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早期上海私立美术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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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中国新式美术教育始于清朝末年，在国家层面推动，民间力量参与下，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达到繁盛。以上海地区为地理坐标，举“充仁画室”为研究范本，可以一瞥这一时期美术教育的传承与发展，引发对于当今美术教育的思考。
　　 关键词：私立美术教育;“充仁画室”;张充仁
　　 中图分类号：J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9）05-0147-05
　　一、20世纪早期中国美术教育的整体面貌
　　 近代中国的教育是在20世纪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百年以来中国社会面貌从传统走向现代，教育的学制也几经沉浮。从晚清政府的官方体制到民国时期蔡元培在《教育独立议》中提出发展公立教育与鼓励私立教育的办学思想。在这一教育的浪潮中，新式美术教育渐渐地展现了制度思想上的优势，成为教育系统中重要的分支。而新式美术教育也属于十分具有特色的学科，其与传统美术教育的差别实乃云泥之分。历史证明新式美术教育是卓有成效的，可以说在短期内就有了卓越的发展，这与一系列的教育法规以及教育思想的兴起是密切相关的。
　　 中国近代对新式美术教育思想的研究与发扬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以清代洋务派的观点为主导的思想在教育领域衍生的改革。即“魏源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自强，以图御海的重要思想命题”[1]，这种变革的重要举措即是建立起以西方模式开办学校，而图画科就成为其中一门学科。新式的美术教育机构，例如1902年成立的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和保定优级师范学堂，以及1907年开始首次招生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又称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1906年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开始设立图画科，这对于中国的新式美术教育是极其重要的。而从政府的政策法令方面来看，各级新式学堂的建立都以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与《奏定学堂章程》为纲领。洋务运动所开办的新式美术教育有其自己的特点，其中“图画”课程是作为一种实用的技能来学习的，是作为与造船、军事、通讯、外语、格致等科目同等的学科，被放入新式教育体系之中的。
　　 第二阶段即民国建立初期，对新式美术教育的开展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方面同时进行的。1922年，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发表《教育独立议》，强调教育是培养和发展人的人格的，而不是将培养出的人作为培养者的工具来使用。所以教育以及教育者本身也应该保持一种独立性，不受任何政党、教会等的左右。蔡元培这一教育思想为民国的新式美术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与清末洋务运动所推崇建立的美术教育有很大的不同，不再以培养“技艺”作为美术教育的重点，这是近代美术教育的一个新发展。以自下而上的角度看民国的新式美术教育可以着眼于民间私立美术教育模式的兴起，尤其是以上海地区的画室教育为最盛，这也是上海地区独有的一种业余美术教育模式。20世纪20年代正是西方新式美術教育思想大量进入中国的时候，由留学生带回的西方的素描、水彩与油画这些舶来艺术开始影响着上海地区的美术教育与大众审美。因为上海地区的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特别是工商业美术需要大量的西画人才，在上海地区，公立美术学校不能完全满足社会的需求，这就给私立美术教育提供了大量的市场，社会急需的人才就是他们培养的方向。而蔡元培也是以教育总长的身份帮助私立教育的发展，他以教育部的名义做出了战略性的安排。
