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开发土地收储阶段居民意愿特征与细分机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代美玲 马晓龙

　　[摘    要]作为土地增值收益再分配过程的土地收储，不断导致乡村旅游开发中各利益主体间的矛盾与冲突。识别居民对土地收储意愿态度特征及其作用机制，不但有助于乡村旅游开发土地收储的顺利进行，更对维持乡村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河北W村为例，采用扎根理论对非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法获取的536条数据资料进行层级编码分析，探析乡村旅游开发土地收储阶段居民征地意愿及其特征。研究发现，居民在土地收储阶段的意愿会依据个体条件产生差异化价值需求，并根据需求的被满足程度形成积极响应、条件支持、矛盾屈从和顽强抵抗4种典型形态。通过扎根理论形成的“条件-需求-意愿”作用路径，可对意愿细分形成原因进行阐释，其本质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中地理环境影响人行为选择的一种具体表现。
　　[关键词]乡村旅游;土地收储;意愿细分;扎根理论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20）04-0026-10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20.04.007
　　引言
　　土地不仅是农业生产要素，更是乡村居民生存之本[1]。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失地农民数量已经突破5000万人，每年政府从农民手中征收的土地将近20万公顷，失地农民以每年200多万人的速度增加，预测到2030年，中国失地农民数量将有可能接近1亿人[2]。在乡村旅游蓬勃发展对土地需求规模不断增长背景下，农村居民受外部资本和土地升值预期驱动，彻底放弃长期赖以生存的土地，与原有生产、生活方式相分离并重新进行利益调整，该现象成为当前诸多乡村居民面临的现实情景。与此对应，受传统农耕文化和生产生活方式影响，我国乡村居民具有强烈的恋土情结，他们对所居住的村庄和土地存在强烈的地方依恋。对土地的天然依附性使乡村居民对待土地征收具有明显的抵触心理，往往会引发特殊的人地关系与社会心理问题[3]。因旅游开发土地收储引起的农村群体性事件已占到全部农村群体性事件的65%以上。这些矛盾和冲突已成为当前各级政府与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焦点[4-5]。土地收储作为乡村旅游开发里程碑式的事件，意味着乡村居民将彻底失去长期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其生产和生活方式将发生根本性变化。作为乡村天然的“主人”，乡村居民面对土地收储的意愿态度将直接影响乡村旅游开发的进程和结果。在乡村旅游开发土地收储阶段，当地居民对征地持有怎样的意愿，这些意愿是否相同？形成差异化意愿的诱因何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但是探索兼顾多方主体利益的乡村旅游土地利用机制、减少社会矛盾的关键手段，也是保障旅游项目落地和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1 文献综述
　　社区居民作为乡村旅游发展的关键利益主体，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研究内容包括开发不同量表对当地居民对旅游发展感知和态度测量[6-9]、辨识形成不同态度感知的因素[10-15]、构建基于不同理论的态度感知模型等[16-19]。關于当地居民态度感知的分类研究始于Doxey愤怒指数模型，该模型暗示居民态度是一个可预测的单线性过程，同一阶段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和反应具有同质性[20-21]。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接受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发展态度具有异质性的结论[22]，并将影响居民征地态度和意愿的因素归结为居民个体特征[23-24]、居民家庭特征[25-27]、土地属性特征[23，25，28]和心理特征[23-29]等。