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敦煌四十年：顾颉刚先生与敦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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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顾颉刚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在敦煌学初步兴起的二三十年代，他并没有自外于这股学术潮流，而是在自己所专长的尚书学、民俗学和史籍整理等领域对敦煌文献进行整理研究，促进了早期敦煌学的发展。同时，顾颉刚作为编辑出版人，推动一些敦煌学论著的发表和出版，帮助并提携一些敦煌学研究者，也间接为敦煌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关键词：顾颉刚;《顾颉刚全集》;敦煌学;尚书学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9）03-0118-07
　　 Abstract： Gu Jiegang was a famous historian in modern China active in the 1920s and 1930s when the Dunhuang studies had just began to establish itself as a unique discipline that mixed historiography and archaeology. He began to collect and analyze a variety of Dunhuang manuscripts， research practices he was adept at after working for years studying the Book of History， ancient Chinese folklore， and historical records， and the quality and range of his work proved extremely valuable to the rise of Dunhuang studies. Additionally， Mr. Gu’s work as an editor and publisher served to advance the publication of papers and academic works in the field and helped several early Dunhuang researchers gain respect and notoriety， indirect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now well-established discipline that the current generation of academics respect and honor.
　　 Keywords： Gu Jiegang; Complete Works of Gu Jiegang; Dunhuang Studies; studies of the Book of History
　　顾颉刚先生（1893—1980）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在先秦秦汉史、民俗学、西北史地、边疆民族、佛教艺术等领域都作出了较大的贡献。20世纪上半叶是敦煌学逐渐兴起并发展的时期，陈寅恪说“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1]，顾颉刚先生也并未置身于该潮流之外。201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顾颉刚全集》[2]，包括了顾先生的日记、书信、读书笔记、文集等，翻阅这些资料，可见其与敦煌学有一定的关系，但学界对此尚无足够的认识。笔者认为，顾颉刚对敦煌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取用敦煌文献研究问题，提示敦煌文献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顾颉刚作为编辑出版家，推动了敦煌学相关论著的编辑出版。
　　一 顾颉刚对敦煌的认识
