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价值观和风险的可接受性

作者:未知

  摘 要:无论是追求避免社会风险,还是追求绝对安全,都是不符合现实的虚幻想法,而真正的审慎态度则是对风险进行深度理解,去辨析多元文化价值观对风险接受度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将社会风险过滤为可接受的。从受众角度来理解风险的可塑性及受众的风险接受能力,就要辨别和区分影响风险接受度的文化价值观类型。针对社会风险,民众往往呈现出四种价值观类型:“等级主义”、“平等主义”、“个体主义”和“宿命论”。调和不同文化价值观的风险化解机制,可以分为“风险补偿机制”、“风险平衡机制”、“风险叙述机制”和“风险意义机制”。在现代社会,多种新旧风险交织频发,因此须有相应精准的风险化解机制,只有因风险具有可接受性才能最终将其化解,从而维持社会的长治久安。
  关键词:风险的可接受性;多元文化价值观;风险化解机制
  中图分类号:C9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20)05-0082-10
  作者简介:薛亞利,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上海 200020)
  中国社会处于快速转型期,国内外的形势复杂多变,由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引发的大小风险,实乃社会进程的正常表现。目前,世界范围内的新冠肺炎疫情危机提醒我们,在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家都必须时刻准备应对包括传染病等威胁在内的各类新风险。然而,无论是追求避免社会风险,还是追求绝对安全,都是不符合现实的虚幻想法,审慎的科学态度则是对风险进行细致、精准的干预,在获悉社会受众多元文化价值观所形成的风险认知偏好的基础上,提出与其相匹配的风险化解机制,从而让社会风险成为可接受的①。只有这样,才能将风险导入被接受的科学管理之道,从而真正去化解风险。
  一、可接受的风险
  贝克提出社会风险概念,但他对风险性质的界定过于简约,由此引发此后学者对风险特性的多种争议,其中,风险的主客二元性是争议核心。风险具有主客观二元性,既是一种客观存在,也能被主观建构,蕴含着风险的可塑性,这也决定了风险具有可被接受的内在潜力。如一个常见的卫生习惯——戴口罩,在全球疫情危机的特殊情境中,却能折射出文化差异,我们也能看出此种习惯如何被危机影响。3月11日,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日内瓦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已构成全球性大流行(pandemic),六天之后全球至少30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推出封城令等最严举措,与国家层面的整体抗疫方案相比,个体行动层面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即与中国当前普遍的口罩遮面相比,欧美国家这种现象并不常见。
  疫情之初,旅居欧美的健康华人佩戴口罩会心存顾虑,担心会被当地人误解而受到攻击,欧美本国人中那些有意愿佩戴者也会迫于心理压力而放弃,为何戴口罩会有复杂的心理纠结?实乃文化价值使然。一直以来,欧美国家如英美法德等,健康人士外出不会佩戴口罩,他们认为佩戴者应是病患,属于积极的自律行为,用于防止自带病菌向他人扩散;亚洲尤其东南亚地区民众则认为健康者也可以佩戴口罩,这属于消极的防御行为,用于预防他人或外界所携带病菌的入侵,流感季节健康人士外出也经常佩戴口罩。不过,随着疫情形势严峻,伴随着其它卫生习惯的日益增多,如勤洗手和保持社交距离等,人们对戴口罩的接受度在提高,正是疫情大敌当前导致戴口罩习惯出现了适应性调整。
  一个简单的戴口罩举动,在风险之中显现了文化价值观差异及其与风险之间的型塑作用。危机之前,人们对戴口罩的习惯已有特定接受度,戴口罩行为有文化内涵和价值倾向作支撑,它在尚不构成危机威胁的普通疾病如常规流感中顽固保持着,当这一行动从日常行动自动延伸至大型风险中时,它作为一种文化型塑的行动模式及其特殊性才暴露出来,且以改变接受度的方式打开了这种文化习惯的缺口,在危机中文化展现出可被建构的灵活性。正如在中国大陆,几乎全民蒙面、集体戴口罩,这是前所未有之现象。然而,对此改变也不能太过乐观,危机过后各种文化习惯的恢复也实属常见,毕竟,文化价值观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尽管不能断言风险绝对能改变文化,但风险的确能达到影响文化价值观的程度。