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甘肃茶马互市与茶马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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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唐宋迄明清，甘肃地区历来是茶马互市的主要地区。甘肃南部地区山川密布、古道纵横、风景殊绝、文化绚烂，堪与滇藏、川藏线茶马古道相媲美。本文主要就明清时期甘肃地区的茶马互市及茶马古道作一简要介绍。
［关键词］甘肃；明清时期；茶马互市；茶马古道
［中图分类号］K92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2-0005-02
因地理位置原因，甘肃地区成为自唐宋兴起的茶马互市主要地区。有明一代，中央王朝对茶马互市极力经营，为维护西部边疆稳定、促进民族融合起到了重要作用。清初，茶马互市继续发挥积极作用，至清中叶，由于国家政权的稳定和马源的充足，茶马互市演变为茶叶贸易而退出历史舞台。
一、 明代甘肃地区的茶马互市
明初，政府为了巩固对西北边区的统治，借鉴唐宋旧法，实行茶马互市，“绸缪边防，用茶易马，固番人心，且以强中国”。[1]明朝茶法相当完备，自产至销形成了一套缜密的制度：产茶有课，贮茶有仓，运茶有法，贩茶有引，管理有茶马司，盘察有批验所，巡视有御史、行人，易马则曾有金牌信符，比价有定，私茶有禁。
明政府对茶马贸易高度重视，设立茶马司专职市易，垄断茶马互市。洪武五年（1372），在秦州（今天水）设立第一个茶马司。七年（1374），在河州（今临夏）设立茶马司。十二年（1379），设立洮州（今临潭）茶马司。三十年（1398），秦州茶马司改置西宁。永乐九年（1411），又在甘州（今张掖）设立茶马司。此后，茶马司的设置或有变更，但至万历年间（1573～1619），仍有河、洮、岷、甘、西宁、庄浪（今永登）六个茶马司。其中河、洮、甘、西宁四个茶马司设置时间最长，终明之世都没多大改变。
洪武十六年（1383），明太祖敕松州卫指挥佥事耿忠曰：“西番之民归附已久，而未尝责其贡赋。闻其地多马，宜计其地之多寡出赋。如三千户则三户共出马一匹，四千户则四户出马一匹，定为土赋，庶使其知君亲上奉朝廷之礼也。”[2]洪武二十五年（1392）三月乙丑，“遣尚膳太监而聂、司礼太监度童赍敕往谕陕西河州卫所属番族，令其输马，以茶给之”。[3]五月甲辰，“尚膳太监而聂等至河州，召必里诸番族，以敕谕之。诸族因感恩意，争出马以献。于是得马万三百四十余匹，以茶三十万斤给之。诸族大悦”。[4]由此可知，明政府赋予茶马互市以特殊形式，即实行“马赋差发”制度，通过封建贡赋的方式征取马匹，然后筹之以相当于马价的茶叶。
为防止边区将吏滥用“马赋差发”制度侵害边民利益，明政府杜绝私人贸易。为此，明政府先后制造了金铜信符和金牌信符，分发给西北各卫管辖下的各族部落，作为官方贸易的凭证。洪武二十六年（1393），制金铜信符，“遣使往西凉、永昌、甘肃、山丹、西宁、临洮、河州、洮州、岷州、巩昌缘边诸番，领给金铜信符，敕谕各族部落曰：往者朝廷或有所需于尔，必以茶货酬之……今特制金铜信符，族颁一符，遇有使者征发，比对相合，始许承命”。[5]洪武三十一年（1398），制金牌信符，“命曹国公杨景隆赉入番，与诸蕃要约，篆文上曰‘皇帝圣旨’，左曰‘合当差发’，右曰‘不信者斩’。凡四十一面：洮州火把藏思囊日等族，牌四面，纳马三千五十匹；河州必里卫西番二十九族，牌二十一面，纳马七千七百五匹；西宁曲先、阿端、罕东四卫，巴哇、申中、申藏等族，牌十六面，纳马三千五十匹。下号金牌降诸番，上号藏内府以为契，三岁一遣官合符。其通道有二：一出河州，一出碉门，运茶五十余万斤，获马万三千八百匹”。[6]明朝把持牌纳马换茶的少数民族称为“纳马”或“中马”之族，把他们的土地草场叫作“茶马田地”，即是以马代赋的意思。属于官府征收的马匹，称之为“差发马”，定期派官前去烙以印记，以备征发，并对征纳差发马的数量、时间及具体实施办法都有严格规定。金牌制的实行，使中央政府有效地控制了西北地区的茶马互市，也巩固了对该地区的统治。
明历代政府为垄断茶马互市，严厉禁止民间私市。《明律》规定：“凡兴贩私茶，潜在边境，与番夷交易；及在腹里贩卖与进贡回还夷人者，不拘斤数，知情歇家牙保，俱发烟瘴地而充军。”“私茶出境者斩，关隘不觉察者处于极性。”[7]洪武三十年（1397），“驸马都尉欧阳伦坐贩私茶事觉赐死”，且“以布政司使司官不言，并伦赐死”。[8]由于官府垄断茶价过高，且往往茶质不好，所以，私茶买卖有大利可图，屡难禁止，并有愈演愈烈之势。“永乐中，帝怀柔远人，递增茶斤，由是市马者多，而茶不足，茶禁亦稍驰，多出私境。”[9]此后，茶禁时紧时松，无一定制。弘治三年（1490），明廷接受御史李鸾的建议，允许西宁、河州、临洮三茶马司召集商人运茶，限定每位商人运茶不得超过3000斤，官府缴纳其中40%，剩余部分由商人自由出售。这实际上是承认了民间贸易的合法性。随着民间私茶贸易的日益兴盛，官营茶马互市渐趋衰落。
