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巴蜀文化兴盛之因探略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李桂芳

　　摘 要：汉代是巴蜀地区在统一的中央王朝下，在文化发展上的第一次鼎盛时期，所谓“蜀学比于齐鲁”、“汉征八士，蜀有四焉”。流必有源，源可能是潜藏的，但绝没有无源之流。两汉时期的巴蜀文化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攀上汉文化的高峰，究其原因，离不开巴蜀地区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也离不开此时期巴蜀地区教育开展的多样性。
　　关键词：汉代；巴蜀文化；兴盛；原因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1-0126-02
　　汉代巴蜀文化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是巴蜀地区纳入统一的中央王朝后文化发展上的第一次鼎盛时期，所谓“蜀学比于齐鲁”、“汉征八士，蜀有四焉”[1]。流必有源，源可能是潜藏的，但绝没有无源之流。汉代的巴蜀文化能迅速攀上汉文化的高峰，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试从文化演进的角度来探析其原因，即巴蜀地区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是其文化兴盛的沃土，汉代巴蜀地区开展的多种教育方式则是其强大的助推器。
　　一
　　巴蜀文化有着悠久而独立的始源。原始宗教信仰、丰富的古史文化传说以及醇厚的文化传统是巴蜀地区文化繁荣兴盛的沃土。
　　1.原始宗教信仰
　　原始宗教是在人类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人类的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水平达到一定水准的历史条件下才产生的。普列汉诺夫认为“万物有灵论是宗教思想发展的最初阶段”。因此，自然力、自然物是最古老的崇拜对象。如太阳崇拜。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饰便是例证。大石崇拜，学界普遍认为蜀人的大石崇拜发源于蚕丛氏，“蚕丛氏始居岷山石室”。当蚕丛氏从岷江上游迁至成都平原后，以不同形式的大石建筑来寄托对祖先及其生存环境的崇拜[2]。动植物崇拜。三星堆出土的各种金、铜、玉、陶动物雕像，都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美术作品，都是被顶礼膜拜之物，即诸种神灵[2]。三星堆出土的青铜树，一些学者认为此青铜树即为《山海经》中所说的“建木”，即是“天梯”，为天地人神之间的通道[2]。
　　鬼神崇拜。在先秦时期，它贯穿于巴蜀文化的诸方面，并成为巴蜀文化的精髓。《华阳国志·巴志》记载鱼复县（治今重庆奉节东）时说，县“有泽水神，天旱鸣鼓于傍即雨也。”左思《蜀都赋》云：“潜龙蟠雨沮泽，应鸣鼓而兴雨。”刘逵注：“巴东有泽水，人谓[有]神龙，不可鸣鼓，鸣鼓其傍即便雨矣。”[4]蜀郡太守李冰，修建都江堰，来到蜀郡湔氐县时，“见两山对如阙，仿佛若见神。遂从水上立祀三所，祭用三牲，珪壁沉濆。”[1]
　　祖先崇拜。巴人的祖先崇拜，以祭祀白虎为中心，《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早期蜀王国以大型青铜人物群雕像作为祖先崇拜的主要形式。杜宇和开明王朝则以宗庙来表现其祖先崇拜。杜宇又称望帝，望帝即是杜宇谥号。《华阳国志》还记载杜宇“一号杜主”，主即宗庙类所置神主。望帝者，蜀国境内之天神也。望、帝均为祭名，蜀人用两种祭名称其先祖杜宇。开明王朝亦如此，先王谥号称帝，以帝来祭称先祖[2]。
　　2.丰富的古史文化传说
　　先秦时期，反映巴蜀历史文化的信史虽较少，但我们仍能从相关的神话、古史传说中探寻其踪迹。《山海经》是集巴蜀上古神话传说故事之大成的典籍。国学大师蒙文通先生在其《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产生地域》一文指出“《山海经》就可能是巴蜀地域所流传的代表巴蜀文化的古籍”。因此，可以说《山海经》是古代巴蜀文化的第一部著述。书中的部分神话、古史传说揭示了古代巴蜀文化自一开始，就具有丰富的多样性与包容性，同时也说明了巴蜀文化的悠远历史。
　　与《山海经》中的古史神话相呼应，有关彭祖的传说也反映了先秦巴蜀文化。《华阳国志·序志》说:“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则彭祖本生蜀，为殷太史。夫人为国史，作为圣则，仙自上世，见称在昔。”常璩称彭祖为殷太史，既为太史，职掌殷的典籍，由此可知彭祖则是当时具有渊博学识的知识分子，也当是古代巴蜀的重要文化人物。
　　诚然，对待古代传说，我们一方面，不能完全相信这些传说就是信史，对传说要有怀疑精神和求是精神而进行全面地考察；另一方面，也不能像历史上的疑古派那样，认定一切传说都是后人的伪托。但是，古代的传说，往往有着某种历史的依据，有历史的影子。特别是先秦时期的巴蜀，由于文献的极其匮乏，许多研究都离不开传说。而只有靠着这些传说，综合考古发现，我们才能既为先秦巴蜀文化勾勒出一个轮廓，又为其后繁荣的巴蜀文化寻找到某些历史的联系。
　　3.醇厚的文化传统
　　巴蜀自古有重德讲义的精神风貌。据《华阳国志·巴志》载：“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有先民之流。”
　　首先，巴蜀地区讲究忠孝。巴地有诗曰：“‘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野惟阜丘，彼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养母。’其祭祀之诗曰：‘惟月孟春，獭祭彼崖。永言孝思，享祀孔嘉。彼黍既洁，彼牺惟泽。蒸命良辰，祖考来格。’”[3]可见孝是古代巴地“土风敦厚”的表现，反映出巴蜀地区自古讲究孝道。又如巴曼子将军的忠烈，“周之季世，巴国有乱，将军有曼子请师于楚，许以三城。楚王救巴。巴国既宁，楚使请城。曼子曰：‘藉楚之灵，克弭祸难。诚许楚王城，将吾头往谢之，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头授楚使。”[3]严君平“常卜筮于市，假耆龟以教。与人子卜，教以孝；与人弟卜，教以悌；与人臣卜，教以忠。于是移风易俗，上下兹和。”[5]也反映了汉初本土士人的忠孝观。
　　其次，巴蜀地区讲究道德修养。杜宇王朝因失德而失国的故事屡见于史书。据扬雄《蜀王本纪》载：“鳖灵治水去后，望帝与其妻通，惭愧，自已德薄不如鳖灵，乃委国授之而去，如尧之禅让。”《说文》“雟”字下云：“蜀王望帝淫其相妻，惭，亡去为子雟鸟。”[6]这两则史料所反映的杜宇亡国之因虽不一定可信，但我们从中则可窥见蜀人对道德修养的重视。巴地也有注重道德修养的好古乐诗曰：“惟德实宝，富贵何常。我思古人，令问令望。”[3]巴蜀地区忠孝仁义、重德讲义的品质正与儒家传统的道德观念合拍，所以在两汉时期儒家思想在巴蜀地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发扬光大，出现了有“西道孔子”之称的扬雄等人物。由此可见，巴蜀优秀的文化基础是其攀上汉文化高峰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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