Butler生命周期理论认为，旅游地的形成经历探查、参与、发展、巩固和停滞5阶段[30]。后续研究发现，旅游地在这5阶段之前实际上还经历了旅游缺失、早期游客到访等阶段[31]。但现有居民意愿研究，无论是单线性过程还是异质性结论，均是建立在旅游地已经成熟或相对成熟基础上旅游地生命周期“后期阶段”居民态度和意愿的测量。在乡村旅游开发土地收储阶段——旅游地生命周期“前期阶段”，当地居民并没有形成一个稳定、可持续收益，对旅游开发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没有形成清晰认识的背景下，居民意愿是否具有异质性？中国乡村社会因其乡情复杂特性，往往存在不同主导原因作用于居民，并且这些因素会随着环境差异性而存在各种形式的时空动态变化，导致居民意愿态度产生相应的分化。因此，需要进行更细致的分类和更深入的探讨。本研究意在研究旅游地生命周期前期阶段居民对土地收储意愿及其动因机制，为面向可持续发展的乡村旅游社区管理提供科学参考[32-33]。
　　2 研究设计
　　2.1 案例地选择
　　W村位于河北省承德市与北京市密云区交界处的L县，社会生活生产方式以农业为主，大多数年轻人或到大城市打工或在县城买房或租房居住，村里常住居民大多是老年人和留守儿童，生活质量较差。但因村内赋存明长城、古海洋生物化石等独特旅游资源，W村成为网络上知名的户外游览胜地。2016年4月11日，L县政府与北京TXJZ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当地旅游开发规划项目合作协议，决定由TXJZ投资有限公司对W村进行整体旅游开发。2016年5月16日，L县政府发布了W村土地进行土地规划的公告和L县人民政府关于对W村土地进行收储的公告。随后，L县土地储备中心开始对旅游开发涉及W村的662亩农业用地进行收储。截止到2017年8月2日下午16：00，涉及土地收储的77户居民中的76户已经完成协议签订，并在第一时间内拿到了土地补偿款。但由于W村用于旅游开发的农业用地收储和居民房屋搬迁工作分开进行，截至本文投稿时，居民房屋搬迁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当中，且有5户居民没有完成协议的签订。围绕旅游开发导致的土地收储、房屋搬迁以及面对即将离开的固有生活空间，当地居民表现出复杂的意愿，既有故土难离的情感依恋，又有追求美好生活离开故土的期望与向往，且这些复杂的意愿又不断作用于他们针对旅游开发土地收储和房屋拆迁的行为。在正在经历快速社会转型期的广大中国乡村地区，以W村为案例进行乡村旅游开发土地收储阶段居民意愿研究具有显著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2.2 研究方法选取
　　意愿是个人从事特定行为的主观概率，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一般采用量表的方式对其进行测量。但由于量表过于量化，要求评价者需要对量表本身的尺度有着充足的理解和一致的认识，否则其对评价尺度理解的差异会影响结果的准确性和稳定性。本研究目的在于掌握乡村居民对旅游开发土地收储意愿态度特征及其动因机制，标准化量表对以老人和小孩为主的居民意愿态度测量不具操作性。相较而言，参与到当地居民日常生活，通过田野调查的非参与式观察、无结构深度访谈等方法，更容易获得当地居民对旅游开发土地收储这一事件意愿态度的相关资料。辅以笔者与当地居民、村干部之间具有良好互动关系的实际，有条件直接接触各相关利益主体，收集他们因旅游开发土地收储这一事件而导致的情感、意愿等方面的信息，增强了W村居民态度和意愿相关资料获取的易得性和完备性。扎根理论强调对研究过程的考察，能够充分依从数据资料，透过详细分析从中提炼升华理论。近年来，其被引入并广泛应用于我国的旅游研究实践中，已成为基于访谈数据进行理论构建的有效方法。本研究遵循Naresh提出的扎根理论流程[34]，通过“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选择式编码”3个关键步骤，对W村居民面对土地收储这一事件日常生活信息记录进行层级编码分析，深入挖掘旅游开发土地收储阶段居民意愿态度及其动因。为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本研究两位作者分别对数据信息进行独立细致编码，并在编码结束后进行详细且反复的比较、讨论与修正，将一手访谈资料与二手资料进行三角交叉验证形成最终的编码结果。
