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 访客   登录/注册

生计资本视角下农户集体林地利用效率分析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 要:基于陕西、江西省林业经营农户的调查资料,对用材林、经济林和竹林三种不同林业经营类型农户的生计资本和林地利用效率进行了测算,实证分析生计资本总量及结构对农户林业经营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商品林经营类型农户的纯技术效率都普遍高于其规模效率,综合效率存在差异且差异明显;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不同商品林的林业生产效率都具有显著影响,但影响程度不一。此外,生计资本结构中,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力数量、林地块数和林地面积、家庭固定资产、林权抵押贷款和能人数量指标对不同林地经营类型农户的经营效率起关键影响作用。
  关键词:生计资本;商品林经营;林地利用效率;农户生计
  中图分类号:F3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20)02-0129-09
  作者简介:张旭锐(1987-),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林业资源经济。
  森林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兼具生态与生产的双重功能,在维持生态平衡、实现经济效益和改善人类居住环境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据第九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显示,全国森林面积2.2亿公顷,森林覆盖率22.96%,远低于全球31%的平均水平[1]。林业用地约占国土面积的27.8%,是耕地面积的1.35倍,但林产品供给量不到农产品的1/3,表明林地利用问题仍然是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突出问题。为缓解因人地矛盾而注重短期效益导致的林地过度开发、水土流失、生态平衡被破坏等一系列环境恶化问题,中国政府启动了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重点防护林体系建设等林业生态工程,并把林业产权制度改革作为新时期林业发展的重要抓手和载体。在林改政策背景下,农户作为最直接的林业经营活动微观主体,对经济机会的响应驱动了其对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利用模式的变化[2],直接或间接改变了其生计方式和结构,影响林地的利用效率。从农户生计角度研究生产经营者的意愿、行为和绩效,目前已成为研究的热点。
  当前,我国林业改革总体相对滞后,产权模式结构单一,严重制约着中国集体林区的发展。在林业“三权分置”运行机制探索下,农户商品林的经营绩效如何?不同商品林经营类型的农户生计资本有何差异?生计资本对不同林地经营绩效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有助于更好地促进集体林地的利用效率。基于此,本文在借鉴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拟从生计资本视角对集体林地利用效率进行分析,寻求提升农户林地利用效率的路径。
  一、文献回顾
  关于农户生计资本的相关理论研究,如社会资本与农户创业融资决策[3]、创业绩效[4]、农户家庭多维贫困[5]、耕地保护意愿[6]、电商采纳行为[7]、生活满意度[8],人力资本与农户收入差距[9]等,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一是阐释了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方式间的内在机理,强调通过改善、优化生计资本结构,来提高生计与收入多样性;二是从政府角度出发,通过政策制定及机制设计等方式对人地系统的耦合协同发展提供良好政策环境,以推进林业可持续发展为着眼点,提出民生林业与生态林业协同组合机制。
  针对林业生产效率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林业产权制度与林地流转等方面。在人力资本要素的研究中,薛彩霞[10]结合中国家庭农户劳动力基本分工模式,将农户划分为纯农业户、性别分工型、代际分工型、混合分工型和模糊分工型五类,重点研究了家庭劳动力配置对农户非木质林产品经营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纯农业户的经营效率最高,代际分工型农户次之;人力资本素质的提高有助于经营效率的提高,林地质量和经营规模与农户非木质林产品经营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朱烨等对林业劳动力女性化与林业生产效率关系进行了研究,指出随着女性劳动力参与竹林经营比例的提高,竹林生产效率呈倒“U”的变化趋势[11]。