在此次举国抗疫中,社会对包括戴口罩在内的各种卫生习惯都有较高的接受度,这乃是危机疫情的特定影响力所致。疫情确实让一些观念发生转变,如病患故意隐瞒活动轨迹是一种公然的违法行为,大庭广众之下不作掩护打喷嚏已是超过粗俗无礼的威胁他人健康的行为,在饮食中我们开始理性拒绝野味等。这些观念既盛行于国际化大都市也流行于穷乡僻壤,大型风险以其震慑人心的惨重结果——大规模病毒感染和死亡的在世经验,改变着文化。以理性拒绝野味为例,尽管目前对病毒的追根溯源尚多有争议,但既往传染疫情危机肇始于人类贪恋野味之先例,已迫使我们正视野生动物交易的残酷和危害,一场前所未有之全球危机向世人昭示:在生命价值上轻视和掠食野生动物,我们会自食苦果和付出代价,这种现世明证比任何抽象说教都清晰和深刻,它重塑了人类应善待野生动物的生命价值观念,这是风险危机中主观价值观念的深层变化,即使它的变化潜藏于公众内心而不易被觉察。
  1.被忽视的主观性风险
  一直以来,客观风险因其具有外在表征易于辨识、相对易于操作因而多被研究,如生态污染或交通事故,污染指标或死亡人数成为风险预判或认定的主要指标,但主观风险却因表征不明不易操作而少被研究,如“风险意识本身成为一种风险”中的意识则让人难以准确认知。这种关于风险的二元认知容易导致风险研究上的对立和误识:一方面,将风险的客观性等同为客观经验类风险从而认为其与主观意识无关;另一方面,将风险的主观性视为不可研究的范围而将其排斥在研究之外。其实,风险的主客观二元性如同硬币两面,它强调风险两种特性的兼具,从对风险管理角度来看,对风险客观方面的过多关注容易导致对风险主观方面的无意疏忽。
  目前,在对全球抗疫的国际差异关注中,讨论多集中在具体国情、决策科学性与资源匹配能力等客观方面,对国民心理及文化价值的讨论只是附带提及。作为抗疫的第一梯队国家,中国尽管危机一度严重,但最终控制疫情取得阶段性成果,我国抗疫方案的先行先试和有效可控,也让我们对病患进行区域封锁(如武汉封城)和分类隔离(包括确诊患者、疑似患者、无法排除感染可能的发热患者和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的做法成为了国际上的参照经验。如西欧最先爆发的国家意大利,就参照了中国经验封锁疫情爆发城市米兰,意大利外长公开表态要学习中国抗疫成功经验。然而,有些国家也采用了与中国迥然不同的方案,典型如英国。英国政府在抗疫上的低度作为被专业人士评为“近乎无情的理性”,因为英国早期的主导方案是基于“群体免疫”规则的拖延之法,他们所提出四步走的计划,即“控制(containment)、延迟(delay)、研究(research)和缓和(mitigate)” ,明确包含了拖延阶段。英国方案因其过于出奇,自提出就备受关注和争议,学界对这种国际差异的众多讨论中多关注到国情差异,尤其关注政治体制及医疗资源调配能力的差异,中国的体制无疑是集中隔离抗疫的优势条件,该条件在欧美国家多不具备,致使中国方案难以被照搬。然而,即使体制相似,中国方案依然难以在国外复制,乃是因为各国抗疫方案背后都有着对国民主导心态及价值观的预设。因此可见,风险干预的国际化差异,不仅是政治制度的差异体现,也是社会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体现。   2.过程中的主观风险
  事实上,论及风险,那些客观性突出的风险,无论是天灾式的地震海啸,还是人祸式的误判失策,尽管以其外在经验被人辨识,但在风险的演化过程中会交织着或在后期浮现它主观性的一面。
  一般而言,在风险危机中都会诞生一些可供记忆的象征符号,这些符号以其简洁有力担当着对风险情形认知和理解的特殊作用。在中国抗疫行动中,身着白色防护服的医务人员形象出现在抗击疫情的各种宣传中,它们是解读疫情形势的核心符号语言。如近期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的一张医生自拍照,与我们寻常所见医生形象不同,这张照片上医生的面庞被口罩勒出深深印痕,这两道血色深痕格外醒目,正是这张面部特写照,让我们得知医务工作者工作强度已经大大超出平常。作为特殊的表达符号,这张照片既透露了客观抗疫情形的紧張忙碌,也传递出个体情感上的坚忍艰辛。面对前所未有之突发危机,抗疫作为一种集体努力还通过各种故事来传递认知,疫情的突如其来导致人们对死亡骤降的防不胜防,经历者遭受打击的痛彻心扉,在每一个故事叙述中传递给众多不在场的读者:一个女儿讲述去世母亲的纪念遗物是留有提醒文字的一些食品,在令人恐惧的疫情危机中透出亲人间相互关爱的气氛;一个男孩在家守着染病而亡的爷爷,靠啃饼干而得以生存下来,他那清亮无辜还带着几丝害怕的眼神;一个脑瘫儿因父母隔离而被饿死家中,其平躺卧床的离世模样显示出无奈、无助。这些故事传递的主观感受,如气氛、眼神和态度等,作为主观性的体验,并不仅仅是传递有关疫情的客观信息,也是促进干预危机的有效力量,它们以其触动人心和情感共鸣的沟通作用,推动着疫情关注范围的扩大,丰富着我们对疫情的认识,让我们对疫情的碎片化认知逐步整合,如疫情相关追责、救援物资有效分配和政策漏洞完善等,也让我们对疫情的关注从聚焦患病率,扩展到应急医疗物资不足的补给及有效分配问题,进而关注到我国应急管理制度覆盖范围中对传染病疫情引发的重大公共卫生风险重视不够。