　　2.3 数据收集
　　自2008年以来，笔者就开始关注W村招商引资和旅游开发的进程。在L县政府与北京TXJZ投资有限公司签订旅游开发战略合作协议后，笔者及其研究团队开始对W村旅游开发土地收储对其社区居民意愿态度影响进行正式研究和数据采集。研究团队累计在W村停留天数达80余天，与当地居民、村干部等利益相关者进行了广泛且深入的访谈和交流，获得了关于W村旅游开发土地收储阶段大量一手和二手信息资料。其中，一手资料来自对不同年龄、性别的当地居民和政府人员等的深度访谈。访谈采取半结构访谈形式，在取得被访者同意后，进行全程录音，研究人员引导被访者，主题聚焦居民对土地收储意愿和态度的表达及其影响因素，同时，给予被访者充足空间进行土地收储中发生事件态度意愿的自我表达。单次访谈时间为30～60分钟，对象包括乡政府工作人员3名，村支书和村主任各1名，普通居民47名，在外务工的居民13名，在其他城市居住、但在本村有自己房产的非常住居民3名，年龄跨度从17岁到76岁，累计次数超过180人次（对访谈对象进行顺序编号：R代表居民）。伴随访谈人次不断增加，获取信息开始在内容上出现重复，且越到研究末期新信息出现的几率越小。对照质性研究数据收集标准，此时研究数据在理论上已经实现饱和。最终，本研究获得当地居民关于旅游开发土地收储意愿和态度的原始有效信息536条。此外，本研究还收集了一定数量的二手资料，包括与W村社会经济发展和旅游开发土地收储相关统计资料、报表，以及政府文件、会议记要等，这些资料成为辅助访谈数据、梳理故事线的重要支撑。
　　3 居民土地收储意愿细分的扎根理論分析
　　3.1 居民土地收储意愿的原始表达及初始概念提取
　　按照扎根理论开放性编码的一般要求，为确保编码结果的可靠性与有效性，避免有可能因时间因素造成的访谈信息的损失，在对W村居民进行访谈、获取原始数据的过程中就立即同步开始进行逐句编码、分类标签以及全部有效数据的登录工作，试图从原始访谈资料中提炼用于理论构建的初始概念，并直到完成本次访谈的编码才开始进行下一次的深度访谈和开放性编码。遵循这样的数据提取原则，通过对居民访谈原始语句进行逐句编码，最终形成了包括女儿出嫁、老人独居，缺少劳力、吃水不便，儿子未成家、买房负担重，不成累赘、帮衬子女等各种开放性语义表达在内的53个初始概念（表1）。
　　3.2 居民土地收储意愿的范畴构建与细分特征
　　在对W村居民土地收储意愿进行初始概念提炼基础上，对所提取的初始概念进行比对，同时为避免工作过程中主观因素可能对开放性编码产生的影响，研究团队尽量使用访谈资料的原始信息作为范畴标签，按照聚类逻辑提取出包括家庭结构、日常困境、权利意识、经济补偿、地方情感、保障预期、土地价值、主体影响、生活改善、经济收益、心理优势、精神满足、积极响应、条件支持、矛盾屈从和顽强抵抗在内的16个范畴。进一步地，为更加清晰地解释范畴的性质和层面，确定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研究团队对已经形成的范畴进行二次聚焦编码，借助主轴式编码分析标准范式，依据各范畴在概念层次上的逻辑性联系，对开放性编码所分别命名的资料和形成的范畴进行重新凝练与整合，从而归纳和总结出W村居民对待旅游开发土地收储阶段意愿的条件、需求和意愿3个主范畴，以及对应意愿的积极响应、条件支持、矛盾屈从和顽强抵抗4种细分类型（表2）。
　　其中，积极响应型居民是W村旅游开发最为坚定的支持者，持有这种态度的居民占全村户数的1/10左右，绝对支持与配合旅游开发进行土地收储是这部分居民的意愿表达，影响这种意愿形成的因素则主要是家庭结构、日常生活困境和对经济补偿的满足程度等。具体来说，一部分是县城没有楼房，但儿女需要带着小孩在县城里租房陪读，一部分是年轻人长期在大城市打工，或者已经嫁入（入赘）外地，村里只有老年人真正居住和生活，吃水、交通等不便利的现实条件成为这部分人坚定支持“走出去”的动力。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老年人希望在自己身体还好、不至于成为儿女“累赘”之前，通过旅游开发土地收储及以后房屋拆迁的补偿，能够在城里为子女买个房子，娶个媳妇，用以补偿他们作为父母没有能够像其他居民一样能够为子女在城里买房的亏欠;或直接带着这笔钱去“投奔”女儿养老，在心理上减少作为女儿“累赘”的歉疚感。从特征上看，这部分坚定支持者大多是真正长期生活在W村，且生活条件相对较差、对现有生活状况不满意的群体。