　　1948年，顾颉刚《题张鸿汀莫高窟访古图》诗有：“梦想敦煌四十年，奈何人事苦相牵，者回到得皋兰下，又赋高山仰止篇。”[2]册 49 页 385当时的顾颉刚正执教于兰州大学。从此时倒推40年，或许1909年伯希和带来的敦煌写卷震惊北京学界時，顾颉刚就已经开始关注敦煌了。
　　顾颉刚最早接触到敦煌文献的内容，应当是2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由于研究所的丰富藏书，使得顾颉刚有机会看到许多之前未见过的书，这其中就包括著录敦煌文献的相关著述，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的自序中回忆这段读书时光说：“最得到益处的是罗叔蕴先生（振玉）和王静安先生（国维）的著述。叔蕴先生在日本编印的图谱，静安先生在广仓学宭发表的篇章{1}，为了价钱的昂贵，传布的寡少，我都没有见过。到这时，研究所中备齐了他们的著述的全分，我始见到商代的甲骨文字和他们的考释，我始见到这二十年中新发见的北邙明器、敦煌佚籍、新疆木简的图像。”[2]册 1 页 43-44 所谓“叔蕴先生在日本编印的图谱”即指罗振玉在日本刊印的《鸣沙石室佚书》。在1934年给杨效曾的信中，顾颉刚也说：“我们研究历史的人来到北平……可以在北平图书馆中看见八千卷的唐人写经。”[2]册 41 页 23 可见，敦煌文献对于历史研究的价值，顾颉刚深有认识。
　　20年代中叶，顾颉刚工作的北京大学与敦煌学有较密切的关系[3]，顾颉刚身处其中，并亲身经历一些关于敦煌的事件，自然耳濡目染增加了对敦煌的向往。根据顾颉刚1925年2月6日的日记，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开会，商讨次年敦煌发掘事[2]册 44 页 587 。不过，当时北大虽有发掘敦煌的动议，但据1930年傅正伦回顾北大研究所考古学会在古迹调查方面的成绩中，关于敦煌者，仅有“甘肃敦煌古迹之考察（十四年二月）”[4]，这是指陈万里于1925年2月16日参加华尔纳考察团的活动，考察团并无发掘工作，且其时间仅在此次会议之后10天，显非本次会议所商议的“次年敦煌发掘事”，可见本次商讨的敦煌发掘工作并未成行。陈万里的敦煌之行，顾颉刚则在当天的日记中特别提到：“万里以今日偕美国Warner等五人到敦煌探险，甚佩其勇，以道中土匪多也。”{2}[2]册 44 页 590 陈万里回来后，将旅行见闻编辑为《西行日记》并出版，顾颉刚还为其作序。1934年顾颉刚回忆陈万里此行时说：“民国十四年，万里又襆被至敦煌，迢迢远征，自憾未能随从;读其日记，摩其影片，益增我向往之情。”[2]册 37 页 300 1926年12月26日，远在英国的胡适致信顾颉刚，提议张星烺、陈万里、顾颉刚与自己四人同游西北{3}[5]。顾颉刚在回信中说：“同游蒙古、新疆、甘肃的事情，万里极高兴，我也十分愿意。亮丞先生以身体肥胖，不便行动，故未敢加入。如果此事能成，下学年当尽力预备这方面的智识。”[2]册 39 页 437 从中可以看出，顾颉刚一直怀有对敦煌的向往之心。 　　1937年，顾颉刚撰写的《禹贡学会工作计划》中，拟定了三条边疆调查线路的计划，其中第3条为：“由皋兰出发，遵甘新大道，绕民勤、居延二县，西达敦煌。此行目的，将循长城西进，力避通行大道，探求古迹，试行发掘。夫发现第二敦煌石室，获得大量之史料，固不敢望，但古迹图与古物谱之制作将必有差强人意之成绩。”[2]册 36 页 228
　　1948年，顾颉刚任教于兰州大学历史系，离敦煌已经较近了，据李得贤回忆：“1948年夏，裴文中先生率北京地质调查所考察组来兰州，将往敦煌而苦于经费不足。时辛树帜先生任兰大校长，即力予赞助，由兰大历史系与裴先生考察组联合组成敦煌考察团，原定顾颉刚先生和我都参加，而最终顾先生和我均因事未能前去。”[6]前面所引诗“者回到得皋兰下，又赋高山仰止篇”就是顾颉刚在这一时期所写，他因为两次来兰州，都未去成敦煌，故深以为憾[7]。
　　顾颉刚对敦煌的向往，不仅是因为西北的风土民情，还由于其对西北史地与边疆问题的关切。自鸦片战争之后，受到西北边疆危机的刺激，兴起了研究西北、考察西北的学术潮流，梁启超说：“大抵道咸以降，西北地理学与元史学相并发展，如骖之有靳，一时风会所趋，士大夫人人乐谈，如乾嘉间之竞言训诂音韵焉。” [8]这种风气直到民国时期仍然热烈，调查西北、研究西北成为一时风气，正如30年代初冯家昇所介绍的“近年来，到西北去的口号喊得很高，什么日记、笔录、报告等等文字也很多”[9]，抗战时期，作为大后方的西北得到更多研究者的关注。
