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 访客   登录/注册

图像与传播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陆涛

  文学与图像的结合古而有之,从传播学的意义上讲,二者的结合促进了文学的传播,相比于早期文学的口头和文字传播,图像与文学的结合的方式,本文指的小说插图则是一种跨媒介的文学传播,它大大促进了文学的传播。在明清小说中,小说插图对小说传播的意义主要表现在:插图可以帮助读者的阅读与理解,进一步促进小说文本的传播。插图之所以可以帮助读者的阅读与理解就是因为对图像的理解相比对文字的理解要浅显得多。
  [关键词]文学;图像;小说;插图;传播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1)11-0104-05
   陆 涛(1980―),男,阜阳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理论和美学。(安徽阜阳 236037)
  本文系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中国古代小说插图研究:基于一种语―图互文的视角”(项目编号:2011sk273)、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中国古代小说插图及其语―图互文研究”(项目编号:11YJC751054)的阶段性成果。
   众所周知,插图是文学中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在当今的图像文化的语境下,几乎做到了无文不图。早在明清时期,插图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明清小说的兴盛与发展固然与当时的经济、文化因素有关,但与插图的存在也是有一定关系的。这就是因为插图的存在对当时的小说传播具有重大的促进意义。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图像作为文学传播媒介的作用一直不被人们所重视,形成了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所说的“见文不见图”的弊端。本文就试着从文学图像(小说插图)与文学传播的关系入手,进而说明文学插图在文学传播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并对图像传播的特点进行理论上的分析。
  
  一、小说传播的几种形态
  我们知道,一部文学作品被创造出来,并不是被束之高阁,而是要进入读者的视野中供读者阅读。而在接受美学看来,读者的阅读甚至比创作者更有意义,可见,阅读对于文学活动的重要作用。由文学创作到文学接受显然不是直接完成的,而是通过作品的传播来实现的,不仅有文人圈子内的传播,还有大范围的大众传播。根据以往的文学存在方式,我们把小说传播的形态分为三类:口头传播、文字传播和跨媒介传播。
   在小说出现的初期,文字尚未出现,其传播形式主要是口头传播的方式。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指出:“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这里虽然说的是小说的来源,却也明确地指出了小说的传播方式:口头传播。口头传播虽然在文学传播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但随着文学的发展,口头的文学传播已经不能适应文学传播的需求了。而文字的出现则解决了这一难题,通过文字的形式把口头述说的故事给记载下来,从而保障了文学传播的可靠性。早期的文字传播主要是手抄,这种文字传播方式与我们所说的大众传播相去甚远,还算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传播。我们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传播是一种面向读者大众的传播,而只有当印刷术出现后,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传播才得以出现。因此,这里所说的文字传播主要是以印刷文字为媒介的文学传播,而对文字传播的考察则是与对印刷术的考察是分不开的,没有印刷术的出现,大量的小说文本是无法进入读者的视野之中的。
  用印刷术来刻印文学作品虽说在五代就出现,但今天保存下来的刻本文学作品却是在北宋时期福建书商所刻的刘向的《古列女传》,书中亦附有插图。版刻的《古列女传》不仅是最早刻印的文学作品,亦是最早的文学插图本。元朝时出现了刻印的《全相平话五种》,亦是图文并茂。这都向我们传达了一个道理:文学传播与文学插图的内在通约性。相比过去,明清时期是我国文学出版与传播的一个高峰,其中涉及的文学体裁主要是小说与戏曲。各地刻书作坊纷纷出现,在这些书坊的努力下,各种文学名著纷纷被刻印出版并传播,使得更多的人能阅读到这些文学作品。特别是到了当代,随着技术的进步,印刷术已经步入了激光印刷时代,对文学作品的印刷和传播又是一次新的革命,对我们的文学传播来说亦是一大推动力。
