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对广场舞纠纷事件报道框架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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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近年来，广场舞纠纷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话题。本文从框架理论出发，使用内容分析法，选取近十年间部分党报和都市报对广场舞纠纷事件的报道作为研究对象，试图发现不同媒体的报道框架特征、这些框架形成的原因，以及是否存在报道失衡的问题。通过构建类目并进行统计分析，本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党报设置议程能力更强，都市报关注度更高;党报更具问题意识，都市报侧重宣传治理经验;在话语主体和感情色彩方面，广场舞纠纷事件存在报道失衡现象。本研究希望弥补当前研究空白，对媒体在今后的相关报道中修正倾向性，对平衡报道具有参考意义。
　　关键词：广场舞;党报;都市报;报道框架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0）03-0137-04
　　一、框架理论与争议性事件报道框架
　　（一）框架理论
　　框架理论是进入21世纪后，在新闻与传播研究领域中出现频率最高、使用最广泛的理论之一[1]。框架理论的研究者们通常将该理论追溯到社会学家戈夫曼对框架的界定：“一些语言学符号在特定心理情境中所引申出的经验，它形成了人们观察事物的基本框架，人们以此来处理和分析外在世界的各种社会事物”。框架的作用是“使我们可以确定、理解、归纳、指称事件和信息”[2]。
　　而关于媒体报道框架，坦卡德提出框架即媒介的中心思想[3]。李普曼认为，媒体的报道中含有选择、定义、评论各种信息的特定框架，受众则按框架形成了对报道事物的认识[4]。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框架具体化，认为框架是新闻工作人员、消息来源、受众、社会情境之间互动的结果[3]。在框架理论进入国内后，臧国仁对其做了分类，将媒体报道框架划分为高层次结构、中层次结构和低层次结构[5]，高层次结构即对报道主题的定性或话语的推导，是宏观视角下的结构;中层次架构即对报道话语结构的分析;低层次结构则着眼于语言符号的运用策略[6]。
　　（二）争议性事件报道框架
　　目前，我国尚没有针对广场舞纠纷事件媒体报道框架的相关研究，但通过其他类似争议性事件，如对医患纠纷事件等的报道框架进行研究梳理，发现这些研究[7-9]常常从臧国仁提出的框架的高、中、低三个层次的结构中选取部分或全部来构建研究类目，而报道主题、事件定性、媒体类型、报道数量、话语主体、情感基调等是此类研究经常考察的对象。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采集
　　考虑到纸媒报道的专业性和稳定性，本文将研究对象首先限定为纸质媒体的报道。为了兼顾权威性与针对性，本文选取相关报道数量较多又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三家党报与三家省级以上都市报在近十年间的报道作为研究对象，时间从2008年8月1日到2018年7月30日。
　　在报道检索方面，使用慧科新闻搜索研究数据库，以“广场舞+纠纷（纷乱、打扰、扰民、纷争、冲突、乱象、噪音、不满、治理、整治）”为关键词进行标题搜索，共获得相关报道1 276篇。再从中选择报道数量较多又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三家党报（《南方日报》《长江日报》《解放日报》）与三家都市报（《南方都市报》《北京晨报》《新民晚报》），共120篇。剔除关联度较低的报道之后，剩余88篇。
　　（二）类目构建
　　基于研究目的，参考相关文献，本文将研究内容定为四个类目：报道数量、议题内容、话语主体、感情色彩。其中，报道数量体现了媒体对事件的重视程度，属于报道框架的高层次结构;议题内容、话语主体、感情色彩是对报道话语结构的分析，属于报道框架的中层次结构。其中，議题内容即媒体选取事件进行报道的角度，反映了媒体关注的不同侧面;话语主体即报道中的主要信源，从中可以窥见媒体在进行相关报道时的预设立场;感情色彩即报道属于正面报道、中性报道还是负面报道，代表了媒体在进行报道时的直观立场。
　　（三）信度测试
　　本文先随机选取40篇样本，由两位编码员分别进行编码，对编码结果进行讨论、修改并重新编码，最终每个编码类目的编码员间信度均达到0.8以上，符合下一步正式编码所要求的信度。
　　三、研究结果
　　（一）报道数量：党报设置议程能力更强，都市报关注度更高
　　在本文研究的媒体和时间范围内，三家党报（《南方日报》《长江日报》《解放日报》）和三家都市报（《南方都市报》《北京晨报》《新民晚报》）相关报道时间分布如下。
　　从报道的数量上看，本文选取的都市报在2008～2018年相同时间段内的报道数量为58篇，超过党报30篇。而媒体上特定事件的报道数量，可以反映媒体对该事件的重视程度[11]。
　　数据显示，一方面，在选取的6家媒体中，《南方都市报》在2012年率先刊载了广场舞纠纷事件的报道，可以推断都市报比党报更早关注该类事件;不仅如此，在2014年广场舞纠纷事件迎来报道高峰之后，都市报在接下来的几年间对该类事件保持着持续的关注，而党报在2014年后则鲜有关于广场舞纠纷事件的报道，这符合党报更关心国家大事而都市报更关注市民生活的预设。
　　另一方面，虽然都市报更早开始对广场舞纠纷事件进行报道，《南方都市报》也是具有影响力的大报，但真正使广场舞纠纷事件获得普遍关注的，则是在2013年年底，党报对相关事件的集中报道，引发了2014年的报道高峰，显示了党报强于都市报的议程设置能力。
