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后汉书?西南夷列传》透析西南夷的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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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是研究西南夷的重要史料，对西南夷的7个主要部族地区做了较为详尽的记载，为我们透析当时的西南夷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本文从衣食住行、社会生产、礼俗文教三个方面对当时西南夷的社会生活进行了考察。
关键词：《后汉书》；西南夷；社会生活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3）04-0103-05
《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是研究西南夷的重要史料，范晔在前人著述基础上广采精择，较完整地记录了西南各少数民族生产劳动、社会发展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1]（P57～60）虽然前人对西南夷的研究历史悠久，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中都有关于“西南夷”的各种注本，但《后汉书·西南夷列传》的价值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还超出了最早记载西南夷的《史记·西南夷列传》。对《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进行研究，是我们了解当时西南夷地区社会历史的重要途径。
一、衣食住行：西南夷绿色生活环境、
生活方式和传统产业结构呈现 在衣冠服饰方面，开篇就给我们提供了很丰富的信息。
“有夜郎国，东接交趾，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各立君长。其人皆椎结左衽，邑聚而居，能耕田。其外又有巂、昆明诸落，西极同师，东北至叶榆，地方数千里。无君长，辫发，随畜迁徙无常。自巂东北有莋都国，东北有冉駹国，或土著，或随畜迁徙。自冉駹东北有白马国，氐种是也。”
首先，夜郎、滇、邛都并列，皆“椎结左衽，耕田，有邑聚”，说明三者在民族、生活方式上有相似之处。后面提到的巂、昆明两个少数民族则是“辫发”的，显然与“椎结”不同，至于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发型，我们已经无法知晓。孙健先生在《说说中国古代的“辫发”史》中，认为“在中原四周，有‘辫发’习俗的少数民族，远不止‘巂’、‘昆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见诸史书的，就有‘氐’……接受游牧部族影响的可能性不能排除。”[2]我们很赞同这种说法，巂、昆明两个民族“地方数千里”，尽管居住于适于农耕的地区，但却是“随畜迁徙”的游牧生活方式，尤中先生在《汉晋时期的“西南夷”》中也指出“巂、昆明各部落因迁至的时间较晚，在汉代仍然保持着氐羌的游牧生活方式。”[3]（P16）虽然在《后汉书》中我们根据“自冉駹东北有白马国，氐种是也”这句话似乎只能得出白马国是氐族部落，但我们在《华阳国志·蜀志》中找到了佐证，“笮，夷也。汶山曰夷，南中曰昆明，汉嘉、越巂曰笮，蜀曰邛，皆夷种也。”这也就说明了巂、昆明各部落与莋都、冉駹、白马都属于夷种。
《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并没有对西南夷各部的衣冠服饰进行一一描写，除了开头的总述以外，还有2处记载。一为对哀牢夷的记载，“哀牢夷者……种人皆刻画其身，象龙文，衣皆着尾。”但是，这条记载源于哀牢夷中沙壹和九隆的神话，传说的成分居多；另一为对莋都夷的记载，“莋都夷者……其人皆被发左衽。”余太山先生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见西域诸国的社会生活》中曾指出，“‘被发’其实很可能指‘辫发’”[4]（P56～57），这样，正如我们先前的分析了。
在饮食方面，由于夜郎、滇、邛都主要从事农耕，巂、昆明从事游牧，其余各族或农或牧，所以食物上，既有谷类，也有畜产，如“建武十八年……群夷闻大兵至，皆弃垒奔走，尚获其羸弱、谷、畜。”从这一史实记载中，我们知道，当时西南夷人民的饮食是谷类和畜产都有的。由于受到农耕文化的影响，有些地方的西南夷各部族逐渐变成了半农半牧区，饮食结构也呈现出多样性。只不过，对于不同的部族来说，饮食的重点可能不同，如滇“河土平敞，有盐池田渔之饶”，邛都“其土地平原，有稻田”，这些部族就以谷类为主，而像冉駹“土地刚卤，不生谷粟麻菽，唯以麦为资，而宜畜牧”，白马氐“土地险阻， 出名马、牛、羊、漆、蜜”，这些部族则以畜产为主。但总的来看，饮食上还是以畜产为主，因为巂、昆明与莋都、冉駹、白马各部族都属于氐羌种，虽然在汉代时受到中原汉族文化的影响，农业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氐羌传统的饮食习惯还是带有浓厚的游牧民族特点，甚至以谷类为主的滇，牲畜饲养也颇兴旺，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征滇时，获“牛马羊属三十万”，《远夷怀德歌》中也有言“食肉皮衣，不见盐谷”。
