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金故礼宾副使时公夫人张氏墓志铭》再考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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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冯利营
【关键词】张氏墓志；时氏家族；时丰；金代
【摘要】1958年，大金故礼宾副使时公夫人张氏墓志出土于河北新城县，墓主张氏为金初重臣时立爱季子时丰之妻。时氏家族为辽金之际涿州世家大族，是典型的由辽入金的汉人官僚家族，张氏为时氏家族重要成员。墓志详细记载了张氏的生平以及家庭成员的情况，不仅为研究时氏家族史提供了资料，同时还涉及金代地理、官职、签军、削爵等相关史实，对于研究辽金历史有着很高的史料价值。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碑刻文献与金朝史事研究”（项目批准号：18CZS016）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大金故礼宾副使时公夫人张氏墓志（以下简称《张氏墓志》）于1958年秋出土于河北新城县北场村时氏家族墓地[1]646—649。志石呈正方形，边长71厘米，厚11.6厘米。志盖长73厘米，宽70.5厘米，厚15厘米。志文正书，31行，满行35字，共989字，现藏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2]441—442。
张氏墓志与时立爱、时丰墓一起被发现，当时报告整理者未对张氏墓志录文。王新英《全金石刻文辑校》[3]71—72和《金代时立爱家族成员时丰妻张氏墓志铭考释》[4]70—73（以下简称“王文”）对墓志录文均有识读及考释，但仍有可商榷之处。王玉亭、孙绵《〈全金石刻文辑校〉疑校百二十例》[5]校正了该墓志录文中影响文意的六处文字与标点，但由于其未见原始拓片，还有一些错误未能指出。今笔者以《河北金石辑录》中张氏墓志拓片（图一）[2]442为据，在王新英考释，王玉亭、孙绵校正的基础上，对墓志重新进行录文和考释。
一、墓志录文
大金故礼宾副使时公夫人张氏墓志铭」苏门李芝撰，族孙瑜书」
为妇能守节，为母能训子，闺阃之善道也。古有其一，尚传名万世，况兼之者，不其伟欤！夫人」张氏，遵化人也。曾祖确，大理少卿、枢密副都承旨。祖少微，天城军节度使。父无忌，未仕而卒。」母岐国夫人王氏，故相经之孙。夫人少孤，养于舅家。岐国再适□□□□王，继而以夫人」配王之季子礼宾副使丰，年十八归于时氏。夫人性禀纯静，不喜华饰，而尤好礼。时氏巨」族，内外数百口，夫人奉上接下，靡不和悦。天会五年，礼宾公从元帅南征而卒，夫人年方」二十五，一男五岁，一女三岁。自服阙，亦去脂粉之饰，岁时绝游赏。□□□居相位，夫人处」新城，奉事岐国，育养二孤。其子五六岁便令诵书，逮总角，辟馆舍，重金币礼延当代名儒以」训诱之。严厉督责，未尝懈怠。惟买书史、待宾客，用虽多无少吝，至于浮费，一钱不与。每中夜」潜遣人伺其子，如尚习读未寝则喜，如或倦睡则亲往叱责之，其严训类皆如此。天眷三年，」复兴军役，其子当行。夫人叹曰：“吾教此孤儿，冀其有成，以绍家声，中道如此，天乎其不遂吾」志乎！”遂不暇安车，躬驱马径往，泣告于有司，以恩得直赴试礼部例，乃免。后或谓夫人」曰：“□□王荫旁宗皆就职阁门，不数年迁诸司副使，况夫人子，王之长孙，幸今脱军签，」可速图之，何必读书方仕宦为？”夫人闻之笑曰：“吾必欲使此子自取功名，世禄之荣非所愿」也。”