉开列仪注具奏。（《清实录・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一百十一）
　　经礼部周密准备，清朝历史上的首次经筵终于在顺治十四年九月初七日隆重开场。清世祖福临仿效历代帝王先例，在文武百官的簇拥下，先往弘德殿行致祭先师孔子礼，再到保和殿听讲官进讲儒经。所讲内容尽为“‘四书’、‘五经’以及《资治通鉴》、《贞观政要》、《大学衍义》有关政治者”（《清实录・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九十八），皆为体现“二帝三王之统”的“圣学”的核心内容。担任经筵讲官者共十六人，多为内三院学士，亦有礼部、兵部堂官，如麻勒吉、布颜、王熙、折库纳、查布海、常鼐、曹本荣、胡世安、梁清标等。此次经筵既为清朝首举，又是顺治朝举行的唯一一次，直至康熙十年以前清廷未再举行，它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因为,以经筵“正君德”正是统治者崇尚儒学最重要的体现。
　　康熙初年，一些儒臣鉴于经筵多年未行，多次吁请于满汉词臣中择“老成渊博者，授为讲官”，“及时举行经筵”（《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九），得到年轻而想有作为的康熙帝首肯。康熙七年（1668年）九月，大臣熊赐履上疏陈请：“讲学、勤政，二者不可偏废，而在今日尤为最切要者也。”（《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七）但是，由于辅政大臣鳌拜等人从中作梗，经筵、日讲迟迟未行。康熙九年（1670年）十月，即在清除鳌拜集团一年以后，康熙帝便谕礼部准备举行经筵大典，其云：“帝王图治，必稽古典学，以资启沃之益。经筵日讲，允属大典，宜即举行。”（《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三四）礼部据此作了安排，决定经筵、日讲均照顺治十四年例，自明年开始举行。随后，清廷任命吏部尚书黄机、刑部尚书冯溥、工部尚书王熙、左都御史明珠、翰林院掌院学士熊赐履、国子监祭酒徐元文等16位长于经史文辞的满汉官员充当经筵讲官，并于康熙十年（1671年）二月十七日在保和殿首开经筵。开讲当日，由王熙、熊赐履进讲《大学》“康诰曰克明德”章和《尚书》“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二句。同年三月初十日，日讲如期举行。这样，康熙帝不仅恢复了自顺治十四年后一度停止的经筵、日讲，而且把它作为定制一直持续下去，认真实行。就经筵而言，自康熙十年至康熙帝去世的半个世纪里，除因巡幸、出征偶未举行外，基本未予间断。历代帝王于经筵、日讲等课程大多虚应故事，走走过场，像康熙帝这样认真实行、确有收获者，在历史上实属罕见。
　　
　　康熙帝举行经筵、日讲，尽管标榜“四书”、“五经”并重，但其进学理路大体遵循程朱一派的治学原则，先“四书”而后“五经”，并把重点放在对于“四书”内容的体认上。就《清实录》、《康熙起居注》等史料所显示的情况看，大致在康熙十六年（1677年）以前，日讲内容主要是《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属于“四书”的四部典籍。在史书方面主要读朱熹的《通鉴纲目》，其中对《论语》、《孟子》讲授次数最多。如康熙十一年（1672年）日讲《论语》182次，康熙十四年（1675年）日讲《孟子》154次（赵秉忠、白新民：《经筵日讲与康熙政治》所附《康熙皇帝日讲情况一览表》，《清史新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日讲“五经”则在康熙十七年（1678年）以后，论及的经典只有《尚书》、《易经》和《诗经》三部，尤其对前两部经典的讲求用力甚勤。康熙帝举行经筵、日讲的目的非常明确，即为真正掌握圣人之道即孔、孟、程、朱所阐发的道统、学统与治统之精髓以及历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以谋求清王朝统治的巩固。这就促使他能够用比较认真和务实的态度来对待经筵和日讲，而对于儒学的努力钻研也使他获益匪浅。步入晚年的康熙帝在谈到经筵、日讲时曾说：
　　从来经筵之设，皆帝王留心学问，勤求治理之意，但当期有实益，不可止饰虚文。朕观前代讲筵，人主惟端拱而听，默无一言。如此，则虽人主不谙文义，臣下亦无由而知之。若明万历、天启之时，何尝不举行经筵，特存其名耳，何裨实用。朕御极五十年，听政之暇，勤览书籍，凡四书、五经、通鉴、性理等书，俱经研究。每儒臣逐日进讲，朕辄先为讲解一过，遇有一句可疑，一字未协之处，亦即与诸臣反复讨论，期于义理贯通而后已。盖经筵本系大典，举行之时不可以具文视也。（《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四五）
　　由此可见，康熙朝举行的日讲、经筵，不仅儒臣要对所学经史文义进行讲解，而且皇帝还要先谈心得；遇到疑难，君臣之间则“反复讨论”，直到“义理贯通”为止。与前代讲、筵帝王只“端拱而听，默无一言”的状况相比，康熙帝参加的讲、筵谓之“讨论式”的学习并不为过，自然会收到明显的效果，大有裨益于清朝政治。
　　帝制时代的国君典学，其用意主要有二：一是启沃君心圣德，提高国君的儒学水平和政治素质；二是在为臣民作出“崇儒重道”、礼敬师尊的“楷模”，昭示“文治”，以纲常名教“迪化”臣民。康熙帝认真举行经筵、日讲基本上达到了这些目的。举行的结果不仅提高了清帝的儒学水平，丰富了治国所必需的经史方面的理论知识，改善了统治者自身的文化素养，而且把经筵、日讲制度化、经常化，为清朝以后的帝王作出尊儒读经的榜样，在巩固清朝的“文治”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4/view-1043130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