总之,主观性的风险感知具有相对独立的作用,是风险过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风险主观性的一面,不仅仅表现在风险发生的过程中,还表现在风险过后的延伸部分中。美国的“9.11”事件是一个恐怖袭击类国际风险,我们对这一事件的认识总是伴随着典型的景象回忆——这场灾难爆发时的楼房轰然倒塌,本来只是风险爆发时的瞬时景象,却被转变为一种惨烈的集体记忆符号。 “9.11”事件过后兴起的各种纪念活动,如对丧生者的周年祭奠,对摩天大楼逃生风险的关注,对多元宗教文明冲突的深入反思,以及对社会不平等及开放度的广泛讨论,都逐渐构成了这一风险事件的主观延伸部分,让风险事件作为人类的悲剧性事件被接受和继承下来,人们甚至开始逐渐重视和挖掘它潜在的积极意义。因此,对风险事件进行有效管理,以提高公众对风险事件的接受度,唤醒公众对风险警惕意识及文明理性参与,将风险应对建立在公众内化的风险认知能力和规避动力基础之上,这才是化解风险的妥善之道。
  3.主观风险和价值观指向
  从受众角度来理解风险的可塑性及受众对其接受能力,就要辨别和区分影响风险接受度的文化价值观类型。对于受众来说,即便关于风险呈现的信息具有一致性,但受众也会因为对其认识和理解不同,从而表现出不同的接受度。在研究风险的信息释放问题上,很多研究关注受众的个体性因素,具体到年龄、性别、教育程度、职业身份和宗教信仰等,一些研究发现了受众在接受风险信息途径上的不同,如老年人更偏爱电视的接收途径,而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则更倾向于报纸和网站等,但却无法深层揭示受众在风险接受上偏好的文化价值观差异问题。这容易导致对风险的分析过于倚重外在的客观方面,并没有深入到受众文化价值观主观的层面。比如,现代都市多发的邻避风险被认为是价值思维而非科学思维问题,如广东东莞的宾馆业曾被标签化为色情服务从而遭到周围居民的强烈反对,是因为居民们认为宾馆具有道德上的污染性、败坏了社会风气刘美新、蔡晓梅:《邻避或迎臂效应:东莞豪华酒店与社区的互动关系》,《地理研究》2018年第11期。。
  针对潜在风险,不同文化价值倾向的受众对风险的接受度不同。中国在防控新冠疫情上,对疫情最重的湖北武汉作出“封城”决定,但2020年1月23日封城前后,该城居民面对“封城”的态度却并不一致:有人离城,有人留城,甚至还有人自远处赶赴回城。何以致此?这是价值观偏好差异所致,离城的希望避开有较多病患和医疗资源紧缺的压力环境,留城的则是无法割舍生于斯或长于斯的熟悉空间,回城的则是更看重人生危机时刻家人相守的团圆时光。如何看待这种差异化的决定呢?我们不能直接判断孰优孰劣,因为结合每个人的处境来看,最终做出的决定都是其处境之下的合理决定,合理依据乃是他们秉持的价值观。价值观不同及行为分化,这不仅仅会在极端情景下被清晰呈现,也是现代风险中的常见现象。假设要在居民区附近建一所医院,从居民角度来看,会有不同的态度分化:第一种对与医院毗邻持欢迎态度,认为这是分享公共资源的最佳便利机会,还兼得分享由公共资源供给延伸带来的人流和商业机会;第二种持反对甚至敌意态度,认为医院是一个与病患和死人关系紧密的地方,这种“阴气过重”的存在会侵扰自身健康和生活安宁;第三种则是权衡利弊的待定态度,他们对于医院可能引发的噪音和污染有担心,但是这种担心可以被医院的便利优势所平衡,他们会更加具体地关注医院级别及相关交通和噪声的配套处理等。针对一个公共设施医院,会有不同态度分化,这是因为在居民中存在不同类型的文化价值观,而这种价值观对风险的接受度是不同的,我们需要研究不同文化价值观对风险的接受偏好,根据风险偏好来区分化解风险的具体管理工作。医院作为一个风险指数不太高的公共设施,都会因为价值观不同而引发态度分化,现实生活中的风险事件,如传染疫情、医疗事故、食品中毒、征地拆迁、建垃圾焚烧厂或变电站等,它们风险指数更高且风险后果更严重,社会受众的态度分化可想而知将更为复杂。因此,面对态度分化的社会受众,获悉和掌握多元的价值观及其对风险接受的敏感点,才能以更加有效的方式来规避和化解风险。   二、接受风险的四种价值认知模式
  风险主观性,蕴含着认知上的弹性空间,也即主观建构可能性,在一场危机过程中这种主观建构表现为动态特征,但最后会演化为不同的行为分化。如参与灾后恢复的志愿者会因经历风险事件而改变主观动机,从而会导致解构和再建构其职业身份,参与者既可能从理想主义者转变为理性主义者,也可能从理性主义转变为理想主义者,与之相伴随的是群体成员在志愿活动中的两种行为分化,即坚持下去或中途退出。
