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小剧场戏曲的美学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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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海小剧场戏曲节正式升格为中国（上海）小剧场戏曲展演。这对于当前的小剧场戏曲实践格局来说，是一个引人瞩目的事件。经过20多年的摸索，如今小剧场戏曲俨然已形成京沪并立，各地开花而各具特色、各有取径的局面，显然并非偶然。倘若說京沪都具备成熟的演剧传统、极具代表性地见证“西潮东渐”并包容了多元文化渗入生活的景观，那么相对于北京此类实践的民间商业模式，上海似乎有着更为稳定的“基本盘面”——依托上海戏曲艺术中心6个院团，又盘活了长江剧场作为小剧场戏曲的主要搬演场地，等于建立了一个从演出主体、演剧空间到演出机制衔接整合的完整生态。或许，“小剧场戏曲”在学术意义上尚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但从这个过程能够看出，它已逐渐从创作试验田、剧目孵化器、人才培养平台的基本框架中产生越来越强烈的呼吸感，产生了质变提升的契机。从这个角度讲，上海小剧场戏曲节升格就像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不过是意料中的事罢了。
　　自2015年创办以来，上海小剧场戏曲节吸引了19个剧种200多个剧目报名，而最终入选参演的并不算多，不过展演了35台剧目，甚至剧目也不能说是挑选最好的;但就像它定位“呼吸”那样，那种吐故纳新、推进探索的脉络却是极其清晰的。就以本届戏曲节来说，我所见的每一台剧目几乎都触及到了某些探索的边界，都有它的独特之处。不管是以现代观念去重新诠释传统故事，如黄梅戏《薛郎归》、京剧《赤与敖》;还是以新的戏剧样式、舞台形式给予剧种新的赋能，如昆剧《桃花人面》采用浸入式体验的形式、多剧种《四美离歌》扣合文旅融合命题而进行庭院戏的实验等等，都让人看到了剧目作品的某些新角度、新视野、新观念、新审美，从而可能引起拓宽边界和疆域后的新触动、新思考，乃至新风暴。
　　这是非常难得、非常可贵的。在小剧场戏曲逐渐升温、实验探索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熟悉的情况下，在各类跨界的、拼贴的组合充斥小剧场舞台而形成某些定见之际，小剧场戏曲繁荣背后的隐隐困境就在这里：一是如何深入而不流于表面，二是如何开新而不泯然众人。前者意味着，小剧场戏曲并非孤立的，而是与戏曲整体发展的方向密切关联;它的探索有着传统或当前主流创作的广阔景深，它不是孤军深入，而是要给整体方向的选择提供参数，乃至为戏曲基础理论建设提供新案例、新依据。后者意味着，它需要始终走在前端，当走的人越来越多而路越来越清晰之际，它仍然游走在边界、边缘而直面荒莽。这困境并不是说小剧场戏曲难以为继，而是说对于理论研究者、文化管理者和创作实践者来说，新的课题已经产生。如果说从试验田、孵化器向生态链的拓展反映出上海小剧场戏曲节主办方规划布局的视野和眼光，那么这里所说的两个困境，就是向理论研究者、创作实践者提出的全新课题。
　　谈到小剧场戏曲，不可避免会涉及到“何为小剧场戏曲”的话题。虽然小剧场戏曲实践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迈开了步子，但它的兴起当是在21世纪之后，代表性作品是2000年的京剧《马前泼水》。此前我曾经粗略地划分过小剧场戏曲的发展阶段，认为此后这个阶段是小剧场戏曲从正式亮相并获得学术认可，到摆脱孤立的、个别的探索，逐渐形成了行业实践的自觉。而以2014年、2015年京沪两地先后创办小剧场戏曲节为时间节点，则意味着小剧场戏曲进入到了依托平台、形成规模、兼顾学术与市场的全新发展阶段。在这过程中，关于“何为小剧场戏曲”的讨论就从未停止过，事实也众说纷纭、从未真正明确过，而最大的共识不过是它应该具有鲜明的实验色彩、探索性质。这种看似清晰、实则笼统的说法，并不能给小剧场戏曲向前迈进提供足够的理论能量，因此很有必要拿出来说一说。
　　一般认为，“小剧场戏曲”观念源于小剧场话剧，但也有人从中国传统戏曲的源头流脉中找到一些类似的线索，包括某些表演片段，当然更主要的是传统折子戏。这一度引起了“折子戏算不算小剧场戏曲”的争议。就当前惯性接受里，传统折子戏当然不算小剧场戏曲，但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即它到底是形式问题还是观念问题。倘若是形式问题，那么中国传统戏曲中早已有过大量的痕迹、碎片，而且传统戏曲本来就很自由，只是尚未形成理性概念;倘若是观念问题，那么我们一直视之为舶来源头的西方小剧场戏剧——欧洲戏剧为打破镜框式舞台及佳构剧僵化模式的黑匣子实验，恰恰是从形式实验开始起步的，即便它打破模式化的自由冲动，传统戏曲也早已完成并融入到了自身审美性格之中。一个稍微合理的解释，恐怕只能是以观念为内核、附着于并体现为一定形式、最终呈现为一种完整审美风貌的创新实践。更进一步讲，小剧场本身带有从来路及现状探寻新疆域、新领地的历史秉性，以及中西方不同的戏剧传统，这注定“小剧场戏曲”和“小剧场话剧”不能等而言之。
　　对于小剧场戏曲来说，目前理论建设是相对滞后的。找到小剧场戏曲自身独特的历史与现状、理论与实践的源发地，恐怕是理论建设所亟需的那块奠基石。我们不能说传统戏曲没有打破模式化的诉求，但很显然，它跟西方小剧场话剧的诉求有很大差别。或许，我们感受更深的课题恰恰是，戏曲遭遇现代生活后，程式化与生活化该如何磨合，不适应现代文明理念的一些传统观念如何剥箨新生，引入新的舞台灯光、道具等要素后它的完整面貌如何有机协调而焕发新的生命气韵与气质等等。从历史传统出发，从现状课题出发，这恐怕才是小剧场戏曲建立自身美学话语的重要支点及意义所在。正因如此，我从来不排斥折子戏或个别剧目压缩体量进入小剧场，因为它们可能代表着一种历史联络，至少在真正奠定小剧场戏曲美学话语之前，它们是必要的。20世纪80年代戏剧观大讨论之际，有过一次重要的转向，即从内容向形式的转向，致使后来留下许多遗憾，这也是小剧场戏曲实践值得深思、需要尽量避免的地方。上海的评论家方家骏提到要“深挖井，见清泉”，我深为赞同。
　　（摄影/祖忠人 蔡晴 陈禹州 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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