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合法性看中式英语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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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式英语被看作“畸形”“机械”或“生硬”不规范的英语表达形式，有别于以往从语言教学、翻译角度的分析，本文试从语言的社会嵌入性这一视阈对中式英语进行阐释。从中式英语在中国社会广泛的接受度和长久的持续性这一角度看，中式英语与中文具有一定的一致性，与中国社会具有一定的自洽性，其存在具有合法性。在此基础上本文预测出中式英语在未来的发展趋势，即其可能成为与法式英语，美式英语一样的语言意义上的亚文化模式。
　　关键词：中式英文 社会语言学 合法性
　　中图分类号：H31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9）12-0091-03
　　2011年纽约百老汇上演了一出话剧Chinglish（中式英文），该剧讲述了一个到中国经商的美国人在文化、语言和行为上经历的“奇妙”碰撞。编剧黄哲伦受访中提到，创作此剧的灵感来源于参观一个中国一流的艺术中心时所见的英文标识。不难猜想，黄哲伦所见的标识大致类似于“Slip and fall down carefully”（小心地滑）这样散布于中国社会各处的中式英文。
　　近年来，出于规范用语及减少误会的目的，国内开展了不少清除中式英语的活动。例如2008年，北京为举办奥运会，替换掉了超过400万个街道标识和1300多家餐厅的菜单;另一个例子是2010年，上海为举办世博会变更了10000多个公共标识。
　　除政府外，英语教学与研究领域也不乏“声讨”中式英文的文章。专家学者们更多的是从语言学习，语法规则等视阈对中式英文进行归纳分析（琼·平卡姆，2000;王弄笙，2000;庄绎传，2000;万鹏杰，2005）。对于中式英语，基于上述视阈，国内的学者们绝大多数持消极否定的态度，而国际上，来自德国汉堡大学的汉学家纪韶融（Oliver Radtke）是中式英文的积极拥护者，他从语言和文化多样性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式英文是濒危（语言）物种，应该得到保护”①。
　　总体上看，除了极少数支持的声音外，无论官方还是学界都将中式英文视为需要改正和规范的错误现象。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政府和学界作出了一定的努力，但中式英文却仍然屡见不鲜，层出不穷。该如何理解这一现象？本文将试着从中式英文的合法性及发展趋势这两方面展开论述。
　　一、语言的社会嵌入性
　　这里所讨论的语言并非乔姆斯基（1986）偏心理学意义的语言观（即语言是天赋的，是嵌入人类大脑的由一系列统一原理组成的内在装置）或是机器按一定规则合成的语言，而是对具体自然语言的讨论，如英语、法语、中文和粤语等。光是提起这些语言，它们本身就包含了部分社会属性。英语涉及说英语的群体，法语难以摆脱说法语的群体，中文和粤语也如此。而群体不是突然出现，它会经历从无到有，甚至是从有到无的演变，并在此过程中与空间交互在一起。相应的，语言也是时间和空间范围里特定的文化产物（Sapir，1929）。既然是文化，就具有对具体社会的嵌入性，不是超越人类社会的。不同的社会产生了不同的话语体系，在话语体系建立以后，语言结构又会反过来影响人们的思维逻辑和行动方式。以英语中字母r的发音为例，Wells（1982）总结了字母r发音强弱的分布范围，其中英国的标准音RP里是弱化r的，RP 的使用者与出生于某个地区无关却经常和社会上层（衡量的标准是教育，收入，职业和头衔）以及英国广播公司联系在一起。同是字母r，强化其发音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纽约，被看作上流社会的特权。根据Labov（1972）的研究显示，强化r音是纽约中上层社会日常交流的一个特征之一，而中下层社会的人随着年龄的增加会“特意”强化r，Labov分析这是他们有意识的矫正下一代人发音的结果。由此可见，语言是嵌入在社会之中的，因此对语言的探讨就不能超越具体的社会环境而进行过于抽象的论述，而是要考虑到具体的语言之于特定阶段的具体社会的合法性。
　　二、中式英文在中国社会的合法性
　　本文所探讨的合法性不是法律范畴的合法律性、正义性，而是参照韦伯通过对社会史研究定义的合法性。韦伯认为，“由命令和服从构成的每一个社会活动系统的存在，都取决于它是否有能力建立和培养对其存在意义的普遍信念，该信念也就是其存在的合法性。”（张康之，2002）此外，“任何形式的统治，只有当它被人们认为是具有着‘正当’理由的时候，才为人们所服从，从而具有合法性。而所谓正当性，实际上就是指对某种合法秩序的信念以及行动受这一信念支配的可能性。”（张康之，2002）由此，本文所论述的合法性是中式英语在中国普通学习者中广泛的接受度和长久的持续性，这种范围和时间的延伸是对其存在意义的默许和认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对外交往的频繁深入，中式英语开始变得越来越显著。