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边主义与双边主义的博弈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 要] 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使得多边主义在全球取得飞速发展。冷战后至今，多边主义在东北亚地区取得一定进展。但由于东北亚地区现有的国际关系体系仍是双边主义性质的，以至于关于东北亚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探索都受其影响，难以取得根本性进展。从美国的战略选择出发，并通过分析六方会谈及中美日大国协调两个案例，我们将发现东北亚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艰难困境。
　　[关键词] 多边主义；双边主义；美国的东亚战略；六方会谈；大国协调
　　[中图分类号] D829.3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007 (2011)01-0095-05
　　[收稿日期] 2010-09-20
　　[作者简介]仇发华，女，法学博士，上海理工大学讲师，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东北亚地区安全合作、地区主义、朝鲜半岛政治及中国外交等。(上海 200093)
　　
　　冷战结束后，随着地区一体化的发展，地区安全合作取得很大进展。虽然东北亚地区尚未摆脱意识形态的对立，但冷战后多边主义已经渗透到该地区的国际事务中。这些多边主义不仅反映在地区经济合作上，而且在地区安全问题上也有所体现。然而，多边主义的萌芽及发展并未在东北亚地区导致一个有效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目前，东北亚地区安全呈现出多样化的复杂局面，既存在多边主义倾向，也存在不利于多边安全合作的因素。东北亚地区多边安全合作难以有效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东北亚国际关系 体系仍建立在双边体系基础上。这一根本特点使得东北亚地区安全合作徘徊在“双边”与“多边”之间，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充满了重重阻力。
　　
　　一、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格局的双边特征
　　
　　从古至今，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关系就处于复杂多样的双边关系中，双边结盟的“连纵”、“制衡”现象在东北亚地区国家之间频频发生。到了近代，西方大国势力延伸到东北亚地区之后，东北亚地区的双边关系在外力介入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展现。二战结束后，由于全球冷战的爆发，东北亚地区也被纳入到冷战两极格局的对峙中，这为双边关系提供了更好的发展平台。几乎所有的东北亚成员国都有着复杂的双边关系，如中朝、中苏、朝苏、韩美、美日等。一些至今仍对东北亚地区政治格局影响重大的双边关系也是在冷战时期建立起来的，如美日、美韩、中朝等具有军事战略意义的双边同盟关系。冷战结束后，冷战格局瓦解，虽然多边主义也开始在东北亚地区政治中出现，但双边特征仍然主导了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关系。双边主义不但没有让位于多边主义，反而不断得到强化和发展。冷战后，在东北亚安全结构中，多种多样的、性质不同的双边关系仍然是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格局的重要特征。东北亚地区既有传统的中朝、美日、美韩军事同盟关系，又有随着局势发展新生的“伙伴关系”，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俄日互相信任伙伴关系、中日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中韩合作伙伴关系及中朝友好合作互助关系、俄朝友好合作关系等。这些纷繁复杂的“双边关系”不仅随着地区局势的发展而进一步得到调整，而且仍是主导东北亚地区国际政治的主要力量。无论是 朝鲜半岛的统一问题、悬而未决的朝鲜核问题，还是中国台海问题，日本与邻国关系问题，都既反映了东北亚地区双边关系发展的复杂性，又说明在东北亚地区任何多边主义的发展仍然摆脱不了双边关系的束缚。