杨水生等提到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并不会成为影响林地利用效率的障碍因素,相反,能够提高其竹林地的利用效率[12]。在自然资本要素的研究上,田杰等采用超越对数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对不同林地经营规模的农户林业生产要素配置效率进行测度,结果显示为倒“U”型变化趋势。进一步研究发现,劳动力数量、林地规模和人均收入对林业资源配置也呈现为倒“U”型变化趋势,家庭成员中是否有村干部和林地细碎化对林业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的影响呈不确定性状态[13]。薛彩霞等采用随机前沿生产模型从收入异质性视角下,测定了农户林地经营的技术效率。结果表明,“低收入-高林业”依赖型农户的林业生产效率最高,“高收入-高林业”依赖型次之;“低收入-低林业”依赖型农户的林业生产效率较低,“高收入-低林业”依赖型效率最低[14]。王翊嘉等按产权归属将林地产权分为独立产权和联合产权,指出产权异质性对林业经营效率产生影响,独立产权对林业经营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联合产权对林业经营效率不具有显著相关性[15]。杨扬等研究发现林地产权安全感知对林业管护行为的影响更大,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重点应放在提高农户的产权安全感知上来[16]。
  总体来看,上述研究虽在生计资本与农户生计、林地利用效率关系的研究发展中作出了贡献,但依然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多从生计资本组成中的某单一内容出发,侧重于对意愿、行为等主观方面影响的关系研究,缺乏从生计资本整体构成对行为影响的绩效评价;二是大多数研究都没有考虑农户生计资本各要素的异质性,无法体现不同商品林经营类型农户的生计资本差异及对集体林地利用效率的差异。为此,本文将农戶经营商品林的不同类型纳入一个统一的研究框架中,更深一步探究生计资本对林地利用效率差异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框架
  (一)生计资本视角下的结构-行为-绩效模型
  Bain 和Scherer创建的结构-行为-绩效模型[17-18](SCP模型)将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纳入到现代产业组织范畴,被广泛应用于制度经济学领域。假定农户对林地资源利用效率是基于自身的资源禀赋,而资源禀赋的多维异质性决定着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和林地资源利用中的行动策略。林业生产具有较强的自然资源依赖性特点,借鉴威廉姆森资产专用性学说,在SLA框架下提出生计资本视角下的“结构-行为-绩效”模型(见图1),分析不同生计资本结构下,农户林地资源利用决策行为及生计资本结构对林地利用效率差异的影响。   (二)生计资本对农户林地利用效率的影响机理分析
  生计是农户谋生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生计资本是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前提条件。SLA框架将生计资本划分为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五类,直观反映了农户资源的“比较优势”,为分析农户生计资本对林地利用效率的影响提供了新思路。作为理性的林业生产经营主体,农户对林地资源利用的意愿来自其自主理性决策,成本和效益成为其理性决策中要考虑的重要变量。农户生计资本从结构和特征两个角度影响其理性自主决策,不同农户生计资本结构和特征的差异决定了其生计方式的选择和对林地资源利用生产行为的差异,并最终影响到林地利用效率(见图2)。
  林地利用效率是农户对林地经营投入、资源配置和合理利用程度的有效性评价。人力资本对林地利用效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家庭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上,由于劳动力禀赋的异质性在农户分化中起关键作用[19],以林业生产为主的农户兼业行为有助于提高林地利用效率,但随着非农兼业程度的提高,甚至会出现林地撂荒等现象,造成林地利用效率下降。另外,农户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和参加培训情况,影响着生产工具和先进技术的采用行为,也将影响林地资源利用效率。农户自然资本,包括所拥有的林地面积、林地的细碎化和林地质量等。土地细碎化与农户对土地的利用方式及种植结构有正相关关系[20],也具有有效的规避和分摊风险功能,因此土地细碎化可提高林地利用效率。物质资本包括家庭住房、生产工具条件等。一般而言,农户拥有较为充裕的物质资本,如家庭固定资产中的农用运输和生产机械,可有效改善林地利用效率。金融资本是农户所拥有的收入和信贷可得性,多项研究表明,农户投资和获得信贷资源是影响农户收入的关键因素[21],进而影响金融资本。对于纯农户而言,金融资本有助于促进向物质资本的转化,即加大投入、改善生产条件促进林地利用效率提升。社会资本是一种非制度化的社会关系网络,如信任、声望、参与、网络、规范等,不同农户具有较为明显的社会资本异质性。社会资本的提高能明显改善贫困问题,如与邻居的交往程度较深,可以通过对信息的交流与分享来降低交易成本,也有益于促使相互合作,自然带来林地利用意愿、行为上的积极性和参与性,提高了林地利用效率。