新中国成立之初，因当时国际形势采取了“一边倒”向苏联的政策，俄语在中国的外语教育中占据了绝对主导的地位，1964年的《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曾试图增加英语的权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建设四个现代化的需要，国家对各语种进行了重新布局。1979年3月29日，教育部发布的经国务院批准的《加强外语教育的几点意见》中提到“语种布局要有战略眼光和长远规划。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英语教育”（李传松、许宝发，2006）。为此，中小学把外语看作和语文、数学同等重要的科目，高等学校大力重视公共外语教育和业余外语教育，让那些不愿意学英语的人也被迫学点英语。这是改革开放之初国内的英语大环境。这样相对宽松的环境为后来中式英文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条件虽然有利，可由于改革开放才刚起步，国内学好英语、懂英语的人数非常有限，根据中国日报（China daily）的报道，中式英语的传播来源一个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的西班牙裔美国人Mario Benvolio，他是在监狱里的西班牙电视中自学的英语。Mario1981年来中國教英语并大受欢迎（他日常集会和讲座的学生就多达50000人）。1983年他的系列从书Easy Learning is English成为畅销书。Mario和他所说的不规范英语的“走红”与当时中国社会大环境有关，那时对外开放刚起步，需要外国专家的技术经验谋求自身发展，而这个过程中英语学习至关重要。后来Mario回美，不规范英语逐渐发展成为中式英文并在中国继续传播和使用，期间来自美国的翻译家琼·平卡姆1998年的《中式英文之鉴》一出，很多学者纷纷把研究的视角转入对中式英文的剖析，这也从侧面反映了随着中国参与国际交往的密切和深入，对英语的使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98年至今20年了，这期间政府也时有对中式英语进行从上到下的规范，平·卡姆书中指出的中式英文错误与政府的强制规范并行不悖地存续着，偶尔被媒体曝光，成为大众茶歇饭后的娱兴。中式英语之所以顽强存在，是因为它本质上是通过英文这一载体把中文的逻辑这一内核表达出来，这也正是很多学者在其文章中指责中式英语是“生搬硬套”“机械”的根源（王莉，2011;王弄笙，2000）。或者更进一步说，中式英文本质上就是披着英文外衣的中文。下面以两个例子加以说明： 　　例1：Let us do the birds friend.（让我们做鸟类的朋友）
　　这句话摘自某公园的指示牌，“做朋友”在英文中通常是be（or make）friends，这符合英语世界的表达习惯，为英语世界的人所接受。可是在中国社会的语境中，接受这样的表达并非易事，因为中文的“做朋友”已被接受认可使用，当需要用英文来表达这种固有习惯时，与中文直接对应的do会比be（make）用起来方便，快捷，容易接受。例1的中式英文与中文的表达逻辑具有一致性，因此它在学习和使用上具有合法性。
　　例2：Globalization，Fire prevention biggest。（天大地大，防火最大）
　　这同样是出自某景点的广告牌，以英语世界普遍接受的表达习惯和逻辑为参照，这是个彻头彻尾的病句，拼写、语法、逻辑都有错。可从中文思维的角度看，中国传统思维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就是模糊性……汉语里形容词不存在比较级，动词也无所谓“时态”“单复数形式”，其确切含义只能通过具体语言环境、语言前后内容来把握。（王新华、任军莉，2002）。这句中式英文里的天大地大被概括成了Globalization，这种概括与西方人习惯接受的严格定义，明确内涵和外延，追求精确性有明显的区别，这种模糊性并不影响关键信息的传达，显而易见，句子的核心信息在后半部分。Fire prevention与biggest之间，虽英文语法不正确，但前后关键信息已给，稍有点英文基础的人一看就可心领神会，即使不会，电子翻译软件的不断发展，为诸如此类的中式英文提供了继续存在的便利。
　　正因为中式英文具备上述特点，其才被国人广泛接受，具有当代社会中的合法性。
　　中式英文中常被诟病的三个问题：人称、时态和单复数，反过来，正是中文语法里缺失的这三个特征为中式英语的使用提供的便利，从而与当下注重“效率”的中国社会具有某种自洽性。上面提到，中式英文某种意义上就是中文，而中文里人称可以通过上下文来推断;时态可以通过时间状语或者虚拟助词帮助实现，并不需要像英语那样细化为动词的过去式、一般式、将来式;最后单复数的问题，中文数量词就可以了，英文的名词还需要变形。诸如此类的英文的语法规则客观上为中式英文的传播和盛行创造了条件。尤其是恰逢正在快速发展的中国社会，掀开英语培训市场的一角，不难发现《28天突破托福词汇》《英语口语30天入门》《英语口语1秒钟翻开就能说》这样的书籍，也不难找到各家培训机构针对各类人群的1～12个月的长短期培训（大多时候短期为主）。在速度的驱动下，学习者“狼吞虎咽”地积累了一定的词汇和结构，但当学习者面对真正具体而私人的交流时，以中文为核心的较为便利的中式英文成为“幕后真正的推手”。
