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方位思想与“东”方方位考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高姗

　　摘 要：人类很早就诞生了方位意识，并利用立杆测影、观测星象及后期的地磁引力等方法判断方位。而最原始的立杆测影法来自对太阳运行规律的观察。史前考古中发现大量有关太阳崇拜的元素，而东方作为太阳升起的方向，也在一定时期内影响人类的信仰与生活。
　　关键词：立杆测影;东方;太阳崇拜
　　早在文字诞生之前，人类就产生了方位意识的萌芽，通过观察天体的运动规律，得到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概念。而东方在早期的古代文明中有非常特殊的意义。《史记·秦皇本纪》记载：“（始皇）三十五年，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1]这条记录可以侧面佐证在秦代对东方这一方向的重视，建筑、城址的规划与建设往往无法脱离方位的计算。《周礼·考工记》记载：“匠人建国，水地以县，置槷以县，眡以景，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2]研究古代对方位的理解与测算方式，对建筑、遗址、墓葬等类遗迹的考古工作有重要的意义。
　　《周礼·天官·序官》记载：“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3]最早的“方”与“位”是分开使用的，代表两个不同的意思。“方”代表一个区间，是古人从立杆测影中观察得来。《易经》中提道“天玄三光，影见四象。刀刻连接。地矩成方”，指明了“方”从光影连接得来[4]。“位”象征着人所在的地理位置。甲骨文中的“位”字“”，金文中“位”字“”都象形地表达了人所站的位置这一意思。到小篆时期给“位”字加了单人旁，变成了“”，逐渐演变成了如今的现代简体“位”字。“方位”二字连用的最早记载可能是东汉天文学家张衡的《东京赋》：“辨方位而正则，五精帅而来摧。”[5]从“方”“位”二字的最初释意来看，不难看出早期的方位思想与“三光”“影”这些天文学应用有關。而太阳作为人类在白日能看到的唯一的星体，其运动规律稳定，运动周期相对较短，因此立杆测影法成为古代文明中人类重要的方位参考依据。
　　立杆测影法是古代文明用于识别方向的基本方法之一。常见的有正午杆影观测法、日出日落点连接法与更为精准但耗时的长期观测法。这些观测方法首先都要在一平地中心立一杆长杆，通过对不同时间太阳照射长杆留下影子的记录来测算方向。我国绝大部分领土都在北回归线以北，这些地区全年正午太阳在南方，而影子在北方。正午杆影观测法是通过测量一天正午时刻杆影的方向，来确定南北，而正午时刻就是全天中杆影最短的时间。然而正午时分前后的影长相差无几，用这种方法判断的方向并不十分精确。《周髀算经》记载：“以日始出，立表而识其晷，日入复识其晷。晷之两端相直者，正东西也。中折之指表者，正南北也。”[6]就是更为精准也更为流行的连接日出日落点来定位东南西北方向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是在平地上立一根长杆，记录日出时杆影的痕迹，并以长杆所在点为圆心，以日出杆影长度为半径画圆，观察同一天日落时杆影的痕迹与此圆的交点，连接日出与日落杆影与此圆的交点，得到的一条直线就是正东西方向，这两条杆影所成的两条直线所夹角的角平分线就是正南北方向。除此之外，也可以用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观测日影来测量更为精准的方向。比如测量一年中每日正午时分杆影顶端所在的点，并连城一条直线，就可以弥补上文所提到的正午杆影观测法的不足，得到更为精准的南北方向线。
　　除了立杆测影这一通过观察太阳的运行规律来观测方向的方法外，还有许多其他的方位观测方法，比如星辰定位法、地磁辨位法等，借助牵星板、司南等工具辨别方位。《周礼·考工记》载：“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7]正是佐证了古人在日夜观测方向时所用的不同方法。已有考古资料佐证，在唐代中期已广泛使用罗盘来做风水堪舆。那么更早之前在先秦甚至更久远的史前时期，人类还没有发现地磁指南的方法，而是使用立杆测影或是对应星斗的方式来判断方位，尤以利用太阳运行规律的立杆测影法最为流行，而“东方”的概念，也在早期的文化中被加以重视。
　　《淮南子·天文训》中有提道：“正朝夕，先树一表东方，操一表却去前表十步以参望，日始出北廉。日直入，又树一表于东方，因西方之表以参望，日方入北廉，则定东方。两表之中，与西方之表，则东西之正也。日冬至，日出东南维，入西南维;至春秋分，日出东中，入西中;夏至，出东北维，入西北维，至则正南。”[8]前文提到的日出日落点连接法和利用较多的测量方位的立杆测影法表明，东方可能是第一个被测量出来的方位。甲骨文中的“东”字“”也象形地体现了立杆测影的这一方法。可以推测最早的四方定位应为立杆测影法得出，而最早确定的方向东方则直接用杆影与圆周的符号表示了出来，成了“东”字。