皇统二年，子年方弱冠，果登进士第。夫人以□□□寿逾八十，不可远宦，乃令乞侍养。」既而王薨，上遣使护葬，其子乃毕后事。五年，方授蓟州军事判官，遂迎侍赴任。夫」人勤勤教之：“汝方初仕，尤当清慎。”于是，命仆夫车运其粟、牧馈其牲，以补阙用。至于薪刍蔬」果之属，皆取于家，未始烦郡民。每于公退，常问其决议，平允则曰：吾何忧焉；如或可疑，则为」之惨戚。遂见政声蔼然，佥曰□□□有后矣。七年六月八日卒于渔阳公廨，享年四十有」五。军判公名重国，承直郎。女适进士赵珣，先卒。三孙尚幼。夫人外柔顺而内刚直，举事能决」断，治家有法，惟尚勤俭。早岁孀居，所赖惟一子，人之常情，孰不姑息，独能严训，使之不坠儒」业，以至能政而成令名者，难矣。虽其子才力俊迈，亦夫人所教也。或诱以避患偷荣之计，复」恬然不顾，想其志远大，至于男子诚亦不及。军判公将以九年五月九日袝葬于新城县孝」悌乡版筑里之原，礼也。是年春，芝游燕都，军判公哽咽而告曰：“母氏之德，昊天罔极，一未能」报。重国自居丧，绝荤酒，祭祀以礼，哭泣尽哀，日饭数十僧讲经供佛，皆未知尽。所欲报者穷，」惟名教所重，無若扬亲之美，子为我铭，无让。”芝仰服夫人尽为妇、为母之道，足以垂范将来，」□□雄文以彰懿德，乃为长言，发扬遗恨，姑以慰孝子之心。辞曰：
誓守其节兮已全贞纯，教子以严兮妙年搢绅。高堂日见兮训语谆谆，子之清白兮」复能治民。其德欲报兮志未及伸，未老而终兮天奚可询。哀之以铭兮流芳愈新，□」世而下兮曰贤夫人。
范阳韩孝成刊。
二、张氏家世背景及子女
1.张氏家世背景
墓志云：“曾祖确，大理少卿、枢密副都承旨。”王文称张氏曾祖张确未见于《辽史》[4]71，可谓失之眉睫。检《辽史·兴宗纪》，太平十一年（1031）“九月……甲戌，遣御史中丞耶律翥、司农卿张确、详稳耶律励、四方馆使高维翰谢宋吊慰”[6]，可知辽代确有张确其人。又，张氏卒于皇统七年（1147），享年45，可知其生于辽乾统三年（1103）。张确任司农卿的时间距张氏出生72年，以年龄推算，张确符合张氏曾祖的条件。
张确历任大理少卿、司农卿、枢密副都承旨等职，但是其出任这些官职的时间顺序不可考。《辽史·百官志》载“大理、司农有卿”[7]864。陈述《辽史补注》在大理寺下补充了大理少卿一官职[8]2189。《辽史·百官志》未载枢密副都承旨，但辽朝的南面官机构中有枢密都承旨、枢密副承旨[7]866。陈述在《辽史补注》中对枢密副承旨作出解释，认为枢密副承旨和枢密副都承旨官职无差异[8]2153。
墓志云：“祖少微，天城军节度使”。王文称张氏祖少微不见于《辽史》[4]71。然而根据笔者的查阅，张少微出现在其他辽史史料中。《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熙宁四年（1071）“夏四月……辛酉，辽主遣利州观察使萧广、太常少卿张遵度，其母遣怀化节度使耶律翚，起居郎、知制诰张少微来贺同天节”[9]；《王安裔墓志》记载：“（王安裔）妻故天城军节度使张少微之女，十七岁出嫁”，又“（王安裔妻）宣和六年（1124）正月十九日疾终于私寝，年稟八十”[10]，由此推出张少微之女生于辽重熙十四年（1045）。按古代男子娶妻生子的正常年龄16至20岁推算，张少微在熙宁四年（1071）时应为40岁左右，符合起居郎、知制诰张少微的活动时间，所以此二则材料中的张少微当为同一人，即张氏祖。
张少微历任天城军节度使、起居郎、知制诰。《辽史·太祖下》记载：天显二年（927）“八月丁酉，葬太祖皇帝于祖陵，置祖州天城军节度使以奉陵寝”[11]。《辽史·百官志》记起居郎为起居舍人院职官[7]869，知制诰为翰林院职官[7]873。
张氏父无忌未仕而卒，不见于辽朝史料。
