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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中国比较文学:发展脉络、现状及展望

作者:未知

  摘 要:1924年,从哈佛大学学成归来的吴宓在东南大学开设了中国第一个比较文学讲座,标志着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正式兴起。历经一个世纪的发展,中国比较文学从萌芽到初步发展再到最后走向繁荣,其间进程漫长曲折。文章在简要概述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争论的基础上回顾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四个阶段,就每个阶段的社会历史背景及主要代表人物与成果进行阐述,最后重点分析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现状,并对未来发展前景进行展望。
  关键词: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跨文化;跨学科
  中图分类号: I0-03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9)03-0094-06
  一般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形成于19世纪70年代的欧洲,1866年英国学者波斯奈特的專著《比较文学》出版、1877年德国学者科赫创办第一份《比较文学》杂志以及法国戴克斯特创办第一个比较文学常设讲座这一系列事件标志着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走上历史舞台。19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西方文化潮水般涌进中国,中西文化与文学的比较研究在中国逐步兴起,尤其从20世纪初期至20年代,中西小说、戏剧、诗歌的比较研究成为热门话题。在此之后,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正式兴起,其突出标志是毕业于哈佛大学比较文学专业的吴宓于1924年在东南大学开设了中国第一个比较文学讲座。
  一、关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争论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这一名称最初是由两位中国台湾学者——古添洪和陈慧桦在1976年出版的《比较文学之垦拓在台湾》一书中提出。1977年,美国著名汉学家John Deeney吸收这一名称并加以使用,他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一文中提出了一系列设想以及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要努力的三个目标[1]。尽管如此,国内学者关于中国学派存在明显的分歧。卢康华、孙景尧(1984)在《比较文学导论》一书中指出,由于缺乏系统性的方法论及理论体系,当时并不具备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成熟条件[2]331。曾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的乐黛云(2005)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这一提法同样持较为谨慎态度。她认为,中国学派只是比较文学众多理论体系中的一种,用这个词来概括当前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体系,反而会使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陷入狭窄的范围,因为每一个学派思想都是历史演化的自然过程,比如法国学派、美国学派[3]。Wang Xiaolu 等(2013)认为,所谓的中国学派过于注重比较文学的中国化,这有可能阻碍其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开展研究,他们以比较诗词为例,认为人文主义尤其是比较诗学的重要性和关联性是研究和探索不同文化和文学从而使诗词的相关知识得以较好地保存并传递下去[4]245。
  总体而言,对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争论是一个有益的学术话题,任何民族(国家)文学的发展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并且都要接受来自域外文学、文化的影响。中国比较文学同样是在这种状态下前行。尽管有不同的声音、也会遇到各种问题,但在世界比较文学体系内,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群体绝对是不容忽视的,也会随着时间的前行而不断发展、完善,总结出自己的一套理论和方法,中国学派必然会水到渠成地产生。
  二、中国比较文学发展脉络
  从总体上看,中国比较文学经历了近百年的传承,从20世纪前20年的萌芽,作为一门学科开始孕育成长到新中国成立前近三十年的初步发展,再到新中国初三十年的发展滞缓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繁荣期,其间经历了漫长曲折的进程。中国社会近百年的发展演变给予中国比较文学演化最基本的推动力和生命力。
  (一)萌芽期(20世纪前20年)
  1.中国比较文学萌芽的社会背景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指导下,中国开始主动引进西学,而由翻译热潮引进的外来文化、文学,极大地冲击了中国传统文学,一定程度上触发了中国比较文学意识的萌芽。这一社会发展背景直接决定了中国比较文学最初的定位与研究重点,即以外国文学及理论为参照,反省中国文学,发现中国文学的优势、寻找中国文学的不足,在比较中求异并促进中国文学成长。
  2.代表人物和主要成果