  同理,从风险管理视角来看,对风险的干预会引发公众风险认知和接受度的变化。如广东东莞曾经被标签化为色情服务的宾馆,在政府强力干预之后改变了它的形象,宾馆用途从特定类型服务转为纯粹商务设施,还加强了亲民服务能力,这继而导致周围居民的认知改变,从先前的消极反对转变为积极接纳,宾馆形象转变后竟然还成为了新生典范和向往目标,作为参照标准被其他地方的居民所期待和向往。这种风险管理之所以能将风险从被排斥转化为被接纳,在于政府已经明确获悉周围居民对此前宾馆形象的文化排斥,这种文化排斥源于对宾馆色情服务作为道德污染的集体畏惧。政府对宾馆服务业的有效干预,首先在于准确获悉宾馆作为一种邻避风险在居民中的文化价值定位,这其中既包括对风险影响范围也包括对风险承担的认识,而政府干预的核心则是把宾馆的服对象范围从少数群体转变为包括周围居民在内的普遍公众。一般而言,宾馆服务业无法规避因工作人员或服务对象的有意或无意行为而导致的风险问题,这也是我们熟知的现象,隐形的卫生隐患甚至违法犯罪问题似乎也总是和现代宾馆业脱不了干系。对东莞宾馆服务业的改造结果,就是扩大了风险受众的人数规模,当其服务对象从少数人扩大为大多数人,也就是分散了风险的受众范围。当然,东莞的宾馆以其作为现代城市商业服务设施的性质来讲,也让在地居民也分享了便利益处,如一些民众会在宾馆享受早茶和好友聚会等,其实,这是以益处分享的方式参与风险分担、分享获益平衡了风险后果,从而大大提高了居民对风险的接受度。而這种对风险的接受伴随着对风险认知价值观念的转变。
  从文化价值观角度来认知风险的可接受性,这是一个新的风险认识框架和分析视角。结合文化视角的风险研究,我们发现社会受众对风险的认识及接受,存在四种类型的价值偏好:“等级主义”、“平等主义”、“个人主义”和“宿命论”。这种类型划分源于道格拉斯的理论,他根据信仰价值观念和社会关系模式的不同提出了群-格理论,里面包含了四种世界观价值观的分类:“四种世界观是个人主义的、平等主义的、等级主义的和宿命论的世界观。他们有自己的风险认知模式,这意味着个体把危及他们生活方式的事物感知为有危险性的。”这四种价值观对干预风险意义重大,需对其加以说明。
  1.等级主义价值观
  等级主义价值观是一种传统的威权主义价值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接近于传统父权制的观念,持这种价值观的人会认同权威部门或专业人士的意见和责任分配,不会固守自己的自身权益,能够接受以个体的自由让渡来换得政府的安全庇护,他们并不会把自身权益置于首位,而是能接受自身的适度牺牲以维护社会秩序的整体团结。从风险可接受的角度来看,他们也易于接受社会整体性的安排,如果风险事件只涉及少数个体的牺牲而能换来区域性或整体性的社会进步,他们也能在权威部门的统一规定和专业人士的解释下最终接受。这种接受态度的思想深处,乃是他们对权威的信任,认为权威是对社会公众负责的。因此,持“等级主义”文化价值者一般能主动接受权威组织对风险事件的处置,这就要求政府要保护好自身的代言人和责任人形象,维护且不辜负受众对政府的信任,尽到对受众的保护责任,给予相关的物资支持特别是情感支持,各种支持的叠加效应,会促进受众接受风险现实并唤起灾后重建的积极行动力。
  2.平等主义价值观
  “平等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则是一种倾向于民主自由的现代观念。持这种文化观念的人,往往把个体的自由和权益置于重要位置,坚信社会是由具有公民意识的个体组成,只有个体的自由和权益得到保障,社会的公序良俗才能得到真正的体现。持这种价值观的人常常不能接受风险事件中个体的牺牲,他们从风险事件中看到的是制度设计的不合理,以及对个体生命及尊严保护的组织不力,因此,对于大型风险事件,他们常审视、反思制度问题,期望得到制度的改善及相关责任者的惩戒。因此,持“平等主义”文化价值者对各种物质赔偿以及情感支持都不是最敏感的,他们最敏感也是密切关注的风险事件相关的制度完善问题,在风险爆发之后政府有无制度改进及相关组织工作的调整,以及与此相关的监督和评估工作。如果没有制度相关的工作跟进,风险管理工作只是应急的暂时应对,平等主义的文化价值者则会对此持批判态度,更为严重的后果是他们积极的维权行动及其尝试将其组织化,这将导致政府的风险管理限于被动状态。
  3.个体主义价值观
  “个体主义”的文化价值观也是一种现代的自由观念,这种观念更加强调个体的责任及行动能力。持这种文化价值观者,认为现代社会的发展具有非制度化的趋势,个体逐步从制度束缚中解放出来,很多制度都在经历着变迁甚至正处于解体的过程中。因此,这种情况之下,个体既是风险的承载主体,也是风险的责任主体,个体在风险事件中要为自己负责。他们具有积极的行动能力,会对个体的权益损失极其敏感,一旦受损会寻求赔偿。持个体主义价值观者愿意体验或参与高风险的行为,对于这类行为面临的高风险他们能事先预知且接受。因此,他们通过契约中具体的权责和利益的明晰对等保护自身,他们既能接受并承受风险的严重后果如个体生命的终结,也能享受风险获益如极端体验中的愉悦和刺激。对于此类风险事件的管理,则是个体责任的权责对称,以法制方式规避风险成为最风险和获益的平衡来予以应对。
  4.宿命论价值观