二、 清代甘肃地区的茶马互市
清朝初年，由于战事需要，沿袭明制恢复茶马互市，建立了一整套课茶、中茶、易马制度。顺治元年（1644）定例，“每茶一篦重十斤，上马给茶篦十二，中马给九，下马给七”。[10]顺治二年（1645），清政府在西北地区设置西宁、洮州（驻岷州）、河州、庄浪（驻平番）、甘州（驻兰州）五个茶马司，由陕西茶马御史苏京督理。顺治三年（1646），五茶马司积极“招番”中马，当年发茶引1300余道，易马1320多匹。顺治七年（1650），易马2329匹，支茶29.64万斤（包括赏番茶叶在内）。顺治十年（1653），易马3079匹，支茶30余万斤。除官营茶马互市外，一些作战将帅因急需战马还往往私自派人携大量茶叶到边区易马。
康熙年间（1662～1722），由于国内政局基本稳定，对战马需求不再迫切，茶马互市的地位也逐渐降低。康熙七年（1668），裁撤陕西茶马御史，茶马事务由甘肃巡抚监理。康熙三十七年（1698），裁撤甘州茶马司。康熙四十四年（1705），停止西宁茶马司互市活动。康熙末年，又重新恢复甘州、西宁各茶马司的互市活动，但茶马贸易并没有多大起色，形成中马少而积茶多的局面。
雍正三年（1725）规定，在甘肃五茶马司贮存的茶叶，以康熙六十一年（1722）为始，每隔五年处理一次旧茶，并且成为定制。[11]之后，由于洮岷、庄浪、西宁等茶马司的贸易规模逐渐变小，而将其互市的管理机构作了相应调整，西宁司茶务和洮岷司茶务分别归西宁府和洮岷道监管。[12]雍正十三年（1735），清政府下令停止各处互市。
乾隆时期，官办茶马互市愈加萧条，而商人自行贸易的状况却愈加普遍。乾隆二十五年（1761）、二十七年（1763）先后裁撤洮州、河州茶马司，余下的甘州、庄浪、西宁三司也只负责管理茶税而已，不再进行易马。
三、明清时期甘肃地区的茶马古道
明清时期，甘肃地区的茶马古道形成了以古已有之的陇南故道、羌氐道、阴平道、唐蕃古道为基础，以各茶马司为主要关节点的道路网络。
有明一代，茶马古道从秦州（今天水）向南疏通了隋唐时期通成县、两当而入陕西的故道，从巩昌（今陇西）向南疏通了经漳县、岷县、宕昌而达阶州（今武都）的路线。
清朝陕甘总督驻兰州，当时兰州通陕西有三条路线：兰州经安定（今定西）、巩昌、会宁、青家、静宁、隆德、平凉、泾州，由宜燧驿进入陕西，经长武而达西安。这条路线经过六盘山路段的降坡改线和沿路修桥，以及按走车标准拓宽改造后，马车可以畅通，成为兰州官路。兰州经摩云驿（今榆中县境内）、定羌、陇道（今会川）、渭源、漳县、宁远、秦州（今天水）、西河、成县，由两当县进入陕西至凤县。由秦州至清水入陕西至陇县，这时已不是驿运干道。
明洪武五年（1372），宋国公冯胜修建兰州黄河浮桥，从兰州经永登至青海的交通不断得到改善。隆庆元年（1567），河州参将张翼、知州聂守中，开渠灌田，复在黄河上修桥，使西京至兰州南道，从永靖渡黄河达青海的驿道得以畅通，交通条件得以改善。
甘肃通四川的驿道由兰州南行翻越七条梁，经摩云驿（今榆中境内）、沙泥驿、定羌驿（今临洮境内）、狄道州（今临洮）、酒店驿（今岷县境内）、岷州（今岷县）、阶州（今武都）、文县、碧口镇而达四川。
陇南栈道开凿时间有早有晚，多数在东汉已具规模。陇南北部驿道为羌氐古道，其栈道分布零散，著名的有成县飞龙峡栈道、西狭栈道，徽县嘉陵栈道，两当云屏栈道，西和石峡栈道，康县望关栈道，礼县铁笼山栈道等。南部宕昌、武都、文县境内驿道为阴平（今文县）古道一段。阴平栈道开凿于岷江、白龙江、白水江的深谷绝壁上，或三五里，或一二里，时断时续，惊险壮观，为陇南古奇。
明清时期，陇南山区各条驿道上的栈道，都曾进行过修缮，从而保证了驿道的畅通。陇南山区干线驿道主要有两条：一条穿过武都、文县全境通往四川，另一条是由秦州经西和、成县、徽州、两当至陕西。上述两条驿道上的栈阁至今遗址尚存，说明明清时期陇南山区的群众和地方官府对栈道的建筑、维修有重大贡献。
［注释］
[1]《明史》卷80《食货志》。
[2]《明太祖实录》卷151。
[3][4]《明太祖实录》卷217。
[5]《明太祖实录》卷225。
[6][7]《明史》卷80《食货志》。
[8]《明太祖实录》卷253。
[9]《明史》卷80《食货志》。
[10]《清史稿》卷124《食货志》。
[11][12]乾隆《甘肃通志》卷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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