　　（二）议题内容：党报更具问题意识，都市报侧重宣传治理经验
　　根据文本中广场舞纠纷事件报道的侧重点，确定每篇报道的议题。有的报道不止一个议题，对于有多个议题的报道在识别时，每篇报道取最多三个最突出的议题。相关数据统计如表2所示。
　　从报道的议题内容看，党报更关注的议题是广场舞管理工作的困境和呼吁有关部门加强广场舞的管理。对管理困境议题的分析与讨论，是从存在的问题出发，分析广场舞管理的困境是由管理部门无法可依、管理部门难以惩罚数量众多的广场舞群体、广场舞扰民缺乏标准难以认定、公共活动空间不足等深层次原因造成的，并且以权力机关机关报的身份（或借其他话语主体之声）要求有关部门明确职责、加强管理。只有这些深层次的问题得到解决，才能长久地对广场舞进行规范有效的管理。 　　相对于都市报，党报对广场舞纠纷事件站得更高，看得更加深入和长远，这一点在党报报道的感情色彩上也能體现出来，党报的负面报道占比明显高于都市报，证明党报更敢于开展批评，更具问题意识。
　　而都市报在议题内容的选择上，将管理工作和经验作为侧重点，更多地介绍和宣传某地对广场舞管理的成功经验，与此同时，也更多地展现广场舞参与者的文明参与和良好的精神风貌，试图通过报道为其他管理部门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同时通过源源不断的文明参与案例对其他参与者进行“涵化”。
　　（三）话语主体与感情色彩：广场舞纠纷事件存在报道失衡
　　话语主题方面，通过对报道文本进行辨识，统计如下。一篇报道中涉及多个话语主体的，每个话语主体都计入统计数据，相同主体多次出现则只记一次。
　　感情色彩方面，在争议性事件中，也存在正面、中性和负面三种感情色彩，并且，对于争议性事件，在报道文本中呈现的积极或消极的态度将对公众的态度和认知产生影响。研究者一般将报道所持的肯定与积极的语气或对所取得的成果的陈述与表达识别为正面的感情色彩;将报道所持的消极、批评、否定的态度或对相关问题的批判与指责识别为负面的感情色彩;在以上两种态度均有出现时，将感情色彩识别为中性[7]。本文借鉴此方法对报道的感情色彩进行识别，并统计如表3、表4、表5所示。
　　本文研究认为，我国纸质媒体对广场舞纠纷事件的报道失衡现象主要存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广场舞参与者与受影响者失声;二是报道的感情色彩失衡。
　　从话语主体的数量分布上看，党报将官员和社会人士作为最主要的话语主体，且这两个话语主体占报道数量的比重显著高于都市报。而作为管理者的官员和包括专家、学者、科研机构、人大代表以及利益无涉者的社会人士，相对其他话语主体拥有更大的权力和更高的知识水平，这些话语主体虽然能更加理性和客观地发声，但应当注意的是，作为媒体报道中影响新闻内容的重要因素，话语主体可以反映报道中的视角选择以及报道背后的权力意识[10]。党报在秉持问题意识，客观理性发声的同时，也要警惕过度的精英主义取向可能导致的当事人的声音被忽视。
　　从话语主体的时间分布看，参与者和被参与者在2014年以前还占有相当分量的话语权，但从2015年开始，这两者在报道中几乎处于失声状态。广场舞参与者的失声会使得他们的诉求和心声难以被传达，从而失去被外界理解和接受的许多机会，进而导致群体的污名化;而以官员、社会人士和媒体的声音替代受影响者的声音，也将使直接受到利益损害的受影响者的真实诉求被忽略，使他们的利益难以获得保障。
　　感情色彩的失衡主要体现在正面报道、中性报道与负面报道的数量上。在2012年和2013年，中性报道和负面报道多于正面报道，但从2014年开始，正面报道突然增加，而负面报道却在最近两年销声匿迹。这里不能排除广场舞治理取得的一些成效，以及媒体为了平衡之前的负面报道而增加的正面报道，也不否认媒体发挥舆论引导的职能，但需要警惕媒体舆论监督职能的丧失，在着眼微观真实的同时不断追求新闻报道的整体真实。
　　参考文献：
　　[1] 陈阳.框架分析：一个亟待澄清的理论概念[J]. 国际新闻界，2007（4）：21-25.
　　[2] Goffman，E.Frame Analysis：Essays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3] 张洪忠. 大众传播学的议程设置理论与框架理论关系探讨[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22（10）：88-91.
　　[4] Lippman，W.Public Opinion[M].New York：The Free Press.
　　[5] 臧国仁.新闻媒体与消息来源——媒介框架与真实建构之论述[M].台北：三民书局，1999.
　　[6] 周伊晨.框架语境下的把关人——以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关于德班气候大会的报道为例[J].青年记者，2012（17）：13-14.
　　[7] 吴果中， 周瑾靓.“患者失语”与“报道失衡”：医患冲突事件报道框架的实证分析[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4（3）：141-145.
　　[8] 汪新建，王骥.医患纠纷媒体报道框架及其对医患信任的影响——以《人民日报》和《健康报》为例[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215（1）：77-86.
　　[9] 罗以澄， 陈刚.论新闻媒体对争议性事件的报道框架——以“华南虎照片”事件为研究对象[J].当代传播（汉文版）， 2008（4）.
　　[10] 王贵斌， 张建中.媒介、社会真实与新闻文化的建构[J].当代传播，2004（1）：30-31.
　　[责任编辑：艾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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