  “宿命论”则是一种超现实的文化价值观,它具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即对个体能力持消极态度,认为个人努力无济于事,因为无法改变危机事态进展。“宿命论”是通过行为和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来论证世间万物,这种观念对个体行为能力持消极态度,对风险事件却有着较为自然的接受态度,从“宿命论”看来,风险乃某些群体及个体不当行为诱发,风险乃是一种训诫和惩罚,以此来警示不当行为,应予以纠正。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文化观念对风险具有内在的意义,因此,风险也意味着某种改善的机遇。因此,持“宿命论”文化价值者在风险事件上一般有着特殊的归因,这些归因让他们既不会对风险事件引发的损失及权益问题太过敏感,也不会积极主动参与灾情救援及灾后恢复,他们内心的文化自洽而不关心政府或社会对风险的意义解释,因而也不会有激烈的反对行动。   以上这种四种价值观类型只是一种理想化或提纯式的主观认知偏好,现实生活中认知偏好是混杂的,有些时候这些价值偏好交互起作用。譬如持等级主义观念者和宿命论者,他们分布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以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的缘起争议为例,有观点认为它源于危机防范的科层机构惯性和相关人员有意隐瞒,最终问责对象应集中在组织管理和人员处罚上;也有观点认为危机源于新型生物科技研究的失控,要重新评估这种科学研究的伦理威胁;但也有人相信此次危机乃是鼠年灾年60大劫的宿命,最终将之归为“天命”解释。我们在讨论价值观视角的风险可接受性时,必须考虑到这种机制的适用性,针对某类文化价值观时,也要顾及它对其它文化价值观念的兼容。
  三、基于文化认知的四种风险干预机制
  若要达到有效化解或规避风险,就须有能与影响风险认知的多元价值观相匹配的干预措施,基于上面四种不同的价值观类型,我们提出一种类别化的风险干预机制,这种干预机制的基本思路,乃是在理念上把风险干预移于影响风险认知的前端,以前置方式来实施干预。
  1.风险补偿机制
  风险补偿机制,主要是通过风险-利益的对等关系来简化风险从而提升风险的可接受性,该机制特别适用于持等级主义和个人主义风险认知倾向的公众。当有了相应利益补偿,尤其是这种利益补偿被视为来自正式组织的关注和善待时,受众对风险的接受度就会发生改变。这种风险管理,特别适合突发紧急且受众的群体边界较为清晰的情况,因为这种情形之下损失相对容易确定。具体案例如2010年上海市静安区“11.15”重大火灾,在该次火灾之后相关部门最终提出赔偿救治政策,支付约96万元赔偿和救助金,其中包括一次性死亡赔偿65万元,房屋赔偿问题按照“市场价格、全额赔偿”的原则进行赔偿。这个风险案例的处理,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利益补偿,房屋损失赔偿的处理最有代表性,由于作为受损者对赔偿方式偏好不同,因此,此次赔偿实施也提供了多种选择,具体有房屋修复赔偿、货币赔偿、实物赔偿三种,房屋权利人任选其一。此次风险事故采用了相对统一标准的赔偿,且财产的赔偿依照市场化的评估原则,是典型的风险补偿机制运用。
  其实,这种利益补偿的风险化解机制,在实践中具有灵活的操作形式。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中,一线的医务工作者付出最多,因此政府给他们以双倍提薪,不少旅游景区自愿提供免费游玩机会,这些做法都属于风险补偿做法。这种风险平衡机制适用于现代城市中的多种风险,如常见的邻避风险,对于垃圾焚烧厂、殡仪馆、药厂等类似的公共设施设址问题,须考虑对设施周围既定范围内的居民进行利益补偿,这种利益补偿并不限于金钱形式,可采取其它形式,把一部分利益补偿金转化为居民接受甚至乐意的公共物品,具体如在居民区附近增设公园规划或配套健身场地;某些公共服务资源的优先、优惠或补贴,如一定期限或时段的公共交通乘车折扣待遇,兑换热点景点的门票、戏剧演出票和电影票的兑换券等。这些方式可适度消解风险带来的负面效应,而利益补偿让关切者清晰知晓自己的权益让渡被以回报的方式加以肯定。只要利益补偿形式合理,补偿物品的积极体验就能显著提高他们对风险负面后果的接受和承受能力。
  2.风险平衡机制