在居住方面，因为西南夷部族或土著或随畜迁徙。对于随畜迁徙的，显然他们一年四季并无固定住所，因此《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中很少对具体的城郭、宫室和住宅有所记载，我们仅能见到一处，“冉駹夷者……众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此为“邛笼”孙宏开先生曾从古羌语角度对“邛笼”做过考察，认为该词汇系古羌语，是建碉之古羌人对“碉”的称呼。参见《“邛笼”考》，《民族研究》1981年第1期；《试论“邛笼”文化与羌语支语言》，《民族研究》1986年第2期。石硕先生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邛笼”是汉文史籍记载的对青藏高原碉楼的最早称呼，其原本含义是藏地苯教中作为崇拜对象的“琼鸟”。参见《“邛笼”解读》，《民族研究》2010年第6期。这种奇特的建筑在史书中的最早出处。李贤注云：“今彼土夷呼为‘雕’也。”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对西南夷各部居住环境的记载，既有总括性的，如“百蛮蠢居，仞彼方徼”，“蛮夷虽附阻岩谷， 而类有土居”；也有具体对某一部族居住环境的描写，如“白马氐者……居于河池，一名仇池，方百顷，四面斗绝。”“哀牢夷者……绝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来，未尝交通中国。”“邛都夷者……无几而地陷为污泽，因名为邛池，南人以为邛河。”可见，《后汉书》时期西南夷人民多是居住在深山穷谷或是荒远边地。
限于西南夷部族所在的地理环境，地处高原，崇山峻岭，河谷纵横，当时交通工具主要以马为主，以船为辅。从《后汉书·西南夷列传》的记载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马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分量。有些部族的名称就是他们所养的马名，如白马；有些部族的名称与马有关，如冉駹。駹，《说文·马部》：“駹，马面颡皆白也。”许多部族都盛产马，如“冉駹夷者……出名马。”“白马氐者……出名马、牛、羊、漆、蜜。”文中还记载了滇池出神马的传说：“肃宗元和中，蜀郡王追为太守，政化尤异。有神马四匹出滇池河中，甘露降， 白乌见。”同时期的其他文献中也有相同的记载，如《华阳国志·南中志》：“长老传言，滇池有神马，或交焉，即生骏驹，俗称之曰‘滇池驹’，日行五百里。”正因为马一直担任着西南夷地区交通的主要角色，是西南夷人民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所以文中对马的描写才充满了神话色彩，同时也反映了西南夷养马的历史。 临水而居的部族，自然也需要船。《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中出现“船”4次，可见的组合形式有“椓船于岸”、“箄船”，如“初，楚顷襄王时，遣将庄豪从沅水伐夜郎，军至且兰，椓船于岸而步战。”“建武二十三年，其王贤栗遣兵乘箄船，南下江、汉王先谦的《后汉书集解》引沈钦韩说，谓“江汉”字误，当为“澜沧”。我们认为也不应是“澜沧”，因为今日澜沧江、怒江也有很多段江面不能行船。我们查阅其他相关文献，发现此事在《华阳国志·南中志》中也有记载，但只见“乘箄船南攻鹿茤”，未言“南下江、汉”。，击附塞夷鹿茤。”“椓”本指系船或牲口的小木桩，“椓船于岸”中“椓”用为动词，显然系在小木桩上的船不会很大，而“箄船”指的是用竹木扎缚以当船用的筏，可见，当时西南夷人民所用的船还是比较简陋的。
二、社会生产：丰富的自给自足经济，手工
业和副业的出现促进了贸易经济的发展 西南夷各部族的生产方式多样，大体分为“椎结，耕田，有邑聚”的农耕型，“辫发，随畜迁徙无常”的游牧型，还有“或土著，或随畜迁徙”的半农半牧型。从《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所记载的情况来看，当时西南夷地区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都比较发达。
