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踏肥沃的土地面对无路的荒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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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由民族管弦乐队引发的问题
　　本人曾在不同的文章中阐述了中国民族管弦乐队的问题。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音乐历史，其间曾出现各种各样的乐队合奏形式，但是，没有出现今天的“民族管弦乐队”。而且，两千多年历史上曾出现的各种乐队已经或正在离我们而去，新型的民族管弦乐队逐渐成为中国人民音乐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音乐品种。虽然我们知道。民族管弦乐队说到底是西方化在中国音乐中的体现，但是如果完全抛开现行的民族管弦乐队的形制，重新创造出另外一种全新的民族管弦乐队近乎不可能。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中国音乐将不得不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这条路已经形成，如果不走，可能无路可走！
　　一篇评价民族打击乐（以下简称“民打”）专家的文章为什么要讨论民族管弦乐队？原因很简单，此问题不仅仅是中国民族管弦乐队问题。所连带的还有一系列与其相关的问题。比如，在音乐学院民族乐器专业的设置和学生的培养是以民族管弦乐队的需求为目标的，也就是说，民族管弦乐队是音乐学院毕业生的就业之地，乐队课变成了每所音乐学院民族器乐系所有学生的必修课程。在民族管弦乐队中，打击乐又是必不可少的声部。二胡、笛子、琵琶、唢呐等一件件乐器成为了音乐学院民族器乐系的主修科目，民族打击乐怎能不进音乐学院7没有经音乐学院培养的专业民打人才，民族管弦乐队的打击乐声部怎样形成？因此。在音乐学院建立“民打”专业势在必行。问题是。打击乐器是一个类概念，在此概念下有鼓、锣、镲、板、梆子等上百种不同乐器，哪些乐器应该纳入到音乐学院的“民打”主修科目之中？在西方的交响乐队中，以定音鼓、马林巴等乐器为主修科目的目标与西方交响乐队的需求一脉相承，而民族管弦乐队中的打击乐声部应包含哪些乐器？如果民族管弦乐队中所使用的打击乐器不统一的话，音乐学院的“民打”专业怎样设立？如果民族管弦乐队也用定音鼓的话，开设“民打”的意义何在？
　　难点不仅如此。中国打击乐器种类繁多，打击乐种丰富多彩，在《华乐大典·打击乐卷》中所列举的地方打击乐种有一百多种，还不包括各地的戏曲锣鼓和舞蹈锣鼓。我们几乎不能把中国各地各民族所拥有的打击乐器和乐种全部列举出来。可以说，中国是一个打击乐器和打击音乐的海洋！我们以此自豪。因为我们有如此令人羡慕的打击乐沃土;但也常常感到困惑，因为在这些浩如烟海的乐器中，哪些可以或应该引进到音乐学院的“民打”专业教学中来？这的确也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
　　我们还有很多困惑。作为”民打”专业，除了演奏当代创作的乐曲之外，中国各地流传的民间打击乐种是不可缺少的学习内容。面对如此浩如烟海的打击乐种，音乐学院的“民打”专业应该学习哪些乐种？土家族打溜子非常著名。而且节奏特点独特，如果把其纳入到”民打”专业的学习内容，仅此一项就需要花费较长的学习时间，那么，绛州鼓乐、京剧锣鼓、川剧锣鼓、浙东锣鼓、潮州锣鼓、十番锣鼓……在这些众多的民间打击乐乐种中怎样选择？如果不学习这些乐种，“民打”的概念又怎样体现出来？
　　困难还不止于此！“民打”的丰富性与不规范性是同一现象的两个方面。大堂鼓，到底多大尺寸为“大堂鼓”？大镲、大锣、小鼓、大木鱼等等，基本上是模糊概念。作曲家在作品中标注用“堂鼓”，到底用哪一种堂鼓？作曲家想要的声音与演奏家能够演奏出的声音之间是否一致？这给音乐学院的“民打”教学提出了考验，乐器的“规范化”和术语的规范化怎样实现？
　　“民打”专业学什么？怎么学？我们有着如此丰富多彩的打击乐世界，在专业化的道路上面对着的却是一片无明确道路的荒原，不知道怎样选择。令人尴尬的是，在民族管弦乐队方面，我们已经走出了一条路。为了配合这条已经定型的民族管弦乐之路，我们必须走出一条民族打击乐的专业化之路。然而，路在哪里？