  风险平衡机制,则是通过将有效办法常规化和制度化来应对大型风险,它的鲜明特征乃是规范化和制度化,也因此区别于风险补偿机制。一般说来,城市中的大型批发市场搬迁会因经营业主的权益纠纷引发风险管理问题。笔者提供一个市场搬迁中风险平衡机制起作用的案例作为参考。上海一个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新安市场,地处上海闵行区且在其该区西南部最大,其经营规模在全上海排名第十二,该市场上的经营者来自全国13个省市,约有1830人,他们从事蔬菜、水果、干货、餐饮、物流、配送和维修等个体经营活动。该市场管理人员有137人,以公司化方式进行管理。2015年10月末,上千人规模的批发市场在一夜之间完成搬迁(29日晚上搬离市场旧址,30日凌晨进驻市场新址),并没因此引发群体性权益纠纷。涉及上千人的集体统一行动的高效完成,乃是管理方为了规避风险提前预制了规范化和制度化的办法,主要有两项:一项是执行统一租金补贴制度,随市场搬迁的经营业主都可获得两个月的摊位租金补贴,更重要的是,这种补偿办法作为一纸文件的执行还辅以多轮次的业主沟通大会,正是多次会议沟通中管理方把城市规划引发的必然搬迁和市场搬迁方案关联起来,从而把作为城市规划建设引发的群体利益调整问题化解为单个市场的管理问题,将风险从政府调控层面转变为管理公司问题,即市场搬迁的利益受损的赔偿是否公平执行。另一项是经营业主的自主管理制度,对于市场搬迁后经营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如垃圾清扫、车辆停放和交易纠纷等,请经营业主推选代表轮流值岗,这样就确保风险问题的及时发现和快速处理,把很多风险化解在隐患状态。
  这类风险管理,对持平等主义和个体主义的风险受众来说更适用,尊重他们对风险认知和警惕意识及化解风险的潜能,让他们以参与风险管理的方式来最终实现对风险的接受。从该案例来看,从事市场交易的经营业主,在参与市场竞争寻求市场机遇上遵循的是一种相对平等的规则,这种规则意识会渗透到他们对风险管理的态度上。因而,形成规章制度的风险管理办法,能够被他们真正接受,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对风险发生的谅解和接受风险的可化解性。
  3.风险叙述机制
  关注对社会风险相关的话语叙述,特别是风险信息释放中的话语修辞和语义使用,使得风险事实得以积极且完整呈现,可以提高社会受众对风险的理解和接受。一场危机突发,总是被真实和虚假的各种信息所包围,这些信息没有经过辨析,即使是真实信息也会因没有及时更新而只是对风险事件的局部叙述,从而停留在早期有失偏頗的描述上,我们要警惕这种不完整的风险叙述现象。如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中国成功控制的同时,欧美一些国家疫情正值爆发,因此出现不少华人特别是海外留学生的回国现象。对此,媒体报道过于集中个别回国华人隐瞒病情的投机行为,对大多数回国者主动隔离的自觉行为却明显关注不足。   一直以来,关于风险危机的信息传播,存在媒体报道与风险实情的落差问题。风险危机中会出现一些反常现象甚至是反社会行为,如哄抢物资、资源挤兑和暴力抢劫等,这种因突发危机引发的反常现象,与有计划的集体暴动并不相同,相比较而言,后者是有一定规模的组织行为,前者却是少量偶发的非组织行为。然而,媒体报道却会混淆两者,将风险中反常现象夸大到反社会的严重程度。其实,风险中的反常现象多是风险情形使然,如1989年克洛伊岛的飓风危机中之所以出现大量的抢劫行为,乃是飓风破坏了岛上的建筑和公共部门,致使当地居民无法维持基本生活需要迫不得以而为之,该现象在2005年的卡特琳娜飓风危机又一次得到验证。关于这种风险中反常现象的叙述差异,会导致受众风险认知的差异分化:事件叙述中将其定义为暴力抢劫,容易使参与者因道德行为问题而被污名化,而在叙述中将其定义为寻找物资则让参与者作为风险的经历者和受害者形象保持着行为的正常,我们不能低估这种风险叙述的作用,因为它会影响人们对援助和灾后建设的态度:如果是前者,人们会质疑救援的正当性从而会支持延缓甚至反对援建;如果是后者,人们默认援建正当性从而把注意力放在救援的刻不容缓上。目前海外疫情严重时关于归国人员的投机行为的集中报道,立刻引发了反对他们回国的呼声,就是这种影响的体现。因此,对于风险危机的话语叙述要保持警惕,过度渲染投机混乱如抢购和打砸等反社会行为,以及灾后恢复中受众态度过于消极等,这是风险叙述中常见的刻板印象做法,缺乏对风险事件连带社会事实的补全叙述,如忽略社会受众的理性自发组织、风险过程中理性行为的坚持,以及灾后的积极努力等,容易使风险被片面地叙述表达,继而会影响受众对风险防控和秩序恢复等的认知。说到底,这种片面叙述乃是脱离了风险及其受干预的动态过程所致。因此,风险叙述机制,要重视筛选风险事件的信息,确保更为理性全面的叙述,为此,我们既要重视专家学者们权威解释,也要吸收来自风险受众的朴素信息,尽量将真实的风险情形传递给普遍公众,让其即使在风险危机的迷局之中也能看到并行存在的恢复、重建和改进的社会脉络。