不便利的现实生活以及对生活条件改善、获得相应经济补偿收益及精神上的满足感成为这部分居民急于搬出W村，并坚定支持旅游开发土地收储工作的内在需求。体现在行动中，这部分持坚定支持态度的居民会积极配合工作组进行舆论宣传和土地征收协议的签订工作，也会在“不经意”中试图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把支持土地收储的意愿传递给其他居民。 　　条件支持型居民群体相对成熟和理性，在数量上占全部居民的6/10左右，有条件的支持与配合土地收储工作是这部分居民的真实意愿表达。经济补偿和土地价值是影响其土地收储意愿的重要因素。条件支持型居民群体基本特征是生活条件较为优越，大多在县城或者其他城市已经买有楼房，事实上已经不是该村里的实际常住居民。在开发商已经和政府签订框架性开发协议，旅游开发土地收储公告已经发布的基础上，如何“和开发商或代表开发商征地的政府谈条件，但又不能吓跑开发商，且绝不至于刺激政府实施过激手段而损失自己利益”（R06）成为这部分居民与政府和开发商“有条不紊”进行“商量”，获取更大经济补偿利益和心理优势所追求的目标需求。在这样心理的作用下，不同个体居民拒绝签订土地收储协议、不断寻求与政府谈判的理由也五花八门，如“坟地不可轻易移动”（R03）、“自家同等面积土地产量高于其他家”（R07）等。但所谓的“坟地不可轻易移动”（R03）也并不是完全不能移动，“占也行，那就必须答应我的条件”（R03），说明只要达到一定的条件，如获取更高的“经济补偿”，事实上也是可以移动的;同理，“土地产量高”（R07）也需要更多的“补偿款”加以弥补。一旦所谓的“条件”得到满足，这部分群体对土地收储持反对的态度会发生彻底反转。本质上，这部分群体并不是旅游开发土地收储行为的真实反对者，签或不签只是通向各自经济收益和心理优势诉求是否得到有效满足的一种表现形式。当然，相较于土地收储的积极响应者，这部分居民往往也确实有不急于签订协议的筹码：大多在城里有稳定的住房，不存在急于改善生活状况的诉求。在尽量不与政府意志发生直接冲突的前提下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成为条件支持型居民意愿的真实表达。
　　矛盾屈从型居民户数占全村户数在2/10左右，现实条件下无奈被迫屈从是这部分居民的意愿表达。形成该土地收储意愿的主要作用因素是地方情感和主体影响。一方面，因为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这部分居民对土地和“家园”怀有深厚的感情，已经习惯于这里舒适的气候环境和邻里关系，特别是对一些年龄相对较大的居民而言，随着回迁安置房不会建在W村等信息披露的内容越来越多，土地收储签订协议户数的增加，长期以来的主人意识以及对土地的不舍、对家的情感依恋，以及对陌生环境的不了解成为他们不愿意搬迁的重要原因，甚至有些居民希望从法律层面来研究不签土地收储协议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在土地收储已成为大多数居民内心真实期望，以及只要条件合适就会签字的整体氛围影响下，既找不到足够理由和法理依据不离开自己的家乡和故土，又害怕可能面临的包括政府和开发商在内的常规或不常规手段的干涉（政府的“善意警告”和“最后通牒”），在“没办法，不想搬，让搬就搬”（R15）和“能有啥办法，有意见也不敢说啊，再给你定个串联、影响稳定的罪” （R07）的担心中，以及在包括各利益群体各种形式的“软劝”和“硬劝”下，这部分群体最终还是或主动或被动地陆续签署了土地收储协议。可见，这部分群体对土地有着较为浓厚的依恋程度，他们固然不愿意失去自己的土地和家园，获得精神满足是其内在需求，但又没有坚决地反对或把签署土地收储协议作为交易的筹码，而是在一种集体选择意愿和可能出现的“非常规手段”影响下，在矛盾与无助的心理纠结状态下，成为旅游开发土地收储的矛盾屈从者。