　　 “社会教育，亦为今日急务入手之方，亦先注重宣讲……至宣讲标准，大致应专注此次革新之事实，共和国民之权利、义务及尚武、实业诸端，而尤注重于公民之道德。当此改革之初，人心奋发，感受较易”[2]。又如1918年时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的鲁迅看到上海图画美术学校（后改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所创办的《美术》时说道：“这么大的中国，这么多的人民，又在这个时候，却只看见这一点美术的萌芽，真可谓寂寥之至了。但开美花的，不必定是块根。我希望从此能够引出许多创造的天才，结得极好的果实”[3]。
　　 作为官方的教育长官，蔡元培等发出鼓励私立美术教育的倡议，对于私立画室的发展有很大的益处。同时蔡元培通过筹备、建立“国立艺术院”等公立美术学校来推行“以美育救国”的思想。从公立美术教育与私立美术教育两个方向发展，可以说在民国期间新式美术教育得到了跨越式的发展，上海美术教育界显示出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情景。再如，上海有一批从土山湾画馆走出的西式美术人才，他们和众多留学归来的美术人才一起建立了众多私立美术教育机构。例如，周湘的上海油画院布景传习所，徐咏青创立的“绘人友”美术班，刘海粟、乌始光、汪亚尘创立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晨光美术会、穉英画室、白鹅画会等，当然也包括本文的核心“充仁画室”。这一批画室就是在蔡元培教育思想的支持下直接或间接建立的。此类的私立美术教育形式灵活多样，既满足了社会对美术人才的需求又发展了艺术本身，满足了社会业余美术爱好者的受教育需求。
　　 而张充仁是在一个适合的环境、时间、地点下参与到美术教育行列的。张充仁本人美术功力深厚，有着让人艳羡的留学背景，也有着土山湾学习的经历和出生在上海的本土因素，同时又得到了蔡元培、马相伯等社会名流的支持，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再加上张充仁教育得法，深得学生的热爱，使得“充仁画室”历经30余年，长盛不衰。
　　 二、“充仁画室”的教育特色
　　 张充仁，1907年出生于上海徐家汇，祖籍位于近郊的七宝镇。1931年经马相伯提点赴比利时留学。归国后于1936年4月创办中国第一个私立绘画与雕塑教授的美术工作室，时称“充仁画室”。
　　 文化名流马相伯替张充仁找到了上海法租界劳神父路608号（如今上海市合肥路592弄25号）的一栋洋楼。这一选址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这个区域位于法租界，文化气息浓厚，众多的名人聚居于此，周围还有震旦大学、法文学会等组织，著名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也在附近。这就为“充仁画室”的教学提供了十分好的地理条件。 　　 “充仁画室”在上海的私立西方美术教育机构中很受欢迎，在上海众多的私人画室中，“充仁画室”的学员是最多的。1947年出版的《上海美术年鉴》中就完整地列出了当时上海众多画室的老师及学员名单，从1936年张充仁创办“充仁画室”至1947年《上海美术年鉴》出版，在这11年间，“充仁画室”有学员174人，在众多私立画室中可以说是鹤立鸡群。
　　 “充仁画室”的美术教育活动是极具特色的，他既不同于那种以培养美术实用人才的美术技能培训班，也不同于类似于白鹅画室的流动性比较强的交流会。从教学的底层模式来说，“充仁画室”是欧洲近代美术学院教学模式的一种复刻，是张充仁努力模仿比利时美术学院的产物。无论从教学课程安排、教学目标还是教具的使用都是竭尽所能地还原他留学比利时时期的所学所闻。而从教学实施的角度来讲，“充仁画室”是结合“私立”“上海本土”与“精英化”这三个因素来开展教学的。