　　论述以上问题的目的不在于列举“民打”建设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而是说明一位优秀的“民打”演奏家，如果能够站在学科前沿，发挥学科引领作用的话，只是在演奏上完善自己是不够的，还必须在学科建设上发挥作用。而所谓”学科建设”即对以上所涉及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并能够在实践上予以实施。
　　面对这片无路的荒原，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些探路者，他们披荆斩棘试图探索出一条“民打”专业化之路来。在“民打”界常被人提及“二李”，一位是南方的李民雄，另一位是北方的李真贵，他们各自在所服务的中国两所重要的音乐学院开始了“民打”的专业化之路。最近数年，我们在这些探路者中又看到了王以东。如果说”二李”是“民打”专业的开拓者，王以東则是“民打”专业的继往开来者。他站在中国音乐学院这个特殊位置，努力开创中国“民打”的新局面，成为了努力前行的民族打击乐专业的演奏家、教育家和探索者。
　　二、王以东——走实“民打”之路
　　王以东于中国音乐学院毕业后任教多年，之后又在中国顶级乐团工作数年，储备了丰富的教学和演奏经验，后再次调入中国音乐学院从事民族打击乐的教学。对于音乐家来说，经过乐团的洗礼后，常常把演奏视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成为自身价值的体现。很多演奏名家当受邀到音乐学院教学之后，在演奏家和教育家之间的身份转换成为了一大困难。有些人在长期从事教学之后便放弃了自身的演奏实践，在舞台上没有了他们的身影;也有些人，虽然调入音乐学院，但离不开舞台。长期在外演出，教学成为了一种负担。能够注重自身演奏，又能够聚焦教学的双肩挑实在难得，王以东便是这些难得的人才之一。
　　2012年，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在朴东升会长的建议和组织下开始了《华乐大典》的编撰工作，本人受邀参加了“打击乐卷”的编撰工作，其间与王以东有了较多的接触，也对他在表演和科研上的热情和能力有了较深入的了解。我经常受邀参加音乐会聆听了他的演奏艺术，体验到了他在演奏中的精湛技艺、演奏热情及对乐曲的精准阐释;我也看到了他作为“大典”的副主编在工作中体现出的克尽职守和努力探求的精神，其间特别感受到了他对学术的热情和追求，以及在工作中体现出来的问题意识，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负责的乐谱卷，即包括当代创作的乐曲，也包括各地流传的民间乐种曲目。对于民间乐种的记谱和校对工作其困难是难以想象的。现在，当我们拿到这三卷厚厚的“大典”，其中包括了王以东为此所付出的大量时间与才智。 　　细数王以东的成果很难，因为太多了。重中之重，还是让我们来分析一下他在“民打”学科建设上所做出的贡献吧。
　　1.学科理念
　　学科建设的基础并非是开几门课程，而是对学科的认知，没有认知便成了没有意图的行为。所谓认知，不是演奏的技术问题，而是头脑中的思考，是通过思考所形成的认识。可以说，是否思考学科建设是演奏家到教育家成功转换的标志。因为，教育家不仅仅思考怎样把作品演奏好，而是怎样把学生教好，怎樣使自己的学生能够把作品演奏好。“民打”的学科建设主要矛盾就是中国肥沃的民打沃土与西方化的专业教学之间的矛盾。对此，王以东有自己的认识。他认为，建立“民打”学科的目的是满足目前民族管弦乐队的需要，所以民族管弦乐队是“民打”专业的基础。由于民族管弦乐队本身就是以西方音乐思维建立起来的，所以，“民打”的教学脱离不开西方式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可以纳入民间打击乐元素，形成以西方专业音乐教学模式为基础、以民族管弦乐队的需求为依托、以中国民间打击乐为元素的“民打”专业化教学体系。用他的原话来说：“民族管弦乐队需要什么打击乐器，我们就教什么打击乐器！”。
　　2.教学内容的选择
　　有了以上的认识自然就会在众多的民族打击乐器中进行选择，大鼓（或称大堂鼓）、排鼓、板鼓、手鼓及各种锣、铙钹、板梆等构成了中国音乐学院“民打”教学的主体。这一方面体现出了他对“二李”模式的延续。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在民族管弦乐队需要的指引下所形成的对“民打”教学内容的基本认识，同时也是他长期在乐团工作中的经验，以及对中国音乐学院”民打”学科建设的深入思考之后的选择，应该说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因为，相对于丰富多彩的民间打击乐传统，所选择的教学内容太少了，而且其中太多西方元素的融入，追其本源则是民族管弦乐队本身所致。按照王以东的“民打”观念，民族管弦乐队的需要即中国“民打”专业的设立基础。