  三、生计资本与农户林地资源利用效率的实证研究
  (一)模型构建
  不同商品林类型(用材林、经济林、竹林)的生产周期不一样,其相应农户的林地投资、流转及劳动力配置等行为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需要结合样本农户的集体林地实际经营状况来研究生计资本对林地利用效率的影响。
  农户对集体林地的利用效率受到的投入产出影响因素较多。随着林地的规模化经营,其规模报酬会发生变化,因此在测算决策单元的纯技术效率时常选择BCC模型;在决策单元多投入、多产出情形下, CCR模型可测算其规模和技术效率,较BCC模型具有一定的优势。因此,本文选择CCR模型。其表达式如下:
  在计算出农户不同经营类型生产效率均值基础上,采用Tobit模型来进一步分析农户生计资本对不同林地经营类型效率的影响。本文借鉴已有研究基础,选择产权感知变量、地区虚拟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公式如下:
  (二)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17年7-8月在陕西、江西开展的以“林农生计资本及林地资源利用”为主题的农户入户调查。陕西、江西两省都是典型的重点集体林区,森林资源丰富,承担着重要的生态功能,但在产权改革状况、林业发展水平及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有着南北方的典型差异。两省地理区域都呈现为南北长、东西短的特点,综合考虑地理环境、区域经济、生产类型等因素,按照分层抽样和简单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调查方式以一对一问卷调查为主,同时结合半结构访谈形式进行。从陕西陕南、陕北、关中及江西赣南、赣北、赣中各选择2个县,每个县选择2个乡镇,每个乡镇选择2个行政村,每个村随机选择10~15个农户作为调查对象。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693份,剔除数据缺失和无效问卷,最终获得有效样本654份,有效率达94.37%,具体样本地区分布如表1所示:
  (三)变量说明
  1.自变量。本文综合考虑了研究区生态环境及文化习俗等特点,对有关生计资本指标测量变量进行设计。用熵值法对生计资本指标权重进行测算,该方法能有效避免主观因素的影响。在权重计算结果基础上,通过林农生计资本指标经同趋化和无量纲标准化处理后的数值与各自对应的生计资本权重值相乘,得到林农的生计资本指标值。生计资本指标值的计算公式如下:
  式(3)中,Z指生計资本指标总值,Wij为第i类生计资本第j项指标的权重, Zij为第i类生计资本第j项指标的标准化值,n为测量指标数。
  根据上述生计资本对农户林地利用效率的影响机理分析,将本文研究的自变量设定为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变量说明详见表2。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林业经营活动特点,决定了调研区农户的生计资本状况,所选取生计资本指标应反映当地农户生计资本特点。人力资本是个人所具备的知识、技能以及劳动力数量,本文选取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是否参加培训和劳动力数量指标[22]。 自然资本是农户用来维持生计的林地、水等资源,本文选取林地面积、林地块数、林地质量指标[23]。物质资本是家庭长期存在的机器设备、住房等生产生活所具有的资产,本文选取家庭固定资产、家庭住房条件和家庭能源状况指标。金融资本是农户生产生活中可支配的资金或获得资金的能力,本文选取家庭存款数、林权抵押贷款和家庭上年总收入指标。社会资本是人们可以动用的社会资源,包括社会网络、声望、规范等,本文选取能人数量、与邻居交往程度、通讯、交通、对林业政策的了解程度指标。