　　据顾颉刚先生在1973年的自述，他最早关注边疆问题是1925年的班禅到北京，“故作文投入《猛进》，是为予注意边疆问题之始。”[2]册 44 页 612 此后，顾颉刚办禹贡学会、编辑《边疆周刊》，出版《边疆丛书》都体现其对边疆问题的关注。在《禹贡学会研究边疆学之旨趣》一文中，顾颉刚提出“我国研究边疆学之第二回发动”，所谓第二回发动，就是将晚清的边疆研究作为第一回。顾颉刚认识到“我国边疆学运动渐渐消沈之际，外国学者正群起为更大之努力”，“日俄之于东北，俄之于蒙古、新疆，英之于新疆、西藏，法之于云南、贵州，各就其势力范围争相开拓。文籍方面之材料不足，则努力于实地之考察”。而其考察的目的，虽然有学术上的追求，“然其别有作用者乃更多。作用伊何？计划其移殖人民、夺取市场、侵略土地之方术是已”[2]册 36 页221-222，218，219。可见，正是出于这种民族的危机感，促使顾颉刚关注边疆问题，支持、推动西北史地研究，其中就包括敦煌学研究。
　　由于意识到敦煌石窟作为历史遗产的价值，顾颉刚对于敦煌石窟保护的重要性也有清醒的認识。如在《题陈万里敦煌千佛洞壁画留真》中说：“然迩来外人剥离之术日工，其盗取而去者何限，及今不图，必为天龙之继。愿览是册者勿徒以玩赏视之，而亟思有以维护之也。”[2]册 37 页 300-301 此外，顾颉刚主办的《文史杂志》第4卷第1、2期合刊发表了向达（笔名方回）所撰的《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一文[10]，也表明顾颉刚对于敦煌石窟保护的重视。
　　二 顾颉刚对敦煌文献的研究与利用
　　陈寅恪的《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自敦煌文献发现以来，“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1]266诚为确论。由于早期研究者没有系统梳理敦煌文献的条件，只能就零星所见的敦煌材料，结合自己研究的领域进行研究。顾颉刚也是如此，他对敦煌文献整理研究的贡献也主要是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顾颉刚注重对敦煌本经史古籍类写卷的利用，这主要表现在《尚书》研究和标点《史记》等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中。
　　学界很早就关注到敦煌文献中的《尚书》写本，1909年8月，罗振玉在北京伯希和寓所见到其随身所带的敦煌写卷[11]，当即注意到其中有《尚书》研究的重要资料，他在当年9月出版的《东方杂志》6卷10期上介绍说：“《尚书·顾命》残页。仅尺许，然异文不少。”[12]姜亮夫《瀛外访古劫余录·敦煌卷子目次叙录》说：“诸经卷子中，以尚书为最可贵。卫包未解以前隶古定面目俱存，且综计各卷，孔本所有各篇几全，不谓为世之宏宝不可得。”[12]256毕生致力于《尚书》学研究的顾颉刚先生，也认识到了敦煌写本《尚书》卷子的研究价值。
　　据顾颉刚回忆，有志于治《尚书》始于1909年[2]册 26 页 3，到了20年代，他就已经将敦煌《尚书》写卷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了。1926年，顾颉刚自拟的《整理十三经注疏计划》中，提出校勘之法，其中有：“清末敦煌发现古籍数万卷，皆六朝至宋初人所书。其中经书有隶古定尚书、周易王弼注、毛诗故训传、论语郑氏注等，其地位在开成石经之上。日本古写本亦隶古定尚书、六相礼记疏义等，取与敦煌本相合，有逾轶唐宋之势。”[2]册 7 页 270 顾颉刚认为，经学中之今古文问题，以《尚书》最复杂，敦煌卷子保留了卫包改定以前的隶古定文字{1}，因此，全面搜集《尚书》文字变迁资料，主要是隶古定文字，《尚书》文字之纠纷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2]册 34 页 177-178。为此，顾颉刚在30年代初期就有“编辑尚书学的志愿，编辑的方法，第一是把各种字体的本子集刻成一编，看它因文字变迁而沿误的文句有多少”[13]。正是由于这个工作计划，顾颉刚广泛搜罗《尚书》资料，其中就包括敦煌写本《尚书》卷子。《尚书文字合编》出版预告中，顾颉刚说：“敦煌《唐写卷子》，大抵流入异国，今悉设法摄影以归，其中颇有罗振玉氏所未得见之本，是真大观也！”{1}[2]册34 页178顾颉刚这一编纂计划，颇受当时学界关注[14]，30年代，向达在英国，王重民在法国，都为顾颉刚提供过敦煌本《尚书》的资料[15]。
　　1936年，《尚书文字合编》由琉璃厂文楷斋刻字铺以木板摹刻，基本刻成，印了朱印样本[16]。1941年1月9日，顾颉刚致信时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爱立才夫（叶理绥）的信中，说明了编辑《尚书学》的经过，其中第二条即为编辑《尚书文字合编》的经过： 　　编辑《尚书文字集》，搜罗汉魏唐宋及日本各种古写本，分篇排列付刻。因为中国的敦煌卷子本许多给斯坦因爵士及伯希和教授带到英、法去，所以讬人在伦敦和巴黎摄影寄还，很费些时间。又因敦煌本和日本古写本模糊的地方太多，讬顾廷龙君通体影写一过。所以这书迟至一九三六年始编好。[2]册41 页 150