　　3.专业曲目的创作
　　虽然选择了乐器，但是这些乐器长期以来运用于民间打击乐种之中，无论在演奏技术或表现方式上，民间打击乐种与专业作曲家创作的乐曲有很大不同。怎样使学生能够在演奏现代专业作品的能力上得到较好的训练，使其胜任演奏专业作曲家的作品呢？单靠民间传统乐曲的训练显然是不够的。为此，王以东依靠自身的学养、长期的演奏实践和努力探索的精神开始了自己的创作历程，《鼓上铜乐》（组合独奏）、《贺新春》（又名“贺喜”，吹打乐）、《八音和》（组合独奏）、《踏竹》（板鼓独奏）、《鼓威》（花盆鼓独奏）、《赛龙舟》（排鼓独奏）、《鼓韵》（手鼓二重奏）、《金鼓神韵》（击乐合奏）……一首首“民打”乐曲相继出现。这些乐曲基于中国民间打击乐的语汇，采用专业打击乐的演奏技术进行阐释，加之创作者的热情与情感的融入，使其不仅成为了音乐会上经常上演的曲目，也成为了”民打”教材中的主要内容。
　　4.教材的编撰
　　如果说选择是一种判断和抉择，那么，教学则是实实在在的实践，其中教材建设是学院化实践的前提。对于民族打击乐来说，既承载着传承也肩负着创新，属于“双肩挑”。“民打”由民族管弦乐队之需衍生而出，又要容纳民间打击乐的内容，教材中怎么平衡这种关系？王以东开始研究众多的民间打击乐种各种乐器的演奏技法和节奏特征，研究现代音乐创作中作曲家们常用的演奏技法和节奏语汇，并把两者结合后融入到了他编写的《中国打击乐教程》之中。这是一套系列教材，所涉及的乐器体现了王以东民族打击乐专业教学内容的基本认识，也体现了他对传统民间打击乐和现代民族管弦乐队作品的认识，并通过教材的编写能够使学生胜任演奏这些作品的能力。由此，便相继出版了《大堂鼓节奏与演奏手法训练》《排鼓音位与节奏训练》和《中国鼓练习曲》《新疆手鼓节奏与演奏技法训练》《板鼓节奏与演奏训练》。这些教材为中国民族打击乐专业建立起了坚实的基础。
　　5.术语的“规范化”
　　“规范化”是“民打”专家们都在思考的问题，其中包括乐器名称与乐器本身的规定性和演奏术语和演奏技法的规定性，用符号学的术语来说就是概念与所指和能指的关系，也就是说，一个乐器名称是指哪件乐器应该是确定的。这看似简单的问题实施起来却是非常艰难，民间乐种的约定俗成看似“落后”，形成的却是丰富多彩的打击乐世界。“规范”了，看似是一种“进步”，有时候也消弱了多元的色彩。王以东非常谨慎地思考和对待这一问题。他在“民打”专业化道路上渴望解决这一问题，而其所选择的道路是首先向传统学习;其次，考虑把“民间”上升为“民族”的可能性。他与多位“民打”专家合作，上千条的规范术语已经成册。
　　6.“民打”人才的培养
　　王以东的教学强调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在专业化中融入娱乐性，使得枯燥的技术训练成为一种可用来享受的过程。他有两个十六字方针，一是专业发展的指导方针：“继承传统、发展求新，兼收并蓄、多元融合”;另一是专业教学的指导方针：“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举一反三、以点带面”。2017年他获得了北京和国家的艺术基金，举办了民族打击乐培训班。培训班申报不容易，实施起来更难。日程和内容的设定、教师的选择和约请、课程的实施、后续的财务报销……我们常常感觉到被这些事情弄得焦头烂额。王以东却把培训班办得井井有条，有声有色。有人愿意干事情是我们事业成功的前提，找到知道怎样干事情的人是我们事业成功的基础，有人能够把事情干好是我们事业成功的体现。王以东，通过十余年的努力，无论在民打的演奏上、教学上、创作上、科研上、人才培养上，均体现出了热情、理性和坚韧不拔，其所获得的成果可谓“民打”学科建设上的里程碑。
　　综上，由“民打”学科建设的认知，到科目的选择，曲目的创作和教材的建设，再到术语的规范化和人才的培养，六个步骤体现了王以东在“民打”专业化建设上的六个层面和努力的方向，也体现了他在“民打”学科建设上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与此同时，也体现了他作为一名优秀的“民打”演奏家到一名优秀的“民打”专业教师的成功蜕变。
　　民族打击乐，说到底是一条中西融合之路。接下来的路怎么走？怎样把“民打”专业塑造成既能满足民族管弦乐队的需要，又能体现中国民族音乐文化的独特性？怎样能使“民打”各乐器的教材更加科学，符合教学规律？怎样把以上“民打”所面临的问题进一步得到解决？对此，需要更多“民打”的耕耘者与劳作者，王以东也会面临更多的荒原去探索和开垦未来的“民打”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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