  虽然,文字传播相比于口头传播是一大进步,相比于口头传播具有确定性和永久性的特点,且文字传播是文学传播的一个主要媒介,从古至今,亦是如此,但文字传播依然有自身的不足。虽然作为一种传播方式,文字传播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但从传播的效果来说,文字传播有时就会陷入困境。我们知道,读者对以文字为媒介的文学作品的接受方式主要是阅读,但阅读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需要经过特殊的训练才能获得这种能力,一个最基础的条件就是识字能力。在明清时期,普通大众的文化水平有限,纯文字的接受显然有一定的困难,这就需要发现更宜于普通大众接受的文学媒介。当然,新的媒介的出现,并不能取消文字作为文学传播的媒介,而是形成对文字媒介有益的补充,这就涉及了跨媒介的文学传播。
  上面已说,跨媒介传播指的是由两种媒介或两种以上的媒介结合而进行的传播。对我们的文学传播来说,语言(包括文字)是主要的媒介,因为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提出了“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命题。虽然说文学的媒介是语言,但语言媒介并不是唯一。从我们对文学与图像关系史的考察来看,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图像始终不离其右。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文学的另一个媒介就是图像,当然,并不能抹杀语言媒介的主导地位。这种观点是从历史上总结而来,而从文学传播和文学接受来看,图像作为文学的另一个媒介亦是必要的。上面已说,单纯的文字传播对文化水平低的读者来说是具一定困难的,这时,图像作为文学传播媒介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当然,并不是图像取代语言,而是两者以并存且互补的形式共同充当文学的媒介,亦即我们所说的“语―图”互文的方式。因为其中涉及了语言与图像两种媒介,因此,也称跨媒介传播。这种跨媒介传播体现在文学传播中,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文学插图;二是根据文学改编而成的影视。在文学的这两种传播方式中,都是以“语-图”互文的方式所进行的跨媒介传播。文学的影视改编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这里暂且不论。
  小说插图的跨媒介传播方式主要是从读者的阅读能力考虑,由于单纯的文字接受有困难,就插入图画以助于读者的阅读和理解。显然,这种传播方式更多的是基于实用的目的,虽然插图首先是作为美化书籍的功能而出现。在文学插图中,除了小说插图,另一种跨媒介传播就是题画诗与诗意画,即以诗与画结合的方式进行才文学传播。在传统的文人画中,这种传播方式屡见不鲜,文与图的结合使得读者获得双重的审美感受,同时也有助于读者对于诗歌所营造的意境以及图画所表达的情趣的双重把握。显然,文人画的这种诗画结合的方式与传统的“诗画一律”的观点是内在契合的,正是因为诗歌与绘画的这种内在相通性,才使得两者的结合成为可能。
  
  二、文学传播与插图的兴起
  由上面的论述可知,文学的插图是伴随着文学的大众传播而同时出现的,这里所说的文学的大众传播指的是文学作品的印刷出版。当印刷书籍刚刚出现时,插图就不离其右,如上面所说唐代印刷的《金刚经》,作为我国第一部刻印书籍,就是附有插图的;《红楼梦》的印刷本首次出现,亦是伴有插图的。固然是因为印刷本的出现,使插图变得更为容易;另一方面,也向我们透露一个信息,文学的传播是离不开插图的。一方面是文学的大众传播催生了文学的插图出现,同时,文学插图也促进了文学的大众传播,两者是互为促进的。下面就以小说为例来研究文学传播与文学插图的关系。

  传播学理论认为不仅传要研究信息的传播,还要研究传播的效果,即如何让信息接收者接受的问题。基于此,现代艺术传播学都赋予了艺术接受者很高的地位,把艺术接受者看作艺术王国里的“上帝”,使得学界不得不重新审视艺术接受者的主体地位。艺术接受者是艺术信息传播的对象,是艺术传播过程得以存在的前提,它在艺术传播中占据着突出的地位,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具体来说大致有以下几种角色:首先,艺术接受者是艺术作品的消费者;其次,艺术接受者是艺术讯息的译码者;再次,艺术接受者是艺术作品的创造者;最后,艺术接受还是艺术效果的反馈者。[1](P315-316) 因此,在文学传播过程中,我们必须充分重视接受者的作用。