　　不过编集《尚书文字合编》的工作并未就此结束，这一工作一直持续到建国以后。1954年9月，顾颉刚制定《顾颉刚工作计划（草稿）》，其中关于《尚书文字合编》一书说：“抗战前在北京刊刻，已成十之七八，希望由本所出资，继续刊完。”[2]册 34 页 388 1959年7月撰写的《尚书学工作计划》中，顾颉刚仍然提到了编写《尚书文字合编》，集合汉石经、魏三体石经、唐石经、敦煌唐写本、日本古写本、《书古文训》本，综为一编，保存古本真相[2]册 26 页 50。
　　1979年5月7日，顾颉刚致信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夏鼐说：“解放后，廷龙同志任上海图书馆馆长，馆内购得杨守敬在日本购得的《古文尚书》卷子本，经与罗振玉编印之云窗丛刻本核对，始知杨氏售与罗氏的卷子本出于复写，错字漏笔甚多，必须重刻，因此，我把刻板四箱运到上海，听他改换。其后文化大革命运动起，在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之下，此事只得搁置。”[2]册 41 页 564
　　直到1982年顾颉刚先生逝世，也未能见到《尚书文字合编》正式出版，该书一直到1996年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四册，与顾廷龙合编），其中收罗敦煌写卷35号，在较长的时间内被学界认为是收录敦煌《尚书》写卷材料最全的一部书[17]。
　　顾颉刚利用敦煌写卷整理的古籍还有《史记》，早在20年代初，顾颉刚就有整理《史记》的想法[18]。1935年4月7日，顾颉刚在致时任北平研究院代理院长李书华的信中介绍自己的计划说：“研究中国历史，二十四史为基本原料，不可不先整理……刚自身则对《史记》、《汉书》等久具整理之决心，亦早着手收集材料。”[2]册 41 页 28 其后，顾颉
　　刚一直没有放弃对《史记》的标点、整理工作。在1956年撰写的《史记标点说明》和1957年撰写《史记及三家注校勘考证计划》中，顾颉刚将敦煌出土的《史记》写本残卷作为校勘的资料，包括敦煌写本中的《燕召公世家》残卷、《管蔡世家》残卷、《伯夷列传》一卷[2]册 12 页 668-669、680。
　　第二，顾颉刚利用敦煌写卷研究古代传说、民俗等方面也有卓越贡献，其中对孟姜女故事的研究最为典型。1921年冬，顾颉刚读郑樵的《通志·乐略》所说的“虞舜之父，杞梁之妻，于经传所言者不过数十言耳，彼则演成万千言”，引起对孟姜女故事的关注[2]册 1 页 58，其后发表了一些关于孟姜女故事的文章。正在法国查阅敦煌写卷的刘复注意到顾颉刚的研究，1925年1月2日，远在巴黎的刘复致信顾颉刚说：
　　颉刚先生：
　　在《歌谣》六十九号中看见你的《孟姜女》一文的前半篇，真教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你用第一等史学家的眼光与手段来研究这故事;这故事是二千五百年来一个有价值的故事，你那文章也是二千五百年来一篇有价值的文章。
　　我前年在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中，钞到几首唐宋间的小唱，中有一首，于你很有用处，今照钞如下（Collec-
　　tion Pelliot，no.2809）
　　顾颉刚在当年2月27日收到该信，当天的日记说：“维钧转来刘半农先生书，从巴黎国家图书馆钞得唐末宋初之孟姜女小曲，是我搜集孟姜女故事中最重要的材料，极快。”[2]册 44 页 593 3月3日，顾颉刚给刘半农回信[2]册 44 页 594，但该信内容不存，刘复1925年6月29日在马赛撰写《敦煌掇琐叙目》提到：“去年顾颉刚先生研究孟姜女，我将孟姜女小唱（二六号）寄去，承他称为所得材料中最重要的一种。”[12]32这里的“承他称为……”之语应当是顾颉刚回信的内容。顾颉刚将刘半农来信收入1925年3月22日出版的《歌謠周刊》第83号《孟姜女专号五》，并加按语说：“自我发表了《孟姜女的研究》之后，时时得到新的欣慰，而尤足使我狂喜的有二：一是哭崩梁山之说的发见;一即是这封信，把宋以前的小唱从海外找了出来……有了这首小唱，使得我们知道孟姜女一名由来已久，而且亲送寒衣一件故事已经在那时成立了。这真是非常的可贵，使我们说不尽的欢慰。”[2]册 15 页 174 顾颉刚将敦煌写本孟姜女材料视为“最重要的一种”，可见其对敦煌材料的重视。1953年，曾毅公给顾颉刚寄《敦煌变文集》，其中收有法藏卷子《孟姜女变文》，顾颉刚又欣喜地将其抄录于读书笔记中{1}[2]册 21 页 184-186。
　　除了在孟姜女故事研究中使用敦煌文献，顾颉刚还创造性地用敦煌壁画考察古代民俗，如他在《观音为男子》《敦煌壁画宴会风习》《敦煌壁画人物》等笔记中，都以敦煌壁画为主要材料，揭示古代的民俗[2]册 22 页 90，91。