　　顽强抵抗型居民也占居民总数的1/10左右，与积极响应型居民恰恰相反，这部分群体对旅游开发土地收储始终持有坚决反对的意愿，而影响他们这种态度形成的因素则主要包括权利意识、经济补偿、土地价值和对未来保障的预期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14年7月29日修正版）明确规定，“非公益性征收土地的，按土地的市场价值由征收人和被征收人协商补偿，并应支付残地补偿，迁移补偿，邻接地损失补偿，重值房差价补偿”。用于旅游开发这种商业经营行为的土地收储以及其后的回迁房安置等事项，须由土地收储方与当地居民协商制定方案。但从W村旅游开发土地收储的实践来看，无论是开发规划的制定，还是土地收储范围、土地补偿标准的确定，以及之后的异地搬迁方案，当地居民都没有获得参与的权利。绝大多数居民对土地收储的认识和过程均较为模糊，往往用“听说”的表述来传播信息。随着相关信息的逐渐披露，当地居民对于没有能够有效参与决策过程，制定相关规则产生了明显的不满情绪。而随后产生的“只征收圈里地，不征收圈外地，圈外地白送给开发商”（R10）、“回迁房不安置在本地”（R29）、“补偿标准过低”（R32）等直接与老百姓利益相关的问题都成为他们依法主张权利，并顽强抵抗土地收储以及房屋拆迁的根本理由。特别是对于一部分年龄较大且不具备非农业生产技能的居民而言，在丧失原有土地带来的社会保障功能后，在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保障权利的情况下，目前征地制度中一次性经济补偿的做法使他们今后的生活存在很大隐患，过低的经济补偿不足以成为他们未来生活的持续性稳定保障，对未来生活可能存在的不确定预期、甚至悲观的预期成为他们不愿意离开故土，对土地收储持坚定反对意愿的决定性因素。现实条件下满足其经济收益和内心权利主张并获得关注的精神满足是其真正的内心需求。体现在行动上，坚决不签订协议、通过上访等法律途径进行维权成为其内心真实意愿的行动表达。
　　3.3 居民土地收储意愿形成与细分的作用机制
　　在对W村居民征地意愿细分进行整合凝练基础上，为进一步呈现与表达征地意愿细分后各主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需要从已经形成的主范畴中挖掘出“核心范畴”，通过不断进行核心范畴与其他主范畴之间关系的比较分析，梳理出一条清晰的中心“故事线”来刻画核心范畴与主范畴之间的关系结构，从而构建W村居民面临土地收储意愿形成与细分及其作用机制的理论框架。实际上，无论是范畴中的家庭结构、日常困境、权利意识、经济补偿、情感表达、保障预期、土地价值还是主体影响，本质上都反映出当地居民或者是基于个体属性，或者是家庭结构，或者是情感心理的一系列条件特征。而围绕这些差异化的条件，不同居民又会基于各自实际针对旅游开发土地收储这个事件，對土地收储方提出差异化的诉求。一部分生活条件差的居民可能更加倾向于生活改善，一部分已经有了经济基础的居民可能追求更高的经济收益，一部分居民可能更加倾向于获得一种相对于别人更高补偿的心理优势，而还有一部分居民则可能更加倾向于实现精神满足的需求。进一步地，基于不同居民各自条件差异以及需求被土地收储方满足的程度，W村居民面对旅游开发土地收储的意愿形成了积极响应、条件支持、矛盾屈从和顽强抵抗4种细分类型。可见，围绕W村居民对旅游开发土地收储的征地意愿细分这一核心范畴，可以通过条件、需求和意愿这3个主范畴对其进行概括和统领。其完整的“故事线”可表述为“条件-需求-意愿”的关系链形式。其中，“条件-需求”表明社区居民各自生产生活条件的差异性是社区居民产生不同期望与需求的根本原因，而“需求-意愿”表明社区居民各自需求被满足的程度差异是意愿实现细分的动力因素。核心范畴与主范畴之间的作用关系如表3所示。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在“条件-需求”环节中，家庭结构、日常困境、权利意识、经济补偿、地方情感、保障预期、土地价值、主体影响等条件特征是导致社区居民对旅游开发土地收储产生差异性意愿的决定性因素，居民会因自身条件差异而产生生活改善、经济收益、心理优势、精神满足的差异性需求，进一步的需求则成为社区居民各自条件的一种心理响应，随着旅游开发土地收储工作的展开，当地居民会基于各自的需求与土地收储方之间展开不同类型和深度的博弈。而在“需求-意愿”环节中，围绕已经形成的需求这个实际博弈对象，当地居民会根据自己需求是否得到充分满足，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满足，进行自我感知与衡量，并根据这个结果形成积极响应、条件支持、矛盾屈从和顽强抵抗的差异化意愿特征。显然，如果居民的需求得到充分的实现与满足，则会对土地收储产生积极意愿;相反，在需求得不到很好满足的情况下，则会对土地收储持消极意愿。显然，基于各自条件的需求满足度成为影响社区居民对旅游开发土地收储意愿差异的直接原因，意愿则成为对居民需求满足程度的一种结果反映（图1）。
　　4 结论与讨论