  要想文学作品被接收者所接受,就需要传播者在传播媒介上另辟蹊径,根据接收者的实际情况采用相应的传播媒介。在明清小说的传播中,为了使接收者更好地接受小说作品,于是,精明的书商就采用了插图的办法。这里的插图与上面从商业化角度的研究不同,上面所说的插图只是作为吸引读者购买的一个手段,而不考虑读者接受的问题,因此,所插入的图像主要是作为审美的人物绣像。那么,这里从接受的角度来研究插图的话,考虑的主要是读者的接受的问题,所插入的图像主要是实用性的情节插图,通过观看这些插图再对照文字就可以进一步帮助读者对小说的理解。显然,在这里,书商是从插图之于小说阅读的意义来进行插图的。
  其实,以插图来引导帮助阅读的现象古而有之,“左图右史”或“左图右文”作为一种传统早就出现在古代的图书中,古人早就认识到图像对阐释、理解文字能产生辅助作用。朝齐谢赫《古画品录》云:“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2](P65)这就说明了图像对于理解文字的辅助作用。南宋郑樵在《通志》(卷72)中说得更为具体:“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见其人不闻其语。图至约也,书至博也,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后之学者离图即书,尚辞务说,故人亦难为学,学亦难为功,虽平日胸中有千章万卷及置之行事之间,则茫茫然不知所向。”这里,郑樵把图的作用亦看得很重,把图与书看做是古之学者“为学”必不可少的两个方面,二者一左一右,从图中可以“索象”;从书中可以“索理”。这样,“为学”也就更为容易,且也更容易取得成绩。而后之学者把图与书相隔离,离图即书,即郑樵所批判的时人“见文不见图”的倾向。
  明朝夏履先《禅真逸史•凡例》称该书插图:“图像似作儿态。然史中炎凉好丑,辞绘之,辞所不到,图绘之。昔人云:诗中有画。余亦云:画中有诗。俾观者展卷,而人情物理,城市山林,胜败穷通,皇畿野店,无不一览而尽。”[3](P79)这里,夏履先认为图能传达言辞所不能传达的东西,通过画的形式,可以使文所描绘的东西更为传神地表现出来,从而以直观的形象或补充文的意义而给文的阅读进行有益的引导,显然,明清小说插图中的“语-图互文”模式使得插图能对故事情节做出更加形象的说明,从而引导着对文字的阅读。鲁迅先生曾经指出:“因中国文字太难,只得用图画来济文字之穷的产物。”又说:“那目的,大概是在诱引未读者的购读,增加阅读者的兴趣和理解。”[4](P28)因此,对于小说文字而言,插图并非多余之笔,而是帮助阅读、增进理解的手段,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中国文字太难、太抽象。这点可以从对《三国演义》的阅读进行直观简要的说明,在该小说中,曾提到诸葛亮制作“木马流牛”,也介绍了其的详细做法,但人们对木马流牛的认识至今还众说纷纭,有的认为木马流牛就是木马和木牛,有的认为是独轮车。为什么有了详细的说明人们还会给人们的理解造成歧义呢?这就是由于文字的抽象性造成的,而解决的办法就是辅以图像。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插图对明清小说的阅读具有重要的补充、引导作用,从而更有利于读者对明清小说的阅读与接受。恰如有的研究者认为的那样:“从明代通俗小说读者角度来看,如果说文字使他们产生丰富的联想、获得艺术享受的话,那么,插图则具备更为直观的特点,简洁明了,缩短读者与小说人物之间的距离感。”[5]
  通过上面从阅读角度对插图作用的论述,我们可发现插图对于小说的传播对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插图是明清小说传播的另一个重要媒介。有的研究者认为:“它(插图)既有对文本情节的提示及说明作用,还有一定的文献资料价值。同时,小说插图作为版画作品的艺术价值亦不可低估。这些都促成了插图本小说在明清时期广泛流传。”[3](P90)
  
  三、关于图像媒介的理论分析
  通过上面一节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认识:对图像的阅读与理解要易于对文字的阅读与理解,这也是插图能补充、引导阅读的一个主要原因。如果对插图的理解比对文字的理解还要苦难,那么何来图像补充、引导阅读一说?现在,这里的问题是:同样是对故事情节的叙述,为什么图像叙事比语言叙事更易于理解?这就涉及语言与图像两种媒介的不同性质问题,下面就从理论上对这两种文学媒介进行分析,以证明在接受方面图像比语言更具优势。
  (一)文字学的角度