　　三 推动敦煌学相关论著的刊出
　　顾颉刚的一生，除了作为学者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还参与编辑或主编了一些学术刊物，同时他也是一个出版家，在推动敦煌学学术论文和相关著作的刊登、出版上，他也为敦煌学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顾颉刚一生编了很多刊物，先后参编或主编的刊物有《国学季刊》《民俗周刊》《禹贡半月刊》《边疆周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燕京学报》《责善半月刊》《齐大国学季刊》《文史杂志》等，其中刊发了不少敦煌学方面的论著。
　　1924年9月27日，顾颉刚日记：“到所，标点《巴黎图书馆敦煌书目》半卷，即发出。”[2]册 44 页 536查罗福苌所译《巴黎图书馆敦煌书目》分两次在《国学季刊》发表，前半部分2001—2700号发表于第1卷第4号;后半部分2701—3511号发表于第3卷第4号。后半部分发表时附有编者记：“本篇原在十年前本季刊发表了上半部分;中间经过许多人事的变迁，几至散佚，无可寻考。研究所国学门积件现经清理，复得出现。至于全目似不止此数，罗氏来稿已完，特续登毕。”[12]683-684可见该文前后两部分发表的时间相隔甚久，1924年所标点的应当是前半部分。 　　《国学季刊》第1卷第4号标注的出版时间是1923年12月，但根据顾颉刚日记，《国学季刊》1卷4号的实际出版时间应当在1924年10月左右。1924年10月1日，顾颉刚日记：“到校，校《季刊》王、容二文，又伊文之一部……定《季刊》1卷4号目录。”10月2日日记：“校《季刊》伊、罗二文，即发出。”[2]册 44 页 536 这里的王、容、伊等人分别是王国维、容庚、伊凤阁，罗可能是指罗福苌，也可能是罗福成，他们都是《国学季刊》第1卷第4号的作者，且此时顾颉刚刚刚确定第1卷第4号的目录，所以《国学季刊》第1卷第4号的出版时间应当是1924年10月左右{2}。那么，《巴黎图书馆敦煌书目》的发稿时间是1924年9月也就可以理解了。本期《国学季刊》发表的敦煌学论文除了罗福苌此文外，还有王国维《韦庄的秦妇吟》。此外，顾颉刚编辑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14期发表的丁山《唐写本切韵残卷跋》（1926年）也是敦煌学的重要论文。在燕京大学时期，顾颉刚主持《燕京学报》，第12期也发表了贺昌群《近年西北考古的成绩》（1932年）。
　　由于条件的限制，民国时期能够亲身赴英、法等国调查敦煌文献的学者很少，国内学者获取敦煌文献信息的主要途径是各主要收藏地的馆藏目录，因此，顾颉刚也非常关注敦煌写卷相关目录的刊布，上述罗福苌译文发表后，顾颉刚仍然时刻关注着敦煌文献目录的刊布，如1932年初撰写的《郊居杂记（十）》中有一条题为《敦煌卷子目录》的笔记，内容主要是留法学生陆云伯寄给沈勤庐的书信，其中有：
　　愚所译《敦煌卷子目录》，近已告竣，共得一千五百十一号。伯希和所得共二千五百余卷。张天放原本似尚非全璧。去年曾询之天放，云当时留法抄录时，原文实只此数。是天放留学之际，伯氏编纂目录仅止于是耳。去岁于吴湖帆处得晤叶君誉虎，与论敦煌书，颇为相得。据云：伯氏于敦煌书迄今尚未精密整理，故所见目录，其文字无一同者。叶君交游极广，其言当可征信。由此推想罗氏所译目，刊布于《北大季刊》，仅得七百号者，谅因伯氏寄于罗氏者仅有此数;以后伯氏未续寄，致未有嗣响耳。愚所译者虽非全璧，然较之罗译已多倍余。即以前七百号论，书名虽同而伯氏案语则拙译较详，考古家因此或可多得参考资料。如《燕京学报》社认此有刊布之价值，望吾弟便间代为接洽，条件若何，再行商酌。若能公之于世，则愚一番苦心亦不妄费。一切劳神，铭感之至。[2]册 18 页 438-439
　　抄录该信之后，顾颉刚说：“此后即值抗日战争，陆氏稿未见刊出，不知尚存否也。”陆云伯即陆翔，其所译《巴黎图书馆敦煌写本书目》后刊于《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7卷6号（1933年）、8卷1号（1934年）。沈勤庐（维钧）是著名金石学家，顾颉刚的同乡好友，与顾颉刚往来密切，而顾颉刚当时正在燕京大学主编《燕京学报》，陆翔托沈勤庐接洽《燕京学报》的原因当在于此。