  2.因变量。农户林地资源利用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是本文研究的因变量,包括用材林、经济林和竹林三组不同的林地经营类型。用材林的“投入-产出”指标为:劳动力投入/天·年(包括自投工数和雇工数)、林地面积投入/亩、种苗投入/元·亩、林地出材 量/立方米·亩。经济林的“投入-产出”指标为:劳动力投入/天·年(包括自投工数和雇工数)、农药化肥投入量/千克·亩、经济林机械总动力/千瓦·年、经济林年均人均收入/元。竹林的“投入-产出”指标为:劳动力投入/天·年(包括自投工数和雇工数)、资金投入/元·年、林地面积投入/亩、化肥投入/元·亩、竹材产出量/公斤·年、竹笋产出量/千克·年、竹林净收益/元·年(包括竹材和竹笋)。   3.控制变量。产权影响经济绩效的根本途径是通过影响人的目标与动机,进而影响其林地利用决策。林地产权越完整,越有利于林地生产的外部性内部化,减少农户林地利用过程中的机会主义倾向。林业经营具有连续性、长周期性特点,产权不稳定,将会对农户林地经营的预期结果造成极大影响,不利于调动农户的投资积极性。相反,稳定的产权制度環境,将极大地激励和约束农户的林地利用决策行为,有利于提高林地利用效率。因此,本文将产权感知变量、地区虚拟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其中,产权感知变量通过问卷“您对林地未来的调整预期是怎样的?”题项进行测量,“调整=1,不确定=2,不调整=3”;地区虚拟变量选择除宁陕外其余11个县,如“西乡县,西乡县=1,其他=0。”
  四、估计结果与分析
  (一)不同林地经营类型农户生计资本及林地经营效率
  总样本中,经营用材林的农户有166户,占25.38%;经营经济林的农户有192户,占29.36%;经营竹林的农户有296户,占45.26%。不同商品林经营类型中,用材林的农户占比最小,这与用材林的自身生产经营特点和林业的采伐管理制度有较大关系。目前国家对商品林实行限额采伐管理制度,在实际运营中会出现“上面采伐指标用不完,下面采伐指标不够用”的现象,以及地方政府对农户变相征收的木材采伐税费,直接导致农户的林木采伐成本加大,严重挫伤了其营林生产的积极性,农户会出现将立地条件较好的用材林改为竹林或经济林这样的林地经营类型变更行为。经营经济林农户的人力资本值最高,经营竹林农户的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值较高,而所有商品林经营农户的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值相差不大。
  从表3中可以看出,目前商品林经营效率整体处于较低水平,不同林地经营类型的效率值出现较大的差异,用材林的综合效率高于经济林和竹林,而纯技术效率又相差不是很大,其根本原因是由用材林的规模效率决定的。用材林在林区道路建设及林业机械化使用方面要远强于经济林和竹林,其林地多集中连片,细碎化程度较低,规模效益较高。经营竹林和经济林的农户其规模效益都较低,几乎所有农户的规模收益均处在递增阶段,如果适当提高农户的林地经营规模,将会极大促进综合效率值的提升。
  (二)生计资本总量对农户不同林地经营类型效率的影响
  从表4中可以看出,五项生计资本总量对林业的经营效率均具有显著的影响:人力资本对用材林的综合效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自然资本对竹林的纯技术效率也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余生计资本对林业生产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总体来说,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对经营竹林农户的生产效率起到关键作用;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于经营用材林农户的生产效率起到关键作用;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对于经营经济林农户的生产效率起到关键作用。
  (三)生计资本结构对农户不同林地经营类型效率的影响
  为进一步探究不同林地经营类型效率差异的具体原因,下面对生计资本各要素对农户不同林地经营类型效率影响进行回归分析,其具体结果如表5所示。
  1.人力资本方面,农户受教育程度对竹林生产的纯技术效率在5%水平上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随着农户受教育程度的提升,能有效提高竹林的生产技术效率。劳动力数量对经济林和竹林的综合效率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但与用材林的综合效率在5%水平上显著负相关。究其原因,竹林和经济林对于农户劳动力要求上没有性别之分,女性劳动力也可参与其生产,但在用材林的生产上,家庭劳动力数量中包括的女性劳动力基本不参与用材林的生产经营,因木材采伐等对体力的要求较高,女性劳动力一般难以胜任。
  2.自然资本方面,林地块数对竹林生产的纯技术效率在1%水平上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林地块数越多,越不利于机械设备的投入使用,增加了人力成本,降低了生产技术效率,而林地面积对竹林的规模效率在1%水平上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适当提高竹林地的经营规模可以促进林地规模效率的提升,这也印证了上述林地经营效率中对竹林规模效率的分析。
  3.物质资本方面,家庭固定资产对用材林和竹林的综合效率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但对经济林的作用不明显。可能的原因是,林区的道路、交通、灌溉以及网络设施建设等,促进了农户对林业生产机械化和信息化的应用需求,而用材林和竹林相较于经济林对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依赖性更强,出现上述实证分析中家庭固定资产因素对经济林的综合效率没有显著影响的结果。