  这一时期的翻译文学成为中国比较文学萌芽的温床[5]16。以林纾为代表的一批翻译学家的翻译文学展现了当时海外崭新的文学世界,也为国人评判中国文学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对比外国先进文学,他们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学的不足,包括小说创作固步自封、某些题材类型缺乏、内容与描写手法上也存在诸多缺陷等。总体而言,这一时期中国的比较文学核心是中西方文学比较,其重点在于小说比较。由于缺乏比较文学学科意识和自觉,这一时期的中西方文学比较多为简单的文学比较。不过,王国维的比较文学评论与鲁迅的世界文学评论在当时无论是观念还是方法都相对超前,具有典型意义。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中提出“学无中西”,中西学术一脉相通的理念[6]403-405;在《红楼梦评论》(1904)中最早援用外来理论来评价中国文学,某种程度上开比较文学阐发研究的先例。鲁迅在1908年发表的《摩罗诗力说》一文中将世界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全方位开展中西方文学比较,在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二)初步发展期(20世纪20年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1.中国比较文学初步发展的社会背景
  20世纪20年代中国进入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五四运动促使西方文化、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及文学产生激烈碰撞,导致中国新文化、新文学在时代变革的基础上开始脱颖而出,中国比较文学也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比较明显的标志是中国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确立。1924年,从哈佛大学学成归来的吴宓在东南大学开设了中国第一个比较文学讲座,之后,清华、北大等先后跟上,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在中国高等学府立足。
  2.代表人物和主要成果   与萌芽期相比,这一时期部分学者开始有意识地从事比较文学研究,中外文学比较的目的转向文学本身,而这也成为比较文学在中国真正建立的重要标志。同时,中国学者开始有意识地翻译外国比较文学著作,形成于欧洲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与方法开始引入中国,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主要有郑振铎、胡适、朱光潜、梁宗岱、钱钟书等。其中,郑振铎最早、也是最系统地阐述比较文学观念并将之贯彻于研究中。他在《文学的统一观念》(1922年发表于《小说月报》)中论述了世界文学的整体性、联系性、统一性,逻辑严谨、视野开阔是我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史上的重要文献之一。除此之外,胡适的《歌谣的比较研究法》(1922)、梁宗岱的《诗与真二集》(1936)、朱光潜的《诗论》(1943)以及钱钟书的《谈艺论》(1948)等比较文学专著或涉及比较文学的论著,在研究的深度、广度以及質量和影响力上都超过了以往,是中国比较文学走向繁荣的重要标志。
  (三)滞缓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结束)
  1.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缓慢的社会背景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以恢复生产及国民经济建设为重心的建国方针到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再到“文化大革命”,中国不但再次处在与外部世界封闭隔绝的状态,而且国内文学艺术研究也处于沉寂、滞缓的状态。学者们不能,也不敢公开倡导比较文学。而且比较文学作为一种纯学术的研究也难以贯彻当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要求,尤其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整个文坛处于荒芜状态,更谈不上比较文学研究。
  2.代表人物与主要成果
  这一时期比较文学的萧条和沉寂体现在上一时期有过比较文学丰富研究经验的学者大都偏离了比较文学,或改投他行或转变研究方向,另一体现则是比较文学学术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都大大降低。根据《中国比较文学年鉴》(1986)统计,在这一时期有关比较文学方面的文章仅140余篇,并且多数在今天看来流于表面化,研究深度不够[7]25。当然,这一时期也并不是全无收获。比如,季羡林有关中印文学关系的实证研究、范存忠等人的中西文学关系史研究、冯雪峰等人的鲁迅与外国文学关系的专题研究以及钱钟书、杨绛的中西文学跨学科平行研究等。不过,这一时期中国台湾及香港地区的比较文学则开始兴起。1973年,台湾比较文学学会成立,标志着台湾地区比较文学的全面振兴。1978年,香港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并开展相关的学术活动和举办比较文学学术会议,标志着香港比较文学研究进入发展和振兴时期。
  (四)繁荣期(1979年以后)
  1.中国比较文学繁荣发展的社会背景
  1978年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宣布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大地万物复苏,国内政治环境逐步改善,教育和文化事业也开始复苏并走上正轨,这为比较文学的复兴和繁荣创造了良好的内部条件。同时,中国香港及台湾地区比较文学在70年代率先兴起以及外国比较文学的逐步成熟则为中国内地比较文学的发展创造了优良的外围环境。
  2.代表人物和主要成果
