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灯照进北京之夜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电灯第一次照进北京的夜晚，地点是在西苑，也就是现在中南海怀仁堂附近。1888年底，购自丹麦的，价值6000两白银的发电设备在西苑电公所的机房内嗡嗡作响，第一盏电灯随即照亮了仪鸾殿外的夜空。时年53岁的慈禧走出仪鸾殿观灯，发出“电灯真亮啊”的感叹。对于这盏电灯的更为官方的评价是“铁路纵横于西苑，电灯照耀于禁林。”
　　
　　在这里，我不想夸大电灯为北京之夜带来的影响。“照耀于禁林”的第一盏电灯只照亮了仪鸾殿西围墙外的一小块地盘。西苑电公所成功运行一周年后，也就是1890年，颐和园电灯公所在昆明湖东南的耶律楚材祠附近建成，颐和园内的戏台上安装了“大炭精灯”（弧光灯的一种）。到了1903年，电灯总算进入了颐和园生活区的核心部分，来自上海德商荣华洋行的工程师将一盏复杂的彩色的玻璃吊灯悬挂在乐寿堂中（这盏灯至今还在乐寿堂中展出）。
　　从1888年到1906年，京城的装灯架线活动进展缓慢，电灯对市民生活的影响几乎为零。除了紫禁城、西苑和颐和园外，还有东交民巷一带――1899年，德国西门子贸易公司在东交民巷建了一个商用发电厂――电气灯公司，开始向附近的领事馆、银行和洋行提供照明电力，几年后，照明的范围扩大到东长安街、崇内大街，东单二条和三条。
　　情况在上海和天津却大不相同。在1882年～1892年间，上海工部局已经将外滩南京路上煤气灯全部换为电灯，上海士绅继而将装电灯上升到：“争图光明以壮国威”的高度，在外马路及大码头大街也装上了电灯。至于天津，电灯进入天津是1886年，按照当年《泰晤士报》的说法：“在路灯方面，天津，特别是英国租界，进展得更为迅速，甚至于超过了上海与其他远东城市。远东的街道照明设备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与英租界相比。”
　　电灯真正提高北京之夜的亮度是从1905年开始。官商联手经营的华商电力公司（正阳门内顺城街路北的26号院，后北京电力局所在地）1905年开始为市区的8000盏电灯供电，这些电灯照亮了新派的商店、官府和少数街道。当年的官办街道照明电灯主要集中在东城区。根据1911年的统计数字，北京内城的官办电路灯和公办电路灯有660盏。华商电灯公司的石景山电厂（1921年，石景山广宁坟）2兆瓦汽轮发电机安装完毕，到1937年为止，石景山电厂一直是华北最大的发电厂。电灯路灯的数量由于供电范围扩大而增加。1938年，北京城的电灯路灯的数量达到了1.3675万盏（1990年，市区路灯的数量为6.8484万盏）。
　　
　　关于当年的电灯照明效果，1882年的《申报》曾经做过如下描绘：“是晚天气晴和，各电灯点亮后，其光明竟可夺目。美记钟表行只点一盏，而内外各物历历可睹，无异白昼。福利洋行亦然。礼查客寓中弹子台向来每台须点自来火四盏，今点一电灯而各台无不照到。凡有电灯指出，自来火灯光皆为所夺，作干红色。”文中的自来火指煤气灯，煤气灯比电灯更早进入中国，但在北京地区却更多地使用煤油灯用作街道照明。
　　我们或许可以趁机遥想一下，电灯介入照明前的北京夜景。1911年，在电路灯数量达到660盏的时候，煤油路灯的数量是5745盏。煤油灯传入北京的时间比电灯早10年，1870年后，官办煤油路灯出现在紫禁城各门、前门和地安门附近。这些要道上的煤油路灯配有纱罩或是六角型的玻璃罩。一些小胡同随后也装了煤油壁灯。壁灯的形状像半个亭子，亭子中间安一盏小煤油灯。胡同里壁灯的灯位很高，更夫们搬着梯子为它们添油，并将它们一一点燃。
　　民国时的《启蒙画报》上曾登过一幅有关煤油路灯的配画新闻，题目是《乡下人真倒霉》，讲一个乡下人进北京，走到西四牌楼，撞上了一个看守煤油路灯的更夫，把煤油灯罩撞碎了三个，二人为此争执，巡警赶来制止，让乡下人把随身的包袱放在煤油店抵押赔偿，日后再拿赔钱来赎。
　　尽管有资料说，早年装在北京主要街道上电路灯都蒙着厚灯罩再包上铁丝网――出于防盗考虑，影响了照明效果。但电灯毕竟让夜晚的北京越来越接近所谓的现代大都市。宣统年间，竹枝词写南城的陕西巷――“楼阁连云，电灯明似昼。”1914年，第一大舞台（珠市口大街）的每一场表演都在电光布景下上演。1917年，住进北京饭店的住客开始享受电灯电话。同年，香厂路和万明路交界的大世界成为第一批用电灯照明的京城商场，城南游乐场（今友谊医院南）使用了广告灯箱。
　　
　　电灯追捧者称之为“夜行信步无危险，况是街街有路灯。”与煤油灯相比，电灯显然更利于夜间交通。 1902年，北京城引进了第一辆汽车（一辆为慈禧购置的美国杜依亚三缸水冷汽油机式汽车）。1919年3月到12月间，北京城的汽车数量增加了645辆，到达1164辆，此外，北京还有两轮马车4198辆，人力车17815辆（1921年的《北京社会调查》）。1924年底，有轨电车的前门至西直门线试运行，在电车公司专用电厂建成前，部分电力由华商电灯公司提供，每个电车站都会悬一盏带红玻璃罩的电灯，天黑或有雾的时候，远远也能望见。
　　有据可查的最早安装电灯的私人用户是安定门内菊儿胡同的怀塔布，其人在戊戌变法后曾任左都御史兼内务府大臣。随后，东厂胡同的荣禄名下的宅院也装上了电灯。1909年，已经有600多户官员住宅用上了电灯。随后几年，京城的富户人家都用上了电灯。但装灯的热情并没有迅速扩散到城市各阶层。到了1945年前后，北平市民的住房通电率不过30%。
　　电灯迟迟不能走入平民宅院的原因有二，一是供电效果不好，灯光昏暗且经常停电，“惟工程现状，殊欠整理，不特各处电压不足，灯光暗淡，有碍公用，”（1934年的《北平华商电灯公司视察报告及改善意见》）在1947年〜1948年间，市民称华商电灯公司为“黑暗公司”。即使是装了电灯的住户仍然要常备蜡烛应急。二是价格过高。建在东交民巷的“电气灯公司”曾经向政府要求扩大供电范围，而清政府却决定把供电市场全部留给了官商联手的“华商电力公司”。华商电灯公司因垄断了除使馆区外，全市范围内的售电业务，而能操纵电价。在1929年，在市民呼吁下，北平市政府就曾勒令电灯公司减价。抗战前的电价是每度电2.2角，到了1947年，电价也随物价飞涨到每度41000元。所以即使安装了电灯的市民家庭也选择关电灯，点煤油灯。
　　有一段关于辜鸿铭的逸事便由电灯和煤油灯而起。1920年前后的某个晚上，辜先生在东椿树胡同（现柏树胡同）的家中请客，赴宴的外国人参观了在昏暗煤油灯照耀下的小院，建议他改用电灯，辜鸿铭只能对以:“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工夫。”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8/view-903265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