　　中式英文的通俗易懂与当下大众文化盛行的中国社会相契合。试想文章一开头的“小心滑倒”的标识用地道的英文表示出来放在景区，如Caution Slippery，很多游客们可能会因为不熟悉这种表达而忽视掉英文，不地道的中式英文拉近了游客与英语之间的联系，给了他们回顾、把玩英语的机会和乐趣。Caution Slippery 更多的是英语象牙塔里的精英们熟悉的表达，对于象牙塔外的普通大众，中式英语显示出某种亲民的特征，因此更容易被接受。如果把中式英文看作商品的话，它是很多人能买得起的商品，也是很多人能看得懂的商业电影，因此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
　　三、中式英文在21世纪的发展趋势
　　从合法性的角度看，中式英语具有对中国社会的高度嵌入性，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交流为基础，很多遵循中文的语法规范：或与中文语序的一致（I very much like you）或与中文逻辑的一致性（Have you eaten？），摒弃英文有而中文没有的虚拟句、定语从句、疑问句不需要主谓倒装等。因此不是一项能够比较容易就能改变的习惯。目前，中式英语的使用者年龄跨度大，大致从小孩到中老年不等。这些人当中，中年人还需用英语协助完成工作的人大多属于企事业单位的中层，或者是技术骨干，或者是个体经营者，他们相较于年轻人更难改变长久以来的中文表达习惯，所以他们是熟练的中式英文掌握者。另一方面，因其社会地位和所掌握的资源，他们在对外交往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这个时候，他们成了中式英语有力的传播者。而很多青年人，只要他们还生活在中国的社会里，除了少部分从事对英语熟练度要求较高的职业的人群（如同声传译员，高级翻译人员），绝大部分人的英语交际里都会或多或少留下中文母语的痕迹，中式英语会在中国的土地上不断延续和传播。
　　21世纪中国在国际舞台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多的人面临着与外国人交流的需要，与此同时，语言学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一条朴素定律始终有效，这是语言的熟练程度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国际交流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以往的思路只是把个体当个体，每个个体说的是不规范的英文，所以要加以修正，现在不妨把个体当作整体中的个体，每个个体说的不规范英文共同构成了一种英语的特殊使用类型，这种类型在发展中的中国社会里产生，发展，最终或与法式英语，美式英语一样成为语言意义上的亚文化模式。
　　注释：
　　①1Andrew Jacobs. Shanghai Is Trying to Untangle the Mangled English of Chinglish[M].The New York：Times.May3，2010：12.
　　参考文献：
　　[1]李传松，许宝发.中国近现代外语教育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2]琼·平卡姆.中式英语之鉴[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3]万鹏杰.中国英语与中式英语之比较[J].上海翻译，2005（2）：41-44.
　　[4]王莉.中国英语和中式英语[J].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1，3（12）：129-130.
　　[5]王弄笙.漢英翻译中的CHINGLISH[J].中国翻译，2000（2）：31-35.
　　[6]王新华，任军莉.试论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及其文化根源[J].江西社会科学，2002（9）：43-45.
　　[7]张康之.合法性的思维历程：从韦伯到哈贝马斯[J].教学与研究，2002，V（3）：63-68.
　　[8]庄绎传.也谈中式英语[J].中国翻译，2000（6）：8-11.
　　[9]Chomsky B.Knowledge of Language[C]//ITS Nature，Origin and Use.1986：74-80.
　　[10]Labov W.Language in the Inner City[J].Studies in Black English Vernacular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1972.
　　[11]Sapir E.The Status of Linguistics as a Science[J].Language，1929，5（4）：207-214.
　　责任编辑：杨国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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