　　 （一）“传习”式的教学模式
　　 “充仁画室”的教学特点首先体现在采用“传习”式的模式教学，这与欧洲的传统画室有许多相似之处。
　　 张充仁在欧洲游学多年，对于西方美术教育中的画室制度是非常了解的，这是一种传统的作坊式的师徒传承模式。无论是西方艺术中的雕塑、油画等都以这种方式作为一种主要的途径。在欧洲美术学院体系建立之前是唯一一种艺术学习方式，当然这也与早期西方美术作为一种手艺是息息相关的。在欧洲美术学院体系建立之后，这种作坊式的教学方式也没有消亡，而是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关于画室的教习制度张充仁也颇费苦心。由于“充仁画室”的所有课程都是由张充仁一人承担，因此“充仁画室”的课程安排是采用课堂教学与自习相结合的方式。张充仁将课程时间定为每周二、周五两个半天，由于学生的情况也各不相同，所以这两天的课也分上午和下午两班，在这期间，张充仁会一直进行教学指导。平时的时间，画室是对学员开放的，学员可以自己来画室进行自习，包括完成作业、练习绘画。同时张充仁十分重视户外写生，他会带着学生去市区的公园，比如画室附近的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或者郊外写生。在张充仁留下的众多课堂范画中，户外写生也占了很大一部分。
　　 从教学方式上来说，张充仁很重视示范，有时是使用之前自己的作品，有时候是现场绘制。我们在张充仁作品中会发现很多构图相对简单的静物写生习作，这明显不是他创作的绘画作品，而是课堂的示范作业。张充仁注重技术和训练，他认为，在掌握技术的训练过程中，经验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一切学问的研究往往都是在比较中进行的。在比较中得到不同，得到新的认识，就会积累成日后的经验，而经验越多，对未来的难题就越容易解决。
　　 他曾经谈到：“过去的经验是凭记忆力来藏贮在脑海里的。所以记忆力的动用也是造型艺术训练上的重要一环。心理学上发现记忆神经和行动神经颇相邻近，所以教孩童歌唱若伴同一种行动，如唱一句拍一拍，再唱一句跳一跳， 比坐定清唱是更容易上手。新朋友告訴了你他的姓名，你就在通讯簿上随手记录过的，就容易记得。人家在电话里告诉你一个号码，你随手在墙上空写了一下，回头不易遗忘。[4]”
　　 因此，在绘画雕划上要勤于练习，多画多作，多行动记忆就深刻，记忆的东西多就是经验多，谁经验多谁高明。这是张充仁比较先进的教学思想，也是值得后世美术教育者们学习的地方。
　　 在教材方面，张充仁留学期间带回的画册，当作教材临本，这就让位于上海的“充仁画室”十分接近欧洲的美术教育。他通过这种直观的方式，使得教学的效果非常好，无论是在硬件上还是软件上。“充仁画室”已经十分接近当时先进的欧洲美术教育水平。
　　 （二） 学员分级与独特的升级制度
　　 由于“充仁画室”是一所私人画室，画室的教育方式相对比较自由、灵活。不同于公立学校采取的是学期制，每一个进来画室学画的学生来的时间不一样，包括进入画室学习的总时长也不一样，再加上每个学生的基础也不一样，所以画室采取了一种随到随学的方式。张充仁将画室的学习等级总体分为四个。
　　 第一年级适应初学者，主要是练习素描线条，这种线条不同于现代美术学院教授的线条，而是一种富有变化的线条。学生练习的线条长短不一，多为弧线，要求有的线条由深变淡，有的线条由淡变深。有的两头淡中间深，有的两头深中间淡。这是一种很特殊的线条练习方式，是在如今的高校教学中所缺失的。而这种线条练习方式却是真正的欧洲传统方式，是对于弗兰德斯美术教育的传统继承。这样的基础练习是张充仁在比利时留学时所经历的基础训练。他将这种方式带回中国，在“充仁画室”中发扬光大十分难能可贵，这在20世纪30年代是有独特教学特点的。
　　 第二年级改为画石膏像。这时候学员就有了一定的基础，可以练习画石膏的人像了。教室放在画室的三楼，主要原因是因为三楼有天光教室可以使用，张充仁将石膏像全部采用自然光照明。据“充仁画室”曾经的学生回忆，主要原因是张充仁认为自然光的效果比较微妙，可以锻炼学生的观察能力和分辨石膏像细微的光影变化，这样锻炼学生的素描能力事半功倍的。并且，从一年级至二年级的升级与来“充仁画室”的时间长短无关，主要看学生的素描水平是不是得到了提高。只有得到张充仁认可的学生才能从一年级升到二年级，这种升级的模式在公立学校是不可思议的，也是无法实行的，只有在“充仁画室”这样的师徒传承式的画室中才能实现。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模式也是最适合这种私立画室的。