　　抗战时期，顾颉刚在齐鲁大学主编《责善半月刊》，发表了周廷元《“敦煌写经守残留影”序目》（第1卷第13、14期）。1941年在重庆创刊的《文史杂志》也是由顾颉刚主编的，在该刊的第2卷第2期发表于右任《建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1942年），第3卷第9、10期合刊发表了向达的《唐代俗讲考》（1944年），第4卷第1、2期合刊发表向达（署名方回）的《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1944年），第5卷第7、8期合刊发表顾颉刚本人的《题敦煌千佛洞壁画留真》（1945年），第6卷第3期发表纪庸翻译的石田幹之助《天宝十载丁籍所见敦煌地方西域系住民》等。此外，《文史杂志》第2卷第2期集中刊发一批西北研究的文章，“虽谓本期为西北专号亦无不可”[19]。可见其对西北边疆及敦煌研究的重视。
　　除了单篇论文的刊布外，顾颉刚还推动了一些敦煌学专著的出版，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1933年10月，该书作为《燕京学报》专号之二出版，这与顾颉刚的幕后推动是密切相关的。1933年7月18日，顾颉刚致信容庚谈及此事：“又向觉明君著有《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文，约六万言，拟列为专号，由引得校印所印，嘱聂筱珊兄校。”[2]册 40 页 212 在1933—1934年的《工作报告》中，顾颉刚主要工作就包括“编辑《燕京学报》及专号”，其中专号就有向达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2]册 34 页 172-173。
　　1936年10月，顾颉刚主持的禹贡学会开始出版“边疆丛书”，次年出版的“边疆丛书”甲集之五、六分别为常钧《敦煌杂钞》和《敦煌随笔》，常钧在乾隆四年任安西道，采择新旧志书，结合亲身采访考察经历，撰成二书，记载了清初敦煌及吐鲁番等地区的情况，具有较高史料价值，此前均无刊本，仅以钞本传世，顾颉刚等人将其列入“边疆丛书”中刊印出版，得以广泛流传。
　　1949年以后，顾颉刚主持的大中国图书局出版一些通俗的历史小丛书和地理小丛书，以普及史地知识[20]。其中也包括了一些敦煌学的著作，如1954年6月出版的黄永年《敦煌千佛洞》，该书就是黄先生应顾颉刚先生之邀所撰写的，后来由于大中国图书局与其他几家出版社组合成四联出版社，最终便以四联出版社的名义出版。黄永年先生注重敦煌学的因缘即始于此[21]。顾颉刚先生与黄永年先生交往始于1946年，后来两人交往日益密切[22]。顾颉刚有感于黄永年先生“得一职业不易矣，而犹在饥饿线上，亦可叹也”[2]册 49 页 683 。邀请黄永年先生撰写此书，主观上可能有以稿费贴补黄先生生活的意图，如顾先生1953年6月2日的日记有“黄永年来取稿费”[2]册 50 页 396。
　　民国时期的出版业并不发达，学术著作的出版绝非易事，蒋廷黻就曾对夏鼐说过：“中国对于纯学术的著作殊难求销路之广，书店不敢出版恐致折本。” [23]在这样的背景下，顾颉刚作为一个编辑出版者，推动了一些敦煌学论著的刊登、出版，对敦煌学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这一过程中，也提携了一些敦煌学者，如向达、贺昌群、黄永年等先生，后来都成为敦煌学界的重要學者。 　　结 语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学界处于对敦煌文献的热切关注中，通过一些机构和个人的努力，一批有价值的敦煌文献被介绍到国内，在这一背景下，研究、利用敦煌文献成为一时潮流。顾颉刚先生显然也加入到这股学术大潮中了。他利用敦煌文献进行《尚书》研究、民俗研究，从而为敦煌文献的整理研究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近代中国的敦煌学研究，“研治敦煌学者几乎都是来自各种学科的学者、专家，很少有单纯、专一的‘敦煌学专家’”[24]。这一判断也适用于顾颉刚先生，他很难说得上是专门的“敦煌学专家”，但他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注重对敦煌文献的利用，从而取得超过前人的成绩。尤其是他克服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经过多方渠道，广泛搜集流散海外的敦煌《尚书》写卷，并进行全面的整理、刊布，一方面方便了后人继续使用这些文献，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利用敦煌文献进行古籍整理、研究的路径。除了在学术上的贡献，顾颉刚所从事的编辑、出版工作也推动了敦煌学论著的刊出， 也对早期敦煌学的发展作出了其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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