　　居民是乡村旅游发展的主体，乡村居民对土地收储的意愿是旅游开发和旅游地形成的关键性因素。W村案例表明，在旅游地开发土地收储的“前阶段”，乡村旅游发展在没有给当地居民以直接收益获得的背景下，当地居民针对旅游开发的意愿存在显著差异性，并可以按照扎根理论将他们的意愿细分为积极响应、条件支持、矛盾屈从和顽强抵抗4种类型。W村居民对旅游开发土地收储的意愿影响机制可归纳为“条件-需求-意愿”的路径模式。即居民个体环境条件存在差异性，异质性条件使居民对土地征收产生不同的期望，在这个过程中，居民会衡量其自身期望需求的实现度，居民对其期望不同程度实现的感知会致使其产生相应不同的意愿态度。对于个体居民而言，乡村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意愿到底如何，取决于他们各自的条件和基于各自条件的需求是否得到了满足，并根据满足程度形成差异化的意愿形态。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视角来看，如果把乡村居民的个体特征和所处的环境特征作为地理要素，而把他们对旅游开发土地收储的意愿作为人文要素，实际上，“条件-需求-意愿”这一作用关系的本质上是地理要素通过影响人的需求——作为中介变量，而最终导致的人文要素——心理或行为选择的变化，其实质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在旅游系统中的一种表现形式。
　　本文以河北W村为例，对乡村旅游开发中居民态度意愿细分类型和机制进行了探讨。但在W村旅游开发土地收储过程中，土地收储和房屋拆迁工作是分开进行的。土地协议签署和房屋拆迁的非同步性是导致当地居民对政府土地收储工作不满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可能也是导致当地居民态度产生变化进而形成不同细分特征类型的影响因素。因此，以河北W村为研究案例地所得的“乡村旅游开发土地收储阶段居民意愿态度细分类型和机制”结论可能会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地方性。并且在民情乡情复杂的中国乡村社会，不同乡村可能会因环境的差异性存在影响居民意愿态度的不同主导因素。伴随时空变化，不同背景下的影响因素和作用程度甚至方向也有可能存在差异。关于居民面对旅游开发土地收储的意愿态度细分类型和机制还需进行不同案例地的对比研究，进而产生一般性的结论。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洪名勇， 施国庆. 欠发达地区农地重要性与农地产权： 农民的认知——基于贵州省的调查分析[J]. 农业经济问题， 2007， 37（5）： 35-43. [HONG Mingyong， SHI Guoqing. The farmers cognition of importance of farm land and land property rights in the less-developed karst-mountainous region： A case in Guizhou province[J]. Problems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2007， 37（5）： 35-43.]
　　[2] 陈廷贵， 佟雨. 农地城市流转过程中农户征地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安徽省望江县农户样本分析[J]. 中国农学通报， 2015， 31（8）： 286-290. [CHEN Tinggui， TONG Yu. The compensation willingness and its affecting factors of landless farmer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farmers in Wangjiang county of Anhui province[J]. Chinese Agricultural Science Bulletin， 2015， 31（8）： 286-290.]
　　[3] JOHANNES P， THOMAS W， CHRISTOPH P， et al. Evaluating the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of Austrian agricultural landscapes： The SINUS approach[J]. Land Use Policy， 2004， 21（3）： 307-320.