  我们知道,语言(包括其书面形态的文字)与图像是人们传播信息的两种主要形态,分属不同的传播媒介。一般认为,图像的起源早于文字,大量的历史文献也为我们说明了这点,如今天保留的原始时代的岩画和壁画就是最好的明证。但是,文字的产生并不是独立于图像之外的。从文字的起源来看,它也是经历过早期的图像阶段,这个阶段的文字被称为图画文字,特别是汉字,至今还有些文字具有图像性质,象形文字就是一例。唐兰认为:“文字本于图画,最初的文字是可以读出来的图画,但图画却不定能读。后来,文字跟图画渐渐分歧,差别逐渐显著,文字不再是图画的,而是书写的。书写的技术,不需要逼真的描绘,只要把持点写出来,大致不错,使人能认识就够了。”[6](P55)因此,图画是文字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基于此,当今学界认为,无论是图像还是文字都是起源于原始社会的图像符号,这种原始的图像符号具有今天的图像和文字的两方面特征,都是当时的人们用来记录世界、传递和交流信息之用。由于当时人们的抽象思维的不发达,他们主要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具象的思维方式,是和具体的物体同一的,他们要传达出某个物体的信息,就会直接以某物来示人。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认为:“是时也,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创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天地圣人之意也。”[7](P1)这里,张彦远认为书画本身就是一体,只不过表意的适用范围上有所不同罢了,书适合表达意理,而画则适合保存事物的形态。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以及人们的抽象思维水平的不断进化,早期的这种图像符号就不断沿着两个不同的方向进化与发展,也就是唐兰所说的文字与图画的分歧:一是继续沿着“见形”的图像化方向发展,使得简单的图像符号发展成日益复杂的图像艺术,即绘画艺术;二是图像符号的图像化特征日益减少甚至消亡,沿着“传意”的方向发展而走向抽象化,演变成抽象的文字。至此,人类的两大主要表意系统就宣告形成,且具有不同的适用范围。因此,从两者的发生学角度看,图像更适于表达感性直观的意义;语言更适合表达抽象的理,图像的特点主要在直观性、可感性和形象性方面;而语言的特点在于其概念性和抽象性。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保存事物的外形方面图像具有很大优势;在记叙复杂的事件或讲述抽象的道理方面又非语言文字不可了。

  虽然图与画只是在表意方面的适用范围不同,并无优劣高下之分,但从对其所表述的意义接受方面却有所不同。从意义生成来看,对具体可感知的符号系统的理解比较容易,也更易于把握其意义;而对抽象的符号系统所表达的意义的把握则困难得多,需经过解释的环节才能实现对意义的理解。作为一种感性的符号系统,图像的意义生成更为直接,也更易于把握,无论看图者的文化背景如何,大抵上都能理解一幅图所要传达的意义;而对作为理性的符号系统而言,其意义的生成需要转换和解释,把抽象的符号转变为具体可感知的形象,这样才能被读者所理解。这点在对外语的理解上尤其突出,当我们面对一种陌生的语言时,我们根本无法把握这段语言文字所传达的意义,必须转化为我们所能理解的语言才能理解。这种情形在图像中则不存在,无论是中国的图像还是西方的图像,看图者都能大致理解其意思,因此,可以说图像是一种世界通行语。
  (二)符号学的角度
  上面从发生学的角度分别论述了语言文字与图像的不同特点以及这两种媒介的不同表意范围,从对这两种媒介所承载的意义接受来看,显然,图像具有更大的普遍适用性,更易于被接受。这是因为,对文字的阅读仅限有识字能力者;而对图像的理解则无论是识字者还是不识字者都可以做得到。这里继续从符号学的角度进一步对这两种媒介或表意系统进行理论的分析,来说明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
  在皮尔士看来,图像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有一种天然的关联,即相似性。而象征符号和索引符号则没有这种特征,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同样没这种特征。英国学者特伦斯•霍克斯对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有过深入的研究,认为:“在图像中,符号和对象的关系,或者能指和所指的关系,用皮尔士的话来说,表现出‘某种性质的共同性’:由符号显示的关于图像的一种一致性或适合性被接受者所承认。”[8](P132)就是因为图像能指与所指的相似性,从而使得接受者的理解更为容易,甚至不需要解释与转化,而这在语言符号中则是不可能的。从此,图像的这个相似性特征就被广大学者所接受并在符号学领域进一步运用。当代学者对相似性的理论亦有认识,认为:“相似性是假定图像拥有同其所代表的对象的等同的性质,或是某些一致的元素。”[9](P125)而对其进一步发挥的莫过于澳大利亚的传播学学者费斯克和哈特利。