  1979年,钱钟书《管锥编》、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的出版,标志着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崛起,揭开了中国比较文学繁荣的序幕。进入80年代,几位资深学者陆续出版了比较文学方面的论著,如宗白华的《美学散步》(1981)、季羡林的《中印文化史论文集》(1982)、金克木的《比较文化论集》(1984)、杨周翰的《攻玉集》(1984)等。与此同时,中国比较文学开始自觉融入国际比较文学中去。在1982年召开的第十届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大会上,来自北大的杨周翰以及港中大的郑树林当选为执行局理事;1985年第十一届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大会上,杨周翰被选为副会长。来自国际比较文学的影响进一步推动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意识的强化,中国比较文学也开始朝着体系化、组织化方向发展,包括各大学比较文学课程的设置、独立的比较文学教研机构的建立等,最具标志意义的是1985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正式成立。同时,以杨周翰、乐黛云、杨乃乔、贾植芳、范存忠、曹顺庆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出版了多部比较文学专业教材和相关理论专著(如《比较文学导论》《比较文学原理》《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中外比较文论史》等),为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三、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现状
  虽然关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争论至今没有结果,但作为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发展,中国比较文学在近百年的曲折发展中仍然取得了一定成果,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比较文学学科意识的强化、中外比较文学交流日益广泛,中国比较文学在高校学者的推动下茁壮成长。
  (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特点
  跨文化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最重要特点。从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脉络可以看出,中国比较文学意识的产生最初是在西方思潮影响下由中国学者翻译西方文学作品开始的,以朱光潜、钱钟书、鲁迅等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学者在中西文学跨文化比较研究中吸收西方先进思想和理论并为我所用。因此,中国比较文学在其产生的那一刻就被烙上“跨文化”的深深印记。正如曹顺庆所指的那样:“因此,我们可以说,跨越中西方异质文化,正是中国学派的基本立足点,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区别于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最突出的特色所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基本特征,就在于探讨这种跨越中西方异质文化的文学碰撞、文学浸透、文学误谈,并寻求这种跨越异质文化的文学对话、文学沟通,以及文学观念的汇通、整合与重建。”[8]
  (二)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现状
  1.方法论
  综合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现状,一些专家学者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方法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朱光潜认为,真正的比较研究必须兼顾纵横两个方面,纵的即历史文化遗产,而横的则是各民族、各国的相互影响。严绍璗提出,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应在不排斥影响与平行研究的基础上,从实践中摸索出综合性研究的方法论[9]111。乐黛云则提出中国比较文学“和而不同”的文化策略,认为“和而不同”原则以“最少侵犯不同文化群体的利益,最大容忍不同文化群体特点”为解决人类文化面临的多元化与一体化、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两难困境提供了重要价值的文化资源[10]。事实上,回顾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可以发现,中国学者在比较文学研究的实践过程中,使用最广泛的依然是发展较为成熟的影响研究法和平行研究法,只不过是在承认上述两种研究方法优点的基础上加以吸收利用,而这也符合严绍璗的“综合性研究方法论”以及乐黛云“和而不同”的文化策略。   关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不得不提的是“阐发研究”。阐发研究是中国台湾和香港学者在中国跨越中西比较的文学研究过程中,试图提出的一种可以互补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一种研究方法。阐发研究“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以开发中国文学的宝藏……而其援用也往往加以调整,即对原理论方法作一考验,作一修正”[11]178-179。
  对于“阐发研究”,国内学者持不同观点。曹顺庆(1997)认为,中国与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是中国比较文学“阐发研究”产生的基础及其特色所在,正是中西方的跨文化阐释构成了中国比较文学独树一帜的方法论“阐释研究”[12]。李平和程培英(2012)则认为,包括“阐发法”“异国比较法”等在内的方法并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法,尚无法构成区别于法国学派影响研究和美国学派平行研究的中国比较文学独特而有机的方法论体系[13]。仔细审视上述关于中国比较文学方法论的阐述,可以发现,相比法国学派影响研究和美国学派平行研究,中国比较文学方法论体系尚未成形,这既有中国比较文学发展历史的曲折而导致学科体系发展延续性的不足,也有学术实践支撑不够丰富的原因。
  2.中国比较文学近年研究综述