滇国是农业发展优势最为突出的地区，滇池周围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文中是这样描述的：“河土平敞，多出鹦鹉、孔雀，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此外，邛都夷“其土地平原，有稻田”；哀牢夷“土地沃美，宜五谷、蚕桑”；冉駹夷“以麦为资”；白马氐“有麻田”。从上述材料，可反映出当时的农业生产已有相当的水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种植面积的广阔；二是农作物品种的丰富，虽不一定五谷俱全，可至少“稻、谷、麦、麻”是都有的；三是牛耕的推广使用。《华阳国志·南中志》：“亮收其俊杰建宁爨习、朱提孟炎及获为官属……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这条史料讲诸葛亮南征西南夷胜利后，任用西南夷建宁和朱提地区首领，要他们向蜀汉政权提供物资，耕牛便是其中之一。从时间上看和《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基本属于同一时期，虽然《后汉书·西南夷列传》里涉及农业生产的地方并无提到耕牛，但我们依据同时期的文献记载，加上从《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中所反映出当时农业生产的发达，可以想见，当时牛耕的推广和普及对于西南夷农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同时汉政府采取的一些对西南夷的方针政策也促进了西南夷农业的发展，如减免田赋，“纯与哀牢夷人约，邑豪岁输布贯头衣二领，盐一斛，以为常赋，夷俗安之。”这里没有计亩而税；如适度开发，“以广汉文齐为太守，造起陂池，开通溉灌，垦田二千余顷。”这是当时史载垦田最多的一次，[5]（P41～46）且有配套的灌溉设施，由此西南夷的农业经济得到了很快的发展，从当时米价的变化上可窥一斑，“毅初到郡，米斛万钱……少年间，米至数十云。”
西南夷人民还积累了牲畜饲养的丰富经验，主要是马、牛、羊、鸡。这些家畜，既是他们的生产工具、运输工具，同时又是他们衣食之源。所以汉代人说：“虏以畜产为命。”尤其是马，我们在分析交通工具的时候已经提到过，冉駹、白马氐都出名马。东汉安帝年间，还在西南地区设置了养马苑。《后汉书·安帝纪》：“六年春正月庚申，诏越巂置长利、高望、始昌三苑，又令益州郡置万岁苑，犍为置汉平苑。”除了马以外，还饲养有牛、羊、鸡等，如“冉駹夷者……有旄牛，无角，一名童牛，肉重千斤，毛可为毦。出名马。有灵羊，可疗毒……又有五角羊、麝香、轻毛毼鸡、牲牲。”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刘尚斩击益州郡夷渠帅栋蚕时，得“马三千匹，牛羊三万余头”。《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中记载了许多次汉军掠夺西南夷边郡牲畜的事件，少则数千头，多则上万头，甚至数十万头。这些事实足以说明当时畜牧业是颇发达的。
手工业在当时的西南夷社会生产中也已经存在，而且纺织技术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准，如“知染采文绣，罽毲帛叠，兰干细布，织成文章如绫锦。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幅广五尺，洁白不受垢污。”可见哀牢人已掌握了染色技术，能织出毛织物、丝织物和细麻布，同时也能利用当地特产“梧桐木华”，生产出内地尚为稀少的木棉布。冉駹夷也能织出精美的毛织物，如“其人能作旄毡、班罽、青顿、毞毲、羊羧之属。”另外，西南夷人民还会酿酒，如邛人长贵在准备袭击武威将军刘尚时，“招呼诸君长，多酿毒酒，欲先以劳军，因袭击尚。”也会煮盐，如“地有咸土，煮以为盐，麡羊牛马食之皆肥。”也会制面，如“句町县有桄桹木，可以为面，百姓资之。”同时，当时的西南夷地区也有一些特色手工业，像光珠、琥珀、水精、琉璃、轲虫、蚌珠、翡翠这些产品，通过朝贡或商业形式进入中原地区，一如文中最后论曰：“若乃藏山隐海之灵物，沉沙栖陆之玮宝，莫不呈表怪丽，雕被宫幄焉。”
西南夷人民还有其他的副业生产，如割漆、养蜂取蜜、捕鱼等，如“白马氐者……出名马、牛、羊、漆、蜜。”“哀牢夷者……尝捕鱼水中”。值得注意的是，文中还提到了一些铁器和有色金属，如哀牢夷“出铜、铁、铅、锡、金、银”，虽然只是一笔带过，但我们从《后汉书·郡国志》里可以看到详细的记载，如越巂郡的邛都南山出铜，台登出铁，会无出铁。益州郡的滇池出铁，俞元出铜，律高出锡、银和铅，贲古出锡、银、铅，双柏出银。犍为属国的朱提出银、铜。可见，当时以铁、银产量较大，不仅可以满足本地区人民的需要，还通过征调、贸易交换的方式进入内地。《后汉书·郡国志》犍为属国下注引诸葛亮书云“汉嘉金，朱提银”，《南中八郡志》：“云南旧有银窟数十，刘禅时，岁常纳贡。”现今考古工作者在称为“梁堆”的昭通地区东汉葬墓中，发现了铁锄、铁剑、铁刀、铁棺钉等，也可推知当时西南夷地区铁器适用之广泛。这也和我们今天所说的云南有着丰富的金属矿产相吻合。
三、礼俗文教：西南夷民俗文化
与汉文化的融合 《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还记载了部分西南少数民族的习俗礼仪，这也是我们研究当时西南夷语言文化的重要线索。