  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学者费斯克和哈特利依据此特征将符号分成图像促因性符号和任意非促因性符号(或称主观任意符号)。所谓促因(motivation),就图像式的符号来说,所指对能指的形式有深远的影响和限制,这种限制费斯克称之为促因。就一般情形而言,促因愈强,社会成规、惯例与协定的影响力就愈小;相反,促因愈弱,社会性的力量则愈强。据此,能指的形式主要由所指或社会成规决定。对带有高度促因的符号来说,决定性的影响在于其所指;而促因性低的符号形式,受成规影响的程度较大。[10](P84)而任意非促因性符号或主观任意性符号则是指经使用者一致同意某个符号代表某种意思,这种符号类型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文字,因为每一个文字和它所代表的意义之间不一定有必然的联系。显然,这种促因理论是对皮尔士符号相似性理论的延伸与发展。促因性是图像符号的特征,指的是所指对能指的限制与规定,即能指的创造要以其所指为依据,因此,看图者在面对能指时亦能较容易把握其所指。而在非促因性符号中,即文字,能指与所指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两者的关系的形成依靠的是社会成规、惯例以及协定等社会文化因素,这些文化因素并不是仅通过符号的能指就能认识到的,而是要接受一定的训练才能把握。所以,当面对文字符号的能指时,阅读者要掌握这些社会成规、惯例以及协定等社会文化因随才能了解其所指。这样,相比之下,对于图像符号能指的把握就比对文字符号能指的把握容易。
  至此,通过引入符号学的理论对图像的相似性特征的论述,我们上面所提出的问题,即作为不同的表意系统,为什么对图像的接受比对语言文字的接受更加容易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因为这种相似性的特征仅存在图像符号中,却不能存在于真正意义上的语言符号中。
  综上所述,本文是从传播学的角度对小说插图进行的另一个层面的研究,对我们的文学传播来说,其传播的方式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早期的口头传播,后来的文字传播以及跨媒介传播。这三种传播方式并不是相互取代关系,而是根据出现的时间而做的区分,且这三种传播方式亦可以并存。只有到了文字传播阶段,主要是印刷文字出现,对文学的插图才得以出现。而只有到了印刷文化阶段,文学插图才得以大规模出现,我们所研究的插图也就是此种意义上的插图。正是由于文字与图像的共存,我们所研究的小说插图才是一种跨媒介的产物,其传播方式也就是跨媒介传播,即涉及到文字与图像两种传播媒介,而非单独的图像传播。相比于单独的文字媒介的传播,图像媒介的加入进一步促进了文学的传播,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扩大了小说作品的销售而促进的传播;另一就是插图可以引导和帮助读者对文学作品的阅读,从而也可以进一步促进文学的传播。而图像之所以能作为文字的补充而帮助读者阅读,是与其自身的性质相关的,通过从发生学的角度对文字与图像特征的分析以及引入符号学的理论我们可以更好地明白这点。
  
  [参考文献]
   [1]邵培仁.艺术传播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
  [2]周积寅.中国画论辑要(增订本)[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5.
  [3]宋莉华.明清时期的小说传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4]鲁迅.鲁迅全集(6)[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5]程国赋.论明代通俗小说插图的功用[J].文学评论,2009,(3).
  [6]唐兰.中国文字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7]张彦远.历代名画记[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7.
  [8](英) 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M].瞿铁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9]韩丛耀.图像:一种后符号学的再发现[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0]陈龙,陈一.视觉文化传播导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责任编辑:张 丽】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4/view-1158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