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前的俄罗斯存在主义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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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莺在夹竹桃的树枝间啼啭。
　　篱笆门满腹怨言，砰地一声关上。
　　月亮翻滚到乌云背后。而我
　　正在结束沿着痛苦行走的旅程。
　　
　　沿着痛苦行走，我在梦中见到――
　　我怀着对你的爱情和罪孽在流亡。
　　但是，我不会忘记，我曾得到复活的
　　许诺。返回俄罗斯――携带着诗歌。
　　
　　这是俄罗斯侨民诗人格・伊万诺夫在贫病交加的晚年写下的一首诗，全诗述说的是他在流亡期间所承受的物质贫困和精神挤迫。“夜莺”、“夹竹桃”、“篱笆”、“月亮”和“乌云”等意象，在诗中既是景物，又是唤起抒情主人公的“起兴”之笔，引出他对祖国那种爱与幽怨交织的复杂情绪。诗人以“复活的许诺”来暗示置身于失乐园式的焦虑，藉此强调记忆对时间的超越可能，并进一步表达了叶落归根的希望――携带着诗歌返回俄罗斯。这是一首远非完美无缺的作品，但它无疑吐露了一代俄罗斯侨民的心声，或许正是凭藉诗歌中的这种声调，引发了向来吝啬对他人给予高度评价的吉皮乌斯的共鸣，将格・伊万诺夫誉为“侨民诗歌第一人”。
　　1894年11月10日，格奥尔吉・弗拉基米罗维奇・伊万诺夫出生于科文省的一个贵族家庭，父亲是一名退伍军官，母亲的先祖是移居俄罗斯的荷兰贵族。他的童年在位于俄罗斯与波兰的边境一个名为斯图坚基的美丽庄园度过。根据他的自述：“母亲很温柔，父亲也不严厉。家里总能满足我的所求。”美好的童年对诗人的成长起着积极的影响，他自幼便对古希腊、罗马的神话有浓厚的兴趣，甚至将自家庄园池塘里的一个小沙洲命名为“齐特尔岛”（诗人对神话和传说的兴趣似乎在他以后的回忆录写作中也留下了印记，致使他在对历史的叙述中掺杂了些许想象的成分）。少年时代，他被送进彼得堡的中等军事学校学习，但他未及毕业便迷上了诗歌，因此放弃了家庭为他设计的军界前程。1911年，出版诗集《漂向齐特尔岛》。这是一部追随谢维里雅宁的自我未来主义风格的作品，用词炫奇、怪诞，诗风夸饰、华丽。不久，伊万诺夫开始接近以古米廖夫和戈罗杰茨基为代表的阿克梅派。阿克梅派诗人对客观世界持绝对信任的态度，在创作实践上，他们非常注意细节的呈现，注重作品的结构性和平衡感，希冀以此来摆脱象征派诗歌通常会出现的一些形而上学的重负。在接受这一创作原则后，伊万诺夫在写作中表现出了自觉的节制和严谨，力图以朴素和简洁的语言表述来展示表现对象的具体性和客观性。1916年，出版诗集《帚石南》，与此同时，成为“诗人车间”的核心人物。
　　十月革命以后，与许多旧俄知识分子一样，伊万诺夫开始为新成立的世界文学出版社从事翻译工作，并一度担任诗人协会的秘书。1922年，诗人与妻子伊琳娜・奥陀耶夫采娃借故一起离开俄罗斯，先后侨居于意大利的罗马和帕维亚。1923年，他们迁居法国巴黎。侨居异乡的处境带给诗人以贫困的物质生活，但同时为他的精神探索开启了一扇新的大门。由于远离祖国，加之曾经辉煌一时的“白银时代”文化的衰落，诗人发现，以往所讴歌的田园诗生活已不复存在，偌大的世界仿佛并不曾留给个人得以栖身的位置。这进一步催生他在失去故乡以后再度丧失了整个世界的感觉。严峻的现实教会他去打破“艺术的谎言”，直面生活的真理，哪怕是充满了“荒诞性”的真理。