  随着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逐步成熟以及国际化趋势的愈益凸显,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进一步增强。中国比较文学自改革开放以来繁荣发展至今已有四十年,三十而立的中国比较文学也在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在继续深入探讨民族文学和国别文学研究、比较文学视阈下的翻译研究、比较诗学研究的同时,以伦理学、神学为线索开展跨学科研究、以文学人类学为切入点拓展和创新比较文学研究、更加注重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比较文学疆界与范式研究,并把中国文学进一步融入世界文学,在世界语境下探讨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及中外文学关系。
  中國比较文学最初受到美国学派平行研究及跨学科研究的熏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跨学科研究也逐步深入到包括伦理学、神学等学科领域。比如,赵兴勤(2005)从伦理的角度考察小说,根据历史条件、社会环境探究小说与道德伦理的相互关系和这种关系的变化发展[14]9。而何云波(2015)则认为,跨学科研究不能仅仅讨论伦理与文学之间的异同和相互影响,而是要在这种探讨基础上进一步关注两者的立场与出发点,使之相互融通,这才是跨越伦理学与文学两个文科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15]。在曹洪洋(2015)看来,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成功的对策之一,经过百年的发展,比较文学视域其实就是跨学科的视域,比较文学已经走向“跨学科的研究”[16]。于是我们会看到中国文学与神学、宗教学思想的碰撞与砥砺。国内学者从中国文学文化与基督教的关系展开研究[17]。作为文学与宗教关系研究的重要纽带,《圣经》成为研究的重要工具。梁工对读者反应理论与圣经批评、德里达与圣经文学解构批评等传统论域展开研究[18]。杨慧林(2015)认为当代西方思想对神学命题的解析所呈现的“关系结构”,使“真理、主体、事件”跳出单向逻辑,在相互之间关系中重新定位,这种对“形而上学语法”的质疑和化解可以为比较研究提供借鉴[19]。
  随着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勃兴,文学人类学研究热潮近年来悄然兴起。文学人类学从人类学与文学的相互作用这个角度着眼,透析文学创作观念变革与文学研究范式革新的重要学术思想动力。当然文学人类学研究通常会和民族研究一起。比如,徐新建的比较文学人类学研究就特别强调跨族群对话,认为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国情及特征使中国比较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踏上了既跨国又跨民族的双重路径[20]。在此基础上,徐新建通过分析现代中国人类学领域的几种代表性观点,阐明在中国这样多民族国家语境下对人类学的解释与分析,也由此延伸与拓展人类学研究[21]。应该说当前文学人类学研究已经成为深化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引擎。国内的文学人类学紧贴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固有资源,并以跨文化比较的方法论对不同文化做出相互启发与映照的阐释。对此,蔡熙(2017)在对中国百余年文学人类学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指出,中国文学人类学百余年研究有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那就是文学人类学的本土化。而所谓的“本土化”是指运用西方的相关人类学理论及方法论来阐释中国文学中的具体问题,从而构建中国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22]。
  中国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也是现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热点,是现当代中国文学建构的基本命题之一。21世纪初,关于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的话题引起文学研究者的高度关注与热烈讨论[23]。陈思和认为,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中国文学不应该被描述成纯粹的、被动的接受者,而应在同等地位上进行研究。同样,宋炳辉认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应该是双向互动、平等对话的关系,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揭示其所蕴含的世界性因素[24]。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这种对中国文学世界性的认识同样唤起了文学研究者将研究的目光引向中国文学本身的创造性及独特价值,而不仅仅局限于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以2012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为标志,对中国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研究再次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当然,莫言的获奖只能说明中国文学在世界多元文化中有了一席之地,我们仍需要脚踏实地地直面中国文化在世界多元并存文化体系中的处境及地位。正如孟繁华(2018)指出的那样,近年来国内文学创作在价值取向上呈现积极乐观的景象,中国文学传统日益受到重视并被越来越多的文学创作者经过现代转化再创造,本土元素日益突显,而在与外来文学传统的参照与对比中,也进一步认识了中国传统文学[25]。
  四、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展望