　　 谈到“充仁画室”这种对于素描光线的安排，追根溯源也是欧洲传统素描教学思想的延续。例如在鲁本斯的作品中，对于古代雕塑（石膏像是雕塑作品的复制品）的描绘采用的就是一种平光手法，这就不同于我们现在许多美术学院采用的室内灯光作业。这种平光（自然光）的石膏像效果难度比较大，对于锻炼学生的观察能力有很大的好处。而室内灯光摆出的石膏像作业由于灯光是一种直射状态，处于暗部形体的结构完全被遮蔽了，这样无形中就降低了难度，变成了一种被归纳过明暗关系的作业，也就达不到作业效果了。 　　 第三年级的学生就可以到二楼的大房间画水彩及油画。在这个阶段的学生已经有一定的素描基础和塑造能力，这时候水彩画和油画的练习就可以开始了。由于这两种画种一种是水性一种是油性，所以掌握起来差异较大。在这个年级阶段，张充仁对学生的教学就更加系统化了，如今流传下来的张充仁的作品有一大部分是水彩画作品，而且有相当部分的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是课堂的水彩写生或者户外的风景写生。
　　 第四年级的学生相对就比较少了，因为在这一阶段要求学生必须掌握十分扎实的素描以及色彩能力。在这个阶段的学生可以参加雕塑课程，然而由于雕塑课程是相对需要更多体力的，所以基本在这一阶段都是以男学生为主。
　　 “张充仁先生在他的‘充仁画室’里努力贯彻这种艺术的科学精神。他根据学生的认知规律，严格而科学地制定教学计划：从线条练习开始铅笔临摹木炭素描写生几何形体—石膏像写生—人物写生一人体写水彩、油画写生—色彩创作。”[5]
　　“充仁画室”的教学分级是严谨的，每个年级都有十分具体的教学课程内容，但是“充仁画室”的升级方式又是比较自由的，张充仁根据学生的水平能力，安排他们进入下一个年级学习，这样就能保证每个学生都可以学到他们适合的内容，在保证教学质量的同时，又可以因材施教。
　　 （三） 精英化的私立美术教育
　　 20世纪早期的上海是当时远东地区最为发达的城市之一，一方面有着比较庞大的艺术爱好者群体，另一方面，上海由于涌入了大量的西方文化，上海地区的文化审美有着洋化的倾向。“充仁画室”这种私人西方美术教育机构，对于这一类美术人群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入学、教学的自由使得它不同于公立美术学校，不需要定时的考试才能进入学校学习，而是会根据每个人具体的美术基础，来提供各个阶段的美术教育服务与指导。“充仁画室”并没有所谓“毕业”之说。很多人在其学习多年，并没有离开画室。部分学员到一定年限，可以选择进入社会，从事一些与艺术相关的活动，许多学员成为了著名的艺术家、画家、摄影家、雕塑家等。
　　 “充仁画室”的精英化特性是有一定形成原因的。首先大多数学员都是经过熟人介绍或家庭里已经有人在画室学习然后再进入画室的。这样就无形的组成了一个交际圈，而这些人大都是可以不需要以美术作为谋生手段的人群，他们参加“充仁画室”完全是出于兴趣，以此来提高修养。这就使得“充仁画室”渐渐成为面向社会、精英式的私立美术教育机构，它的学员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从性别上来说，其中女性所占比例是很大的，据“充仁画室”学员回忆，“充仁画室”的学员，以女性居多，她们大多是社会精英分子及其家眷。她们在“充仁画室”学习的目的，是一种非功利性的，不同于公立学校学院的考学要求以及对文凭的追求，她们学习美术的目的是纯粹的，是对于艺术的一种热爱与追求。在无形之中“充仁画室”就与蔡元培先生所倡导的“美育代宗教”理论有着契合之处。学员来源如此相似究其原因是张充仁一开始开办画室，是由蔡元培与马相伯等人支持的，所以最初的学生很多都是经过这些社会名流的介绍才进入画室的，经著名画家徐元章回忆：“当时画室里的学生大都是富有的公子、小姐及阔太。[6]”