  4.金融资本方面,林权抵押贷款对农户经济林、竹林的综合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在1%水平上显著且正相关,但对规模效率的影响不显著。可能的解释是,通过林权抵押贷款提高了农户的生产投入积极性。实地调研情况反映:林权抵押贷款一般与农户的资金借贷挂钩;通过林地流转来获取私人借贷的现象时常发生,但并非用于扩大再生产。因此,通过林权抵押贷款提高了农户林地经营的综合效率、技术效率,但对规模效率却没有影响这一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
  5.社会资本方面,能人数量对用材林的综合效率具有1%水平上的显著正相关,说明对于社会关系较广的农户,通过采伐指标的申请以及对用材林市场信息的及时把握,可获取相对于经济林和竹林而言更为可观的经济效益。在利益导向下,社会资本较充裕的农户在长期的用材林生产经营中,建立了较为稳固的市场销售渠道和长期稳定的信任关系,通过对用材林地技术、规模的调整作用,促进了其综合效率的提升。
  6.控制变量中,农户对林地未来的预期调整对经济林和竹林的技术效率、综合效率、规模效率以及对用材林的综合效率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户对林地产权的事实稳定感知越强,越能激发农户林业生产的投资、流转行为,进而提高林地产出。此外,地区虚拟变量也对竹林的生产效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受篇幅所限此处不予详细说明。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陕西、江西654户林业生产经营农户的抽样调查数据,在采用熵值法和DEA法分别对不同商品林经营类型农户的生计资本和林业生产效率进行评估基础上,定量分析了生计资本各要素对农户不同林地经营类型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   1.不同商品林经营类型农户的纯技术效率都普遍高于其规模效率。此外,不同商品林经营类型农户的综合效率值差异明显。具体而言,经营用材林农户的综合效率几乎是经营经济林农户综合效率的两倍,经营竹林农户的综合效率最低。
  2.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不同商品林的林业生产效率都具有影响,但影响程度不一。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对于竹林的生产效率影响大;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于用材林的生产效率影响大;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对于经济林的生产效率影响大。
  3.生计资本各测量指标中,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力数量、林地块数和林地面积、家庭固定资产、林权抵押贷款和能人数量指标对不同林地经营类型农户的经营效率产生显著影响。具体而言,经营竹林农户生产效率主要受农户受教育程度、劳动力数量、林地块数、林地面积、家庭固定资产、林权抵押贷款、对林地未来的调整预期等影响;经营用材林农户生产效率主要受劳动力数量、家庭固定资产、能人数量、对林地未来的调整预期等影响;经营经济林农户生产效率主要受劳动力数量、林权抵押贷款、对林地未来的调整预期等影响。
  (二)启示
  结合研究结论和实际调研,为改善林业经营农户的可持续生计和经营效率,提出以下建议:
  1.林业经营农户的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仍处于较低水平,具有极大的提升空间,可通过创新多样化的林业贷款模式、降低贷款条件等来完善林业金融贷款服务体系,提高农户金融资本。如根据林业经营类型,可分类设计林权抵押贷款政策,满足生计资本相对弱势农户的林权抵押贷款需求。通过社会网络、信任、声望、规范等多维度引导健全农户沟通、信任体系,培育农户社会资本。
  2.林业经营效率普遍偏低,考虑生计资本各要素对林业生产效率影响程度差异,有针对性地提高不同林业经营类型农户的生计资本,提高林地利用效率。对于经营竹林农户,着重提高其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对于经营用材林农户,着重提高其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于经营经济林农户,着重提高其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
  参考文献:
  [1]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森林覆盖率22.96%[EB/OL].(2019-06-20)[2019-07-02].http://www.forestry.gov.cn/main/65/20190620/103419043834596.html.