  经过数年的发展,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队伍已相当可观并持续扩大,研究机构和理论阵地也相对稳定并继续增多,研究成果数量及质量逐年提高,其学术影响越来越广泛。尤其是以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为核心开展的学术活动,越来越受到社会及世界所瞩目。所有这一切,昭示着未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有可能取得世界公认的理论成果,真正形成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推动中国比较文学走向世界前列。   首先,在中国比较文学界已经聚集了一批对现代比较文学训练有素、文学功底雄厚扎实,踏踏实实从事教学和科研的中青年学者,这是中国比较文学走向世界的人才优势。这批学者多数是在改革开放后接受文学训练的,有些还是在国外接受的现代比较文学训练,因而他们既能够摆脱中国传统比较文学理论的束缚,又能够避免西方比较文学者的某些片面性。他们可以在对传统比较文学理论的批判和扬弃过程中,开拓自己的发展道路,并在概括和探索现实文学理论中提出和发展新理论。当然,尽管现代比较文学经过百年的发展,已经日趋完善,但仍存在着不足和缺陷,远未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尤其是中国这样发展中的比较文学。
  其次,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提供并将继续提供丰富而生动的经验素材,这是中国比较文学走向世界的资源条件。文学理论发展史表明,一国的文学理论要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公认或国际化,为世界文学发展做出贡献,就必须在理论上有所创新。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经历了并将继续进行一场世界历史上罕见的伟大的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这种变革范围之广、影响深远,是前所未有的。身处中国改革和发展大潮的中国比较文学家和研究学者不仅可以从已有的各种理论中汲取营养,而且有幸亲自参与这一巨大转型过程和实践,近距离地观察和研究中国自己独特的社会转型和发展,就有可能从中抽象出全新的文学理论。这种理论尽管在形式上不试图做出一般性的概括,但其独特的国别性中就包含着一般意义。
  再次,随着改革的深化以及学术研究的规范化,比较文学研究领域日渐形成了一种探求真理、百家争鸣的宽松研究环境,这是中国比较文学实现理论创新的环境条件。学术争鸣是人文科学进步的动力,已成为学人的共识。比较文学研究学者们正在努力营造一种追求知识、不断探索、大胆争鸣的学术氛围和研究环境。对不同的學术观点普遍采取宽容的态度,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批评和反批评,鼓励学术争鸣。这必然会促进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
  最后,“双一流”建设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北大、北师大、复旦等六所高校的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进入一流学科建设名单,之后相关高校纷纷发布“双一流”建设方案。而在国家层面,中央财政将中央高校开展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纳入中央高校预算拨款制度中统筹考虑,并通过相关专项资金给予引导支持;地方层面,地方高校开展“双一流”建设所需资金则由地方财政统筹安排,中央财政通过支持地方高校发展的相关资金给予引导支持。可以说,“双一流”建设的相关支持保障措施将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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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Chin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Development,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spect
  CHEN Meiy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108, China)
  Abstract:In 1924, Wu Mi opened the first Chin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lecture at Southeast University, marking the formal ris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 a subject in China. After a century of development, Chin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has experienced a long and tortuous process from bud to initial development and then to prosperity. The article reviews the four stag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on the basis of a brief overview of 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Chinese School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expounds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each stage and the main representative figures and achievements. Finally, the article focuses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research in China, and looks forward to the future.
  Key word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hinese School; cross culture; cross discipl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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