　　不仅如此，东方受到古代人类的重视，除了它可能是第一个被测量出的方位外，还与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大方向有关。在古文献中“东”常常与太阳挂钩，《楚辞补注》中就有“东君，日也”的注解[9]。如果将狭义的“东方”定义为正东方向，那么结合东方与太阳的关系，在讨论早期的方向文化问题时，不妨将“东方”的定义扩大到“太阳升起的方向”。太阳的照射给人类带来了昼夜更替、四季变化，万物生长的规律孕育在日照的周期移动当中，同时阳光带来温暖的天气利于植物、农作物的生长。古代人类常常将太阳视为生命的起源，在世界各地都发现了大量体现太阳崇拜的岩画或符号。纵观世界范围内的巨石文化遗产，不难发现太阳崇拜在其建筑的规划建设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决定了建筑的方向、墙体、柱、石等比例与位置。世界各地都发现了大量面朝日出方向的“太阳神庙”。约瑟夫·诺曼·洛克耶（Joseph Norman Lockyer）根据“太阳神庙”中轴和朝向的不同，将其分为朝向春分、秋分日太阳升起的正东方的“分日神庙”，如巴贝克的宙斯神庙与耶路撒冷的所罗门神庙;还有朝向冬至、夏至日太阳升起方向的“至日神庙”，如桑契窣堵坡可以沿东西大门轴线观测夏至日落的一号佛塔[10]。爱尔兰的众多史前墓葬的方向都朝着东南方，即冬至日日出的方向，如Meath郡的博因河谷的巨石冢和古墓群[11]。 　　在我国的史前考古中也发现了大量的朝向日出方向的古文化遗存。辽东地区是我国石棚分布最密集的地区，考古发现大量的石棚主口方位面对的方向为当地冬至日出、日落方向。这种朝向规律或许也和日出崇拜有关，在各地石棚中发现的星图等天文元素也有力地证实了石棚建造的时代，人类已经开始关注天体的运行规律，并将其表现在建筑上。石棚这种三面包围，出口大多向日出、日落方向的构造模式，极大程度地反映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辽东地区存在着“向阳”追求的建筑模式，侧面佐证了这一时期对日出方向“东”的重视与关注。
　　与“东”相对的方向“西”，作为太阳降落的方向，也被赋予了特殊的文化意义。《尚书·尧典》中记载“寅宾出日，平秩东作……寅饯纳日，平秩西成”[12]，当时早上在东边迎接太阳，傍晚在西边饯别太阳。太阳降落的西方被视为太阳的家。而君主帝王被尊为“天子”，其居所也与“太阳的居所”位置相同。东周、秦、西汉的都城建制就以“坐西朝东”为主流，可能就与这种崇拜太阳的文化有关。之后渐渐转变为坐北朝南的建筑格局，一方面与我国在北半球，日照长期在南，朝南的格局可以获得更长的日照时间，另一方面也可能与北斗信仰有所关联。《论衡·四讳》[13]中有：“夫西方，长老之地，尊者之位也。尊长在西，卑幼在东。尊长，主也。”西方代表尊者、长者的位置。不仅仅是都城建制，秦、西汉帝王陵墓的朝向也大多是坐西朝东，与其前商周、其后新莽、东汉的坐北朝南不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1994年，在甘肃礼县大堡子山一带抢救性发掘的两座中字形大墓（M2与M3）中发现了“秦公作铸用鼎”铭文鼎与“秦公作铸用”簋，M2应为秦襄公墓，M3应为秦公夫人墓，这两座墓葬都是坐西朝东的格局[14]。陕西凤翔县雍城秦公陵园已探出49座大墓，可分为14座分陵园，除十四号陵园坐北朝南外，余下的全部坐西朝东[15]。陕西芷阳地区秦东陵二号陵园居中的中字形大墓（M3）和三号陵园的中字形大墓（M7）亦是东西向[16]。秦始皇陵的主墓道也是东墓道，极有可能也是坐西朝东的布局。到了西汉时期，高级墓葬承袭了秦时坐西朝东的方向格局。西汉十一陵的帝、后陵均为亚字形，坐西朝东，东墓道为主墓道[17]。西汉时期帝王陵墓的朝向可能是继承了秦时的旧制度，而秦文化中坐西朝东，以东方为正门的特点不仅体现在墓葬中，前文提到的《史记·秦皇本纪》中有关“秦东门”的记载正是一佐证。
　　“东”不仅代表着太阳，也代表者春天、生机与活力。古時常有在东方迎接春天进行祭礼的习惯，“立春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18]。这种将东方视为生命起源的思想，也应与东方是日出的方向、太阳带来万物生机有所关联。加之通过最原始的立杆测影的方向判定方法与甲骨文中“东”字的写法，可以大胆推测东方是第一个被测量出的方位，且推测方法与日影观测有关。东方与太阳崇拜应有极大的关联性。世界范围内存在着大量的有“朝日”特点的史前古遗存，我国辽东半岛的石棚亦然。其后秦汉时期的都城墓葬建制也极大程度地体现了在坐北朝南的格局之前，我国也曾有一段历史时期存在坐西朝东的建筑规格。虽无法证明这种建造风格是受到太阳崇拜的影响，但无法否认的是东方与太阳的关联性以及太阳崇拜对我国古代社会的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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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7]焦南峰，张仲立，段清波，等.陕西秦汉考古五十年综述[J]考古与文物，2008（12）.
　　[16]赵化成.秦东陵刍议[J].考古与文物，2000（5）.
　　[18]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6.
　　【作者简介】高姗，女，天津人，现就读于南京大学考古与文物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陶瓷器与中外文化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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