墓志载张氏母王氏乃“故相经之孙”。王文仅简单提及“故相经”为辽南府宰相王经[4]71。经查阅，《辽史》载有王经三则史料，即大康九年（1083）“十一月丙午……三司使王经参知政事兼知枢密事”[12]、大安三年（1087）“冬十月庚辰，以参知政事王经为三司使”[13]334、大安八年（1092）“冬十月……壬申，南府宰相王经薨”[13]339。通过以上史料可以大致了解王经历任三司使、参知政事兼知枢密事和南府宰相等职。《辽史·百官志》载参知政事为中书省职官[7]867，三司使为南京三司使司职官[14]。
《张氏墓志》及《时立爱三夫人墓志铭》[2]442均记载张氏母为王经之孙，而《时立爱墓志铭》[1]648《时立爱神道碑》[15]597《时丰墓志铭》[2]283则皆记载张氏母为王经之侄孙，为何出现“孙”和“侄孙”两种不同情况？检索《辽史》，王经仅出现在以上三则史料中，且未言及王经的家庭，所以到底是“孙”还是“侄孙”，无法确定，还有待史料的进一步发现，笔者更倾向于《张氏墓志》记载的“孙”。
2.张氏子女
据墓志，张氏少孤，养于舅家，其母岐国夫人王氏改嫁时立爱，故张氏18岁嫁给时立爱季子时丰。天会五年（1127）时丰死后，张氏与母亲和一儿一女独居新城，皇统七年（1147）六月八日卒于渔阳公廨。王文对张氏的生平已有较为详细的考证，故不赘述，以下介绍张氏子时重国。
按金天会五年（1127）时丰卒，此时重国为五岁，那么重国出生于天会元年（1123），皇统二年（1142）登进士第。《时立爱墓志铭》[1]648和《时丰墓志铭》[2]283皆记载时重国登进士第后授承事郎。承事郎，金代文散官，阶正八品下[16]1221。《金史》记载“凡进士必授文散官”[17]1157，但并未记载具体授予何官。《三朝北盟会编》引张棣《金虏图经》云：“是年（天会十年），赵洞为诗赋第一人，孙九鼎为经义第一人，并补承议郎，第二人承德郎，第三人承奉郎，余不限甲次尽补承事郎，科举由是而定”[18]，可知进士登第第三名以下尽授承事郎，墓志可与传世文献互证。皇统五年（1145），重国除蓟州军事判官。《金史·百官志》载“判官、推官……为‘幕职官’”[16]1230，军事判官的职责应为军事幕僚。《张氏墓志》撰于皇统九年（1149），时重国任承直郎。承直郎，金代文散官，阶正七品下[16]1221。《时立爱神道碑》云：“重国累官奉直”[15]597。奉直大夫，金代文散官，阶从六品上[16]1221。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整理出时重国的仕履情况，即皇统二年（1142）登第后授承事郎，皇统五年（1145）除蓟州军事判官，皇统九年（1149）为承直郎，最后累官奉直大夫。
王文认为，金制五品以下文武散官母妻不能封乡君，《张氏墓志》撰写于皇统九年（1149），墓志里没有涉及张氏受封命妇封号，所以至少截止到皇统九年（1149）时重国的官阶未能达到五品。又考《时立爱神道碑》撰写于明昌六年（1195），记重国为奉直大夫，所以他认为明昌六年（1195）重国已72岁，而官至奉直大夫，可见仕履不达[4]72。笔者认为此种观点不妥。第一，神道碑撰于明昌六年（1195），重国是否在世尚未可知，则其何时官至奉直大夫亦难确定。第二，作为时立爱的长孙，若当时重国还健在，则理应由他出面主持其祖父神道碑的撰写，但实际上神道碑是由时立爱的曾孙时璠等人请李晏撰写，所以当时他很可能已经去世。第三，上文提到时重国在皇统九年（1149）时散官阶为承直郎，最后的品阶为奉直大夫，两者相差两阶。按金制“凡官资以三十月为考”[17]1158，即每30个月散官迁一阶，如按正常的时间迁转，那么时重国从承直郎迁至奉直大夫，大概五年就可以完成，而从皇统九年（1149）到明昌六年（1195）的40余年间，其官阶不太可能只升了两阶，所以时重国很可能是因早亡才导致官阶终于奉直大夫。