  当前关于联防联控全国统筹和地方执行的矛盾现象被广泛报道,在疫情严峻时期,各地的确存在砌墙堵路和截留物质等不妥做法,但这种现象随着政府干预和舆论压力得到遏制也应呈现。在2008年汶川地震中,我们同样看到那些理性行为者能在最危机时刻组织人员疏散,如某学校老师对孩子们的保护,这些案例是风险事件重要组成部分,对其应该进行更加深入全面的叙述报道。还有灾后重建,某些受灾地区的经济恢复和发达地区的对口支援和长期合作等,都是风险事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重大的风险事件,必须重视叙述方式和叙述传达的社会进步之处,只有如此风险事件才是能够被最终接受的,也能使公众形成风险应对的理性态度,即使同类风险事件重现,已有的风险叙述已经传递给了社会受众,且让他们已经习得了有效的应对之道,这乃是大众化的风险化解和规避。
  4.风险意义机制
  风险意义机制通过对风险视角的文化意义追加和社会团结的意义提升,来深化公众对社会风险的广泛接纳。这种风险的管理办法,适用于普遍社会公众,包括“宿命论”的风险受众。1912年,泰坦尼克号是当时世界上体积最庞大、内部设施最豪华的客运轮船,有“永不沉没”的美誉,然而却在首航中与一座冰山相撞沉海,这是和平时期死伤人数最多的一次航海事故,造成1517人丧生。泰坦尼克号沉船之后的一个世纪,2012年在泰坦尼克号的建造地(英国北爱尔兰的首府贝尔法斯特)修建了一个纪念馆,馆内对事故的各种视频、图片和文字介绍,都结合当时的城市发展史和工业化进程,将风险事件纪念传达出了丰富的积极意义,如泰坦尼克号这座“海上凡尔赛宫”大大改善了底层民众乘坐的三等舱,提供了可谓优越的居住条件,包括舒适的弹簧床垫、整齐摆放的枕头毯子,船舱里还配备了洗漱池、小衣柜、床头取暖器等。尽管和头等舱相比,空间大小和设施精致程度有差距,但它却体现了体恤下层人的平等意義,因为之前客船的三等舱根本没有改善卫生的洗漱设置也无储物的衣柜,泰坦尼克号却打破了这种陈旧惯例,之前的旧式三等舱往往设在船舱底部,贫民拥挤在一起脏乱不堪。从这个意义来说,泰坦尼克号失事之所以让人痛心,乃是它增进阶层平等和促进社会进步的首次努力化为乌有,泰坦尼克号作为工业化进程中城市繁荣和财富积累的一个产物,本身也是希望更多社会成员分享社会发展成果,这种对灾难的意义解释让灾难的消极意义发生反转,从而呈现出社会进步以及文明改善的新增积极意义,如对泰坦尼克上贫民舱位的设施方案作为新的文明标准被继承下来,同时也引发了现代造船防撞防沉技术的改进,以及相关救生方案的完善,这些都构成风险案例的增生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风险事件成为了一个社会文明的镜像,它可以看出人类在追求文明进步上的努力,灾难事件构成了一种集体记忆和公共符号,成为了增进社会共识和团结认同的意义生产方式。这种风险的意义,普适于所有的风险受众,这是因为作为社会成员,每个人有对社会认同和团结的内在需求,风险的意义就是一种特殊的纽带,公众能够通过同一个风险事件及其意义的共享,获得对现代复杂社会的明确认识。从这个意义来说,持“宿命论”的受众也能够从风险意义中获得更为积极的认知,从而提高其风险情形之下的积极行动能力。
  四、风险化解机制的累积进步意义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所经历的变迁,让当下风险情形呈现高度“压缩”的特征。中国当前社会的风险问题分别来自传统农业社会、现代工业化社会和后现代信息化社会,于是,风险问题本身的纵深复杂,既比中国以往社会也比西方发达社会要更为复杂和特殊,所有这一切都因为中国过快的发展及其引发的社会转型在社会的各个领域进展不同,如中国市场化的经济变革最为迅速,中国科技的后发优势也具有一定的特色,然而社会观念变迁却相对较为缓慢。“快变”和“慢变”的同时空存在,就使得中国风险管理的现实情境具有错综复杂的特征。
  中国社会处于快速发展期和多面向转型期间,多元的价值观并存是社会的常态,这也就是说在风险规避和化解之道上,必须要采取多元机制的管理办法。多元价值观的并存,我们梳理出了重要的四类,其实,现实中也许还有更多的类型,如无政府主义、亚文化或反文化相关的价值观。对于这些多样化的价值观,我们难以做出绝对的优劣评判,这是因为这些文化价值观来自社会受众对世界、社会,乃至个体生命的价值认识,它具有相对稳定性,这种观念具有统辖能力,统辖着对风险和非风险的认识。人们对风险的认识和接受,与他们对非风险世界的认识和接受保持着相对的一致。从根本上讲,受众对风险的认识和观念,并不仅仅是从风险事件本身习得的,而是受制于头脑中已有的价值观框架,因此,我们必须要辨识这些不同类型的文化价值观,通过具有针对性的机制来研究他们对风险的可接受度。   建立在文化價值观分类基础上的多种风险化解机制,也包含着对这些文化价值观的调适作用。精确地知道什么是危险的,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社会学习而获得的。如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它警示我们反思2006年出台的《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就其实操性和时效性的保障而言,必须要吸纳交通网络辐射性、季节/节庆高发易感性、地域人群流动特殊性、区域公共资源平衡性、社会动员力量主体性等诸多复杂因素的考虑及对其相应的细化操作。