　　 “充仁画室”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一个社会精英阶层的艺术沙龙，张充仁对于这些学员或者这些学员的家庭都很熟悉，很多家庭经常邀请张充仁去作客，或者付出很高的费用请他创作艺术作品。根据臧增嘉（张充仁学生）回忆：“后听时任九福副经理的我姑父李道弘讲，当时九福请张先生（张充仁）为我祖父塑像的代价是黄金四十两，当然张先生的艺术价值远不在此。[7]”
　　 从经济角度来讲，“充仁画室”的入学费用在当时同类画室中也是属于昂贵的，这样就对学员进行了一次筛选，但这也是突出了“充仁画室”精英教学的宗旨。根据“充仁画室”学生回忆，20世纪30年代的“充仁画室”，每人每月学费5元（银元）左右。根据《银元时代生活史》的作者陈存仁回忆自己在上海作见习医生时，每个月的薪水为8元，一个巡警的月薪为10-13元。可见，“充仁画室”的学费是相当昂贵的，普通人家根本不可能进入“充仁画室”学画。由于张充仁的名声在上海十分响亮，和他学画的人也很多，而且“充仁画室”的招生有一定的标准，高昂的学费也是为了选拔出家境比较好的人群来画室学习，所以“充仁画室”中总是出入各个领域的精英人群。张充仁的“充仁画室”就好比是上海社会精英的艺术沙龙。他的学生中有银行家的女儿，有钢铁大王的子女，有之江大学的教授吴一清，有著名的画家吴仲熊，有建筑家顾鹏程，有著名摄影家刘旭沧等，可以说各个行业都有人来投奔“充仁画室”。
　　 三、 “充仁画室”的历史影响与意义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上海地区经济发达，工商业对于新式美术的需求增大，而精英阶层對于艺术的需求也与日俱增，“充仁画室”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应运而生的。“充仁画室”既是张充仁传播新式美术的教育平台，也是他宣扬自己艺术创作的舞台。在这周围聚拢了一大批艺术的爱好者、从业者。由于“充仁画室”独特的交际环境，在这个群体中大多数为社会的上层阶级。“充仁画室”对于这一阶层接触新式美术起到了关键作用，既有着艺术传播的作用又推动了新式美术教育的发展。
　　 从艺术本体来说，“充仁画室”对于上海地区水彩画的推广起着极大的作用，许多“充仁画室”的学生都坦言，他们都是受张充仁水彩画的影响才踏上学习美术的道路。因为水彩画的样式与中国传统水墨画相似，大家欣赏起来比较容易，而且水彩画相对于油画等画种更容易入门。从“充仁画室”走出的水彩画家有许多，比较著名的有哈定、费声福、王珲、陈绍周、余克明、徐元章、翁逸之等。他们都是直接受到张充仁影响的，其中像哈定在离开“充仁画室”后自己又开办了“哈定画室”，这其中又培养出了许多水彩画家，从张充仁将水彩画在“充仁画室”开展教学，到众多的学生出师，形成了一大批专业的水彩画群体，他们再教授学生学习水彩画，将张充仁的水彩艺术传承下来。从1936年至今已经形成了一个张充仁的水彩画流派，在上海地区的“张氏”水彩是十分庞大的群体。
　　 参考文献：
　　 [1] 李超.中国现代油画史[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7：16.
　　 [2] 潘耀昌.白鹅画会与业余美术教育[N].东方早报，2014-10-22.
　　 [3] 美术（第一期），鲁迅大全集（第一卷）[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
　　 [4] 张充仁.张充仁艺术研究系列——文论.张充仁教学讲义[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0：62.
　　 [5] 张家素.科学艺术人文创造——张充仁美术教育思想探析（张充仁研究第三辑）[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218.
　　 [6] 师恩难忘（张充仁研究第二辑）[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203.
　　 [7] 臧增嘉.从四十两黄金至四十元人民币——记张充仁所塑祖父胸像至遭遇（张充仁研究第二辑） [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128.
　　[责任编辑：杨楚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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