墓志载“（张氏）女适进士赵珣”。《时立爱三夫人墓志铭》记载“（张氏）女择名家以归，遂适燕京路都转运使赵公温讯之次子珣”[2]442，《时丰墓志铭》记载“（张氏）女适燕京路转运使、崇德大夫赵温讯次男珣”[2]283。通过以上三方墓志铭可以确定，张氏女儿嫁给了赵温讯的次子赵珣。王文根据《时丰墓志铭》认为“张氏女嫁給了崇德大夫赵温评之子赵珣”[4]72，把“赵温讯”误读成了“赵温评”。
《金史》未载赵珣，但其他史料记载了其父赵温讯。《三朝北盟会编》载宣和五年（1123）“夏四月……杨璞云计议事已定，但日近有燕京界职官赵温讯、李处能、王硕儒、韩昉等逃去南界，请先遣回，然后可议交割月日……七日庚寅，金人既得赵温讯，遂交赏军银绢并定交割燕山日”[19]，即赵温讯在辽末逃入宋，后遭金人索要入金。
三、墓志所涉金代地名及签军、削爵制度考
1.新城
《张氏墓志》载“□□□居相位，夫人处新城，奉事岐国，育养二孤”“军判公将以九年五月九日袝葬于新城县孝悌乡版筑里之原”，可知张氏孀居于新城，死后也葬于新城。又根据《时立爱墓志铭》记载“时氏得姓甚远……其后世次谱牒不可稽考。今占涿州之新城县”[1]647，可得出时氏祖籍亦在涿州新城县。《金史·地理志》中都路下涿州所辖县有新城[20]575，所以《张氏墓志》中出现的新城，即金代涿州下的新城县（今河北省高碑店市）。
2.蓟州、渔阳 《张氏墓志》载皇统五年（1145）时重国除蓟州军事判官。张氏皇统七年（1147）“卒于渔阳公廨”。《金史·地理志》载渔阳县属中都路蓟州[20]574，所以张氏卒于时重国出任军事判官的蓟州渔阳。蓟州，本隋渔阳郡，唐分幽州三县别置蓟州，治渔阳县，辽属南京道析津府，金属中都路[21]，今为天津市蓟州区。
3.签军
墓志云：天眷三年（1140）“复兴军役，其子当行。……以恩得直赴试礼部例，乃免”，此事件的背景应为金宋战争。《金史》记载：“（天眷三年）五月丙子，诏元帅府复取河南、陕西地。”[22]因战争需要，时重国须参军，这反映的是金代的签军制度。
王曾瑜《金朝军制》一书中总结签军是女真旧俗，壮者皆兵，战时可以签发为军（17岁以上的男子），在灭辽破宋的过程中，统治者将女真族的签军之制推广到汉族[23]107—109。墓志中所反映的就是宋金战役时的签军汉人。《金史》中没有明确记载汉人签军之制具体始于何年。郝治清等著《中国兵制史》中论及“海陵天德元年（1149）开始，又强迫汉人当兵，并制定了征集汉人当兵的制度，这就是所谓‘签军’，签军即征兵”[24]，现在看来这一观点需要修正。根据墓志所载可知，天眷三年（1140）金朝就已有强迫汉人签军出战的情况，另《金朝军制》中论述了在天会二年（1124）时即有签军汉人的史实[23]108。金人刘祁认为“金之兵制最弊，每有征伐及边衅，辄下令签军，使远近骚动。民家丁男若皆强壮，或尽取无遗，号泣动乎邻里，嗟怨盈于道路，驱此使战，欲其胜敌，难矣”[25]。墓志中张氏得知重国将随军出征，遂骑马前往相关部门哭诉，才得以豁免，与刘祁所说签军的弊端是相符的。故《张氏墓志》中所载“天眷三年，复兴军役，其子当行”为签军之制重要资料。
4.海陵削爵
《张氏墓志》中有多处三字或四字的缺字，如“岐国再适□□□□王”“夫人以□□□寿逾八十”等。根据拓片痕迹和时氏家族其他人员的墓志铭，可知缺字处应为“钜鹿忠厚”或是“钜鹿王”。墓志缺字是人为抹毁，这与正隆二年（1157）削爵事件有关。《金史》记载：正隆二年“命置局追取存亡告身，存者二品以上，死者一品，参酌削降。公私文书，但有王爵字者，皆立限毁抹，虽坟墓碑志并发而毁之”[26]。《金史》没有提及时立爱被削爵一事，由《时立爱神道碑》可知他也在削爵之列，由钜鹿郡王降授为崇进荣国公。“正隆之际，例削异姓之封，降授崇进荣国公”[15]594，文散官从一品下曰崇进[16]1220，爵位正从一品曰国公[16]1222。墓志铭与史料相互印证，并补史料之缺。王文对《张氏墓志》中海陵削爵事件进行了全面的分析[4]72，此不赘述。