　　1938年，诗人出版了一部篇幅不大的散文作品《原子的裂变》，在书中，他认为，以往精致的诗歌抵御不了生活的散文，物的存在大于外在于世界的所谓意义，“奇迹已不可能再被创造出来了”，“艺术的谎言已无法再嫁给真理”。对艺术的失望甚至驱使他极端地将艺术比作一名遭遇流氓强暴而死去的少女，而死去的人已不再会怀孕、生育。为此，他渴望寻找一种新的创作可能性来描述这个残酷、荒谬的世界，简化诗歌的技艺，拔除伪浪漫主义的虚夸，选择悖论性的修辞以重建新的精神世界。正如俄罗斯文学史家弗・阿格诺索夫评述道：“离乡背井的悲剧为伊万诺夫的创作添加上了一种精神张力，而这种张力是其早期诗歌所不具备的。”
　　评论家彼得・皮兹利觉得，在格・伊万诺夫的诗歌中，“人死了以后，便在影子的王国中苏醒……，他会觉得，整个过去的生命都是非现实的、不存在的……”。或许正是在这种意识的刺激下，诗人更怀念遥远的俄罗斯：
　　
　　俄罗斯甚至没有昂贵的墓地，
　　或许，也曾经有过――只是我已忘却。
　　
　　没有彼得堡，没有基辅，没有莫斯科――
　　或许，也曾经有过，但已被忘却……
　　
　　他深深地知道：在故乡的土地上还生活着自己的同胞，那与他流淌着同样的血液，说着同样的语言的俄罗斯人：
　　
　　他拥有俄罗斯的心灵，俄罗斯的智慧，
　　倘若我与他相遇，一定能心领神会。
　　
　　只要半个单词就……然后，透过迷雾，
　　我就能辨认出他的家乡。
　　
　　成熟期的伊万诺夫流露了对世界、对传统伦理、对伪理想主义的怀疑意识，其世界观和人生价值定位也出现了转型。哲学家费陀托夫认为：“他早就把自己隔绝在绝对的否定和孤独之中，在他看来，至少就美学的角度而言，恶比善更具诱惑力一些”。于是，他开始在写作中对生命的悲剧性本质予以挖掘，其作品充满了“蓝色的黑暗”、“冰冷的太阳”、“雪的尸衣”、“苦役的黎明”、“忧伤的竖琴”等意象，甚至连永恒也失去了固有的稳定性，可能像一片片玫瑰似的即将凋落。不过，他的内心深处同时又对人类的一些绝对价值，如美、爱、友谊等持有坚定的信仰，相信一切或许都将过去，但唯有真理会留下，它和诗歌同在，这就是世界终极的善。对世界的特殊体验令他获得了特殊的“双重性视力”，最终成就了他个性突出的诗歌艺术，从尘世间一些负面价值的背后激发了生命新的激情，继续着对崇高、光明和理想主义的追求。作为诗人，他以精美的艺术形式昭示了生存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被侨民文学的评论家古尔认为“是一名比法国人超前多年的俄罗斯存在主义诗人”。
　　俄罗斯诗歌向来便有哲理抒情的传统，格・伊万诺夫的写作便继承了这一文脉。他关注人类的灵魂，面对“没有星光的天空”，追求象征着世界性的希望，在黑色的世纪之上骄傲地飞翔，在没有什么可以歌唱的时候，依然挺起了胸膛歌唱。他笔下的主题是“生命”、“死亡”、“虚无”、“荒诞”、“自由”。他描写生活的无力感，嘲笑死亡的虚张声势，探究世界的神秘，把绝望当成一种荒诞的游戏：
　　
　　我把绝望变成了一场游戏，
　　其实，为什么要叹息和哭泣？
　　哦，别觉得滑稽与可笑，
　　说什么我活不过下一个星期？
　　
　　和许多存在主义者一样，格・伊万诺夫最终发现，世界的本质是“虚无”，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偶然性，存在不过是它的表象。死亡尽管是可怖的，但自我毁灭的行为也不会让生活变得不同寻常。如此，面对不可避免的结局，人就需要鼓起勇气来生活，把苦难与幸福铸合到一起，哪怕和血吞下被命运打落的牙齿，也要不失尊严地活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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