  [2] Lambin E F,Turner B L,Geist H J,et al.The Causes of Land-use and Land-cover Change:Moving Beyond the Myths[J].Global Environment Change,2001(4):261-269.
  [3] 曹瓅,罗剑朝.社会资本、金融素养与农户创业融资决策[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9(3):3-13.
  [4] 苏岚岚,彭艳玲,孔荣.社会网络对农户创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创业资源可得性的中介效应分析[J].财贸研究,2017(9):27-38.
  [5] 苏静,肖攀,胡宗义.教育、社会资本与农户家庭多维贫困转化——来自CFPS微观面板数据的证据[J].教育与经济,2019(2):17-27.
  [6] 史雨星,李超琼,赵敏娟.非市场价值认知、社会资本对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的影响[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9(4):94-103.
  [7] 曾亿武,陈永富,郭红东.先前经验、社会资本与农户电商采纳行为[J].农业技术经济,2019(3):38-48.
  [8] 刘秀丽,张勃,杨晓东,等.农户生计资本对旅游区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基于五台山景区的调查数据[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8(11):195-201.
  [9] 杨晶,丁士军.农村产业融合、人力资本与农户收入差距[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6):1-10.
  [10] 薛彩霞,姚顺波.家庭劳动力配置对西部农户非木质林产品经营效率的影响——基于成本效率和利润效率的分析[J].林业经济问题,2017,37(5):65-72.
  [11] 朱烨,刘强,吴伟光.林业劳动力女性化状况及其对林业生产效率的影响——以竹林生产为例[J].农业技术经济,2018(5):104-111.
  [12] 杨水生,徐秀英,石道金.劳动力老龄化对竹林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基于中介效应的实证研究[J].林业科学,2018(10):132-142.
  [13] 田杰,石春娜,国亮.基于三阶段DEA模型的林业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研究[J].林业经济问题,2017,37(6):72-77,109.
  [14] 薛彩霞,姚顺波.西部地区不同类型农户林地经营行为和技术效率研究——来自四川省雅安市的农户调查[J].林业经济问题,2014,34(4):298-303.
  [15] 王翊嘉,黄森慰,苏时鹏.产权异质性、林地流转与林业经营效率——来自福建省664户山区农户的调查[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9,35(2):162-167.
  [16] 杨扬,李桦,薛彩霞.林地产权安全对农户林业管护行为的影响研究——来自南方集体林区浙江、江西省林农的调查[J].农业技术经济,2018(7):51-63.
  [17] Bain J.Relation of Profit Rate to Industry Concentration:American Manufacturing,1936-1940[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51(3):293-324.
  [18] Scherer F.Industrial Market Structur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M].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90:129.
  [19] Rodgers J L.Differential Human Capital and Structural Evolution in Agriculture[J].Agricultural Economics,1994,11(1):1-17.
  [20] 李功奎,鐘甫宁.农地细碎化、劳动力利用与农民收入——基于江苏省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实证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06(4):42-48.
  [21] 孙若梅.小额信贷在农村信贷市场中作用的探讨[J].中国农村经济,2006(8):34-43.
  [22] 李琳森,张旭锐.林农生计资本对林地利用方式的影响研究[J].林业经济问题,2019(1):38-44.
  [23] 于艳丽,李桦,姚顺波,等.村域环境、家庭禀赋与农户林业再投入意愿——以全国集体林权改革试点福建省为例[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8(4):119-126.
  (责任编辑:张洁)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4/view-1532193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