　　[4] 王良健， 陳小文， 刘畅， 等. 基于农户调查的当前农村土地征收易引发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研究[J]. 中国土地科学， 2014， 28（11）： 19-29. [WANG Liangjian， CHEN Xiaowen， LIU Chang， et al. The study of social stability risk assessment under current rural land expropriation[J]. China Land Sciences， 2014， 28（11）： 19-29.] 　　[5] FU B J， HU C X， CHEN L D， et al. Evaluating change in agricultural landscape pattern between 1980 and 2000 in the Loess hilly region of Ansai county， China[J]. Agriculture Ecosystems & Environment， 2006， 114（2）： 387-396.
　　[6] GETZ D. Models in tourism planning： Towards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J]. Tourism Management， 1986， 7（1）： 21-32.
　　[7] LIU J C， SHELDON P J， VAR T. Resident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tourism[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87， 14（1）： 17-37.
　　[8] BOLEY B B， MCGEHEE N G， PERDUE R R， et al. Empowerment and resident attitudes toward tourism： Strengthening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through a Weberian lens[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4， 49（49）： 33-50.
　　[9] SOUSA R C D， PEREIRA L C C， COSTA R M D， et al. Management of estuarine beaches on the Amazon coast though the application of recreational carrying capacity indices[J]. Tourism Management， 2017， 59： 216-225.
　　[10] HERNANDEZ S A， COHEN J， GARCIA H L. Residents attitudes towards an instant resort enclave[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6， 23（4）： 755-779.
　　[11] SMITH M D， KRANNICH R S. Tourism dependence and resident attitudes[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8， 25（4）： 783-802.
　　[12] HORN C， SIMMONS D. Community adaptation to tourism： Comparisons between Rotorua and Kaikoura， New Zealand[J]. Tourism Management， 2002， 23（2）： 133-143.
　　[13] KIM S S， PETRICK J F. Residents’ perceptions on impacts of the FIFA 2002 World Cup： The case of Seoul as a host city[J]. Tourism Management， 2005， 26（1）： 25-38.
　　[14] NUNKOO R， GURSOY D. Residents support for tourism： An identity perspective[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2， 39（1）： 243-268.
　　[15] STYLIDIS D， BIRAN A， SIT J， et al. Residents support for tourism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residents place image and perceived tourism impacts[J]. Tourism Management， 2014， 45（5）： 260-274.
　　[16] DOXEY G V. A Causation Theory of Visitor-resident Irritants： Methodology and Research Inferences[C]//Travel and Tourism Research Associations Sixth Annual Conference Proceedings Association， 1975： 195-198
　　[17] AP J. Residents perceptions on tourism impacts[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2， 19（4）： 665-690.
　　[18] PEARCE P L， MOSCARDO G， ROSS G F， et al. Tourism Community Relationships[M]. Oxford： Pegamon Press， 1996： 180.
　　[19] 張朝枝， 游旺. 遗产申报与社区居民遗产价值认知： 社会表象的视角——开平碉楼与村落案例研究[J]. 旅游学刊， 2009， 24（7）： 43-47. [ZHANG Chaozhi， YOU Wang. Applying for world heritage and local residents’ cognition of heritage values： A perspective of social representation：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Kaiping Diaolou and Villages[J]. Tourism Tribune， 2009， 24（7）： 43-47.] 　　[20] WANG Y S， PFISTER R E. Residents’ attitudes toward tourism and perceived personal benefits in a rural community[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08， 47（1）： 84-93.
　　[21] MASON P， CHEYNE J. Residents attitudes to proposed tourism development[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0， 27（2）： 391-411.
　　[22] BROUGHAM J E， BUTLER R W. A segmentation analysis of resident attitudes to the social impact of tourism[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81， 8（4）： 569-590.
　　[23] 許恒周， 郭玉燕. 不同发展水平地区农民被征地意愿及影响因素——基于南京市、鹰潭市的实证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1， 21（1）： 106-109. [XU Hengzhou， GUO Yuyan. Land expropriation will of farmers in regions at different economic level and its influential factors： A case study of Nanjing and Yingtan[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1， 21（1）： 106-109.]