如夜郎国，记载了夜郎竹王的传说，“夜郎者，初有女子浣于遁水，有三节大竹流入足间，闻其中有号声，剖竹视之，得一男儿，归而养之。及长，有才武，自立为夜郎侯，以竹为姓。”这里所谓的“以竹为姓”，是当时整个氏族共同的名称，或者说是体现了氏族的图腾，竹之于夜郎子民犹如龙之于炎黄子孙，直到现在蒙正苗族还保持着强烈的、独一无二的竹王崇拜现象。有学者也据此传说分析夜郎的族属和地名的由来。 如哀牢夷，记载了沙壹和九隆的传说，“触沉木若有感，因怀妊，十月，产子男十人。后沉木化为龙，出水上。”九隆诞生的传说体现了哀牢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生育观，由此推想哀牢是否是母系社会？“诸兄以九隆能为父所舐而黠， 遂共推以为王”，传递出了哀牢氏族有关继承制度的信息；“种人皆刻画其身，象龙文”，说明了哀牢氏族也以龙为图腾，似乎应该与华夏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先以覆亡人，然后服之。”体现了哀牢氏族的民间信仰，认为如此会得到亡人的保佑。
如冉駹夷，“其王侯颇知文书，而法严重。贵妇人，党母族。”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冉駹女性地位高，与母亲家族关系密切，还基本上属于母系氏族社会形态，但是内部也开始有了等级分化，王侯具有一定的文化程度，而且产生了苛严的族规族法。“死则烧其尸”反映了冉駹夷的丧葬习俗，是实行火葬，有学者据此认为当时的冉駹夷在氐羌族分布区[1]。
《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还录有著名的《远夷乐德歌》、《远夷慕德歌》和《远夷怀德歌》诗三章，后世习惯称之为《白狼歌》。从范晔所记来看，三首诗先是白狼语，后由颇晓白狼语的犍为郡属吏田恭译成汉文再呈献朝廷。从《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开始，《白狼歌》的汉字记音本与汉文译本两种文本才都载入史册，传于后世。对于《白狼歌》是如何产生的，尽管目前仍存在争论，但不论持何种观点的学者都认为，由于记录了古老的藏缅语言材料，《白狼歌》不仅对探索白狼部落本身的后裔民族有着重要的价值，而且对于当时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指导意义，其语言学价值是不可估量的。方国瑜先生称《白狼歌》为“西南夷人作歌诗见于记录之最早者”。[6]我们从《白狼歌》可以知道，在《后汉书》时期，西南夷有些部族的文字已经非常成熟，它不再只限于祭司的祭祀和祭仪，而广泛用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其诗歌还流传到汉王室，被译为汉文并载入汉史。这些诗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原来民族语的读音，从歌词的基本词汇和语法可以看出他们与古羌人的渊源关系，同时也充分体现了民族友好往来的欢欣鼓舞、其乐融融的气象。
可见，当时的西南夷各部族盛行图腾崇拜，有母系氏族社会的特点，也流行文身习俗，有些部族甚至有了自己的文字。这些部族在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的同时，也开始逐步接受汉文化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民族间接触最频繁、民族融合最剧烈的阶段，从《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来看，当时的西南夷地区也不例外，我们从中能看到十分清楚的记载。
一方面，汉政府采取积极的引导政策，如东汉肃宗元和年间，王追为益州郡太守，就专注于“兴起学校，渐迁其俗”的事业；同时在西南夷各部族的郡县治所及其周围地区，汉族移民明显增多，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大姓地方势力，如“公孙述时，大姓龙、傅、尹、董氏，与郡功曹谢暹保境为汉，乃遣使从番禺江奉贡。”“以广汉文齐为太守……率厉兵马，修障塞，降集群夷，甚得其和。及公孙述据益土，齐固守拒险，述拘其妻子，许以封侯，齐遂不降。”文齐之所以能固守益州郡而不投降，如果不是依靠当地汉族大姓的支持，无论如何也是不能长期坚守的，这说明了当时的益州郡已经有势力较强、能与官吏合作的大姓。这批汉族移民不仅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而且将内地汉族的社会文化完整地“移植”到了边疆地区，形成所谓“南中大姓”。他们对于传播中原文化、促进民族融合方面，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由于受大姓统治区域内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西南夷各部族在不同程度上都比过去有了一定的发展。
另一方面，西南夷人民也主动学习汉文化，如东汉桓帝时，牂牁郡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1901年云南昭通市发现了东汉时期的《孟孝琚碑》，碑中记载了孟孝琚十二岁时，便入内地“受《韩诗》，兼通《孝经》二卷”，[7]（P60）其碑文提供了史实佐证；同时，孟孝琚碑碑文由朱提士人撰写，碑文中称孔子为“大圣”，表明作者推崇儒学，并在汉文方面有较高的造诣。《华阳国志·南中志》曾说朱提郡“其民好学，滨犍为，号多人士，为宁州冠冕”。这些都足以说明当时汉文化已开始在西南夷地区影响和传播。
四、结语