四、墓志题署者考
《张氏墓志》的题署为“苏门李芝撰”“族孙瑜书”“范阳韩孝成刊”。
1.李芝
李芝是撰写时氏家族墓志的重要人物，分别撰写了《时丰墓志铭》[2]283、《时立爱三夫人墓志铭》[2]442和本文所讨论的《张氏墓志》，以及《时立爱行状》。《时立爱墓志铭》记载“又命学士承旨臣虚中为墓志铭，臣谨按行状”[1]647，后又说“右乡贡进士李芝状公行实如此”[1]648，可以看出宇文虚中撰写的《时立爱墓志铭》是根据李芝《时立爱行状》所写。
《张氏墓志》的作者题署为“苏门李芝”，王文认为“苏门”是北宋最为重要的文学团体之一，其在创作上受苏轼影响，据墓志可知李芝无疑是苏门文人群体中的一员[4]73。但笔者认为苏门指的不是苏门文人团体，而是山名。证据有二：
第一，苏门四学士有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27]，他们的题署分别为：豫章黄庭坚[28]，吏部员外郎钜野晁补之无咎[29]510，秘书省正字高邮秦观少游[29]510，起居舍人谯国张耒文潜[29]509，可见他们的题署都和自己的籍贯或是官名有关。史料中并未见到苏门文人以“苏门”题署。另查和苏门文人有关的人物如陈师道题署为“秘书省正字彭城陈师道无己”[29]509，“彭城”也是籍贯。故苏门李芝的题署并不是苏门文人的意思。
第二，墓志铭前题苏门李芝撰，文尾题范阳韩孝成刊，《金史》记载范阳属涿州[20]575。出于前后对仗关系，苏门应该和范阳对应，都属地名。考苏门，《金史》记载：“（河北西路）浚州有卫县，卫县有苏门山”[30]，那么很可能李芝是以苏门山题署。此外，检索史料发现，金代有以山名为题署的情况，如《泺庄创修佛堂记碑》记载：“岱宗杨好古书丹篆额”[3]164，《金史》记载：“泰山五岳之宗，故曰岱宗”[31]，所以杨好古是以山名“岱宗”题署。综上，笔者认为“苏门”指当时的河北西路浚州卫县的苏门山，李芝是以山名为题署。
《时立爱三夫人墓志铭》文尾题“乡贡进士李芝谨记”[2]442，《時丰墓志铭》[2]283和《张氏墓志》首题均为“苏门李芝撰”，李芝仅有两条信息，一为“苏门李芝”，二为“乡贡进士李芝”。由以上考证“苏门”为苏门山，可知李芝很可能为河北西路浚州卫县一带人。前文已提及，宇文虚中根据乡贡进士李芝所写的行状为时立爱撰写了墓志铭，时立爱死于皇统三年（1143），时李芝已是乡贡进士。考时氏家族的墓志内容，时立爱和时丰两辈人的丧葬事宜都由时重国主持，且时立爱三夫人、时丰、张氏多人的墓志铭都由李芝撰写。由《张氏墓志》可知，李芝游燕都时，时重国请求他为母亲撰写墓志铭，所以其他人的墓志铭应也是由时重国请李芝撰写，可见二人关系匪浅，笔者推测时重国与李芝极有可能为同窗好友。
2.时瑜
关于“族孙瑜书”，王文认为时瑜和《时昌国墓志铭》中出现的侄“元瑜”为同一人[4]73。笔者对这一观点并不认同。时昌国下一代男性名均为单字，所以《时昌国墓志铭》中出现的侄“元瑜”二字有可能是时瑜同辈人中任何一个人的字，不能简单地把时瑜和时元瑜混为一谈，所以时瑜究竟是谁，目前史料无法考证，此处存疑。 3.韩孝成
目前所见史料，韩孝成仅出现在《张氏墓志》中，文尾题“范阳韩孝成刊”。范阳隶属中都路涿州[20]575，所以只知韩孝成是涿州范阳人，其他无法考证，有待日后史料的进一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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