　　[24] 郭玲霞， 高贵现. 基于Logistic模型的贫困地区失地农户被征地意愿研究——以贵州省毕节地区为实证[J]. 中国国土资源经济， 2014， 27（4）： 68-72. [GUO Lingxia， GAO Guixian. Research on the landless intention of land-lost peasants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 based on logistic models： Taking Bijie prefecture of Guizhou province as the object for empirical research[J]. Natural Resource Economics of China， 2014， 27（4）： 68-72.]
　　[25] 罗文春， 李世平. 土地征收中农民意愿的实证分析——基于陕西省关中地区462个农户的调查[J]. 管理现代化， 2010， 29（2）： 38-40. [LUO Wenchun， LI Shiping.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farmers willingness in land acquisition： Based on a survey of 462 farmers in Guanzhong region of Shaanxi province[J]. Modernization of Management， 2010， 29（2）： 38-40.]
　　[26] 王伟林， 黄贤金， 陈志刚. 发达地区农户被征地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苏州农户调查的实证研究[J]. 中国土地科学， 2009， 23（4）： 76-80. [WANG Weilin， HUANG Xianjin， CHEN Zhigang. Land requisition will of farmers in developed regions and its influential factors： A case study of farmers in Suzhou[J]. China Land Science， 2009， 23（4）： 76-80.]
　　[27] 孔祥智， 顾洪明， 韩纪江. 失地农民“受偿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07， 27（6）： 14-19. [KONG Xiangzhi， GU Hongming， HAN Jijiang.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affecting factors of “compensation willingness of the farmers who have lost farmland”[J]. Journal of Shanxi Finance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2007， 27（6）： 14-19.]
　　[28] 穆向丽， 孙国兴， 张安录. 农户农用地征用意愿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湖北省302个农户的调查[J]. 中国农村经济， 2009， 23（8）： 43-52. [MU Xiangli， SUN Guoxing， ZHANG Anlu. Empirical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armers willingness to requisition agricultural land： Based on a survey of 302 farmers in Hubei province[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09， 23（8）： 43-52.]
　　[29] 李建强. 征地过程中的农民权益保障与征地意愿——以四川省泸州市农户调查为例[J]. 农村经济， 2012， 29（7）： 15-18. [LI Jianqiang. Protection of farmers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willingness to expropriate land： A case study of farmers in Luzhou city， Sichuan province[J]. Rural Economy， 2012， 29（7）： 15-18.] 　　[30] BUTLER R W. The concept of a tourist area cycle of evolution： Implications for management of resources[J]. Canadian Geographer， 2010， 24（1）： 5-12.
　　[31] HUNT C， STRONZA A. Stage-based tourism models and resident attitudes towards tourism in an emerging destination in the developing world[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14， 22（2）： 279-298.
　　[32] 王朝華. 对农户土地征用意愿的调查分析[J]. 农业经济， 2009， 28（2）： 38-40. [WANG Zhaohua.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farmers willingness to land expropriation[J]. Agricultural Economy， 2009， 28（2）： 38-40.]
　　[33] 陈晨， 陆铭， 周国良等. 关注城市化进程中的弱势群体——对被征地农民经济补偿、社会保障与就业情况的考察[J]. 经济体制改革， 2004， 21（1）： 15-20. [CHEN Chen， LU Ming， ZHOU Guoliang， et al. Concerned about disadvantaged group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n investigation on economic compensation， social security and employment of land-expropriated peasants[J]. Reform of the Economic System， 2004， 21（1）： 15-20.]
　　[34] NARESH R P. The creation of theory： A recent application of the grounded theory method[J]. The Qualitative Report， 1996， 2（4）： 1-15.
　　[基金项目]本研究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城市旅游综合体的时空演化机制及其对区域旅游格局的影响研究”（41471131）、南开大学百名青年学科带头人项目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旅游扶贫减贫绩效调查与效果评估”（63192810）共同资助。[This study was supported by grants from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to MA Xiaolong） （No.41471131）， the Hundred Young Subjects Leader at Nankai University （to Ma Xiaolong） and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 （to MA Xiaolong） （No.63192810）.]
　　[收稿日期]2018-03-08; [修订日期]2018-12-11
　　[作者简介]代美玲（1994—），女，山西太原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乡村旅游，E-mail： 1363577129@qq.com;马晓龙（1976—），男，河北滦平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与旅游规划，E-mail： xlma@cnta.gov.cn，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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