汉魏六朝时期是汉语发展变化的转折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充满民族斗争，同时也是民族大融合的时代。《后汉书》是该时期的重要文献，对《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中所反映的当时西南夷社会生活的研究，为我们透析当时的西南夷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它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后汉书》这一史料上，更为语言学、民族学的研究提供了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的材料佐证。本文从衣食住行、社会生产、礼俗文教三个方面考察当时西南夷的社会生活，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西南夷各部族的衣食住行既保持了本民族传统的特点，又因汉夷民族文化的融合，促进和影响着西南夷的饮食文化和居住习惯。第二，西南夷地区经济已发展到相当水平，各部族的经济结构较为完善，有自己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渔业、矿业等，其中农业经济发展较快，畜牧业非常发达，社会生活自给自足的程度已相当高。手工业和副业的出现，促进了市场贸易的发展。第三，尽管西南夷各部族有着自己文化习俗的鲜明特色，有些部族的文字甚至已经相当成熟，但在中原政治、经济、文化在西南地区传播的大背景下，西南夷各部族逐渐地、不自觉地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西南夷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与交流，促进了各民族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1]张卉.《后汉书·西南夷列传》的文献学价值[J]. 殷都学刊，2007，（1）.
[2]孙健.说说中国古代的“辫发”史[EB/OL]. http：//www.gxfxwh.com/archiver/tid-2310.html， 2008-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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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余太山. 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见西域诸国的社会生活[J]. 西域研究， 2002，（1）.
[5]王文光，龙晓燕. 云南民族的历史与文化[M].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9.
[6]方国瑜. 白狼歌概说[J].云南大学历史系民族历史研究室《云南史料丛刊》（第5辑）.
[7]尤中. 尤中文集（第二卷）[M].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
The Social Activities of Southwest Ethnic Peoples considering History of
the Later Han Dynasty-Biographies of Minorities of Southwestern China
SHI Zhen-zhen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650093， Yunnan，China）
Abstract：History of the Later Han dynasty- Biographies of Southwest Minorities is the important historical material to study southwest ethnic peoples， which records seven major ethnic regions in detail， providing valuable materials for research. This paper aims at inspecting their social liv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necessities of life， social production， and customs and education.
Keywords：History of the Later Han Dynasty； Xinanyi （southwest ethnic peoples）； social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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