的确,一个典型风险事件就是一个好的学习机会,这是因为它所呈现出来的问题真相能够给制度建设改进方向和空间。再如2011年“7·23”温州事件,对其反思就发现事故调查的法制进步空间,如适当修订以促进事故调查主体、程序、责任等环节的衔接顺畅;禁止利益责任相关者参与调查,以确保调查主体的独立性,保护调查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以规范事故调查流程来确保证据收集的全面。风险管理的累进本身是社会经验的累积,这种经验可以通过知识和意义的再造和传递,实现潜移默化的知识改造,完成挫折困顿中的提升进步,达致制度完善和价值重塑。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客观性风险事件会与受价值偏好影响的受众认知之间存在偏差。这是无法避免的,因为它乃是风险自身的一个构成部分。风险应对和灾后恢复的长时段过程与特殊事例引发的短时段关注间是整体和个别的关系,过分强调特殊事件容易使认识陷入片面。关于一场大危机我们本能需要多种声音的原因,拼凑碎片和一睹真相都是人们面对风险危机的正常态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形成有准备的姿态,而这种姿态中就包含了我们对已有风险的适度接纳。接受风险并不是被迫的忍耐,而是吸纳社会参与的积极建设。所以,尽管社会受众有着多元价值观及不同的风险接受能力,但通过风险化解机制,风险就有被接受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针对不同价值观类型的风险化解机制,借风险干预的有效手段来改进社会,是融合社会经验且与大众化的风险接受和应对能力相对接,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风险认知和应对水平。
  (责任编辑:薛立勇)
  Multi-cultural Values and the Acceptance of Risks
  Xue Yali
  Abstract: The pursuit of avoiding social risks, or the pursuit of absolute safety, is the illusory idea beyond of reality. The prudent attitude is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multi-cultural values on risk acceptance in depth, so as to filter social risks into acceptable ones. On the basis of four types of values, i.e. “authoritarianism”, “egalitarianism”, “individualism” and “fatalism”,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four corresponding resolution mechanisms of risk, namely, “risk compensation mechanism”, “risk balance mechanism”, “risk narrative mechanism” and “risk significance mechanism”. In modern society, as long as risks are transformed into accepted ones, risks can be truly relieved. In modern society, old and new risks interweave and occur frequently, so there must be a corresponding risk- resolution-mechanism to it. Only in this way can risks be transformed into accepted ones, and long-term social stability can be maintained.
  Keywords: Acceptable Risks; Multi-cultural Values; Mechanisms of Risk Resolution
  收稿日期:2020-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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