　　出现这一局面的原因如下：第一、从古至今，东北亚地区有适于双边关系发展的良好环境，因此随着历史的变迁，双边关系非但没有成为应该抛弃的陈旧模式，反而在新形势下日益得到加强。第二、东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结构使得东北亚成员国选择双边结盟或通过双边关系解决问题的模式，而对多边主义持怀疑态度。第三，冷战在东北亚地区的深远影响，由意识形态及冷战思维的分歧导致的矛盾并没有随着冷战结束而得到缓解。在冷战后，尽管过去不同阵营中的成员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得到飞速发展，但意识形态及政治经济体制的差别仍是阻碍东北亚地区多边主义合作的巨大障碍。目前，双边主义和多边主义都存在于东北亚地区。在东北亚地区安全合作上，多边主义合作的尝试已经出现，但这种路径选择仍摆脱不了各种双边关系的影响。下面从美国的东亚战略选择、六方会谈及中美日大国协调两个多边合作案例来分析这一特点。
　　
　　二、美国战略选择：依其所需而定的“双边”与“多边”政策
　　
　　冷战期间，美日、美韩同盟在东北亚地区起到一种地区平衡作用。冷战结束后，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双边同盟受到了严峻挑战。作为冷战的产物，美日、美韩双边军事同盟已经完成了冷战时期的使命。同时，这种双边性质的政治军事关系，不适应冷战后东北亚地区出现的多边合作要求。针对东北亚地区这种新的发展趋势，美国政府虽然对多边主义表示欢迎，但并没有抛弃双边同盟。根据新形势的需求，美国不断协调和修改美日、美韩双边关系，增强双边军事同盟的职能，使其适应东北亚地区新形势的发展与变化。对于美国在东北亚地区以双边同盟形式还是多边形式存在，美国国内也有多种不同意见。甚至有些人认为，美国在后冷战时期的“同盟”没有必要继续存在，松散的多边机制比同盟更有效，美国未必有能力在东北亚地区建立类似北约的地区同盟等。
　　针对这些不同争论，约瑟夫•奈提出了著名的“奈报告”，主张推行“美国在东亚的领导战略”，断言美国在东亚的领导战略“对于美国和东亚地区各国来说都是最好的选择”[1]。1995年8月，美国推出《东亚战略报告》，该报告基本上采纳了约瑟夫•奈的建议，巩固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和加强美日、美韩同盟。在此后美日、美韩同盟的多次调整中，都表明了美国巩固其在东亚领导地位的倾向，并指出：“美日联盟仍然在确保亚洲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美国在该地区的联盟长期以来一直是地区安全的基础”[2]。这表明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双边同盟再次得到强化。与此同时，该报告还提出“安全多元主义”的(securitypluralism)概念，根据这个概念，美国力图以双边同盟为主，建立以“同盟间合作”(intra-alliancecooperation)和地区多边合作为补充的安全框架。[3](295-317)尽管冷战后双边同盟仍然是美国东亚战略的主要支柱，但随着东北亚地区经济多边合作的呼声愈烈，美国也积极支持东北亚地区出现的多边合作形式，并力图在出现的多边合作形式中发挥主导作用。譬如，美国推动“同盟间的协调”，即在美、日、韩三国之间加强合作，从而在形式上达到了三边合作，这体现了美国力图在东亚地区建立一个在其双边同盟基础上建立多边同盟的构想。美国在东北亚地区之所以积极地推进多边主义合作，仍然是根据其战略需要而做出的选择。
　　由此可见，在双边主义能够解决问题的情况下，美国在东北亚地区不会选择多边主义。美国东北亚战略的出发点是“多边主义是双边主义的有效补充，但绝不是双边主义的替代品”[4]。冷战后，虽然美国提出在东北亚地区建立多边合作机制的构想，但这些框架形 式都需要美国赋予生命力，美国在其中保持绝对领导权，这些框架仅仅是美国在该地区的双边同盟体系联系起来的轮辐，美国则处于中轴。多边主义以美国和它的双边同盟为中心，而不是一个可代换的独立的地区安全合作模式。只要美国双边同盟的性质和职能不变，在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多边机制也不会具有真正的多边性质，因此，也就不会真正成为一个覆盖东北亚地区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
　　
　　三、六方会谈：“双边”与“多边”博弈的舞台
　　
　　六方会谈是为解决朝鲜核问题而成立的多边合作机制，是目前东北亚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探索途径之一。尽管目前六方会谈是多边主义机制形式，但无论从其发展源头还是目前每一次会谈的情况看，它都摆脱不了双边关系的作用与影响。六方会谈既是一种由“双边”到“多边”合作的演变，又是多边合作形式下多种双边关系的复杂较量。
　　首先，六方会谈是美朝无法通过双边谈判形式解决问题的无奈选择。1993年3月，第一次朝核危机通过美朝会谈得到暂时缓解。美国对朝鲜作出了一系列承诺，如，美韩停止1994年度的联合军事演习、美国同意与朝鲜举行第三次高级会谈。1994年10月，美朝之间签署《美朝核 框架协议》，根据该协议，朝鲜同意冻结现有的核计划和接受核查，而美国负责在2003年底前，为朝鲜建造一座2000兆瓦或两座1000兆瓦的轻水反应堆。在反应堆建成前，美国等国家为 朝鲜每年提供50吨重油。在这些承诺之下，朝鲜宣布暂不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2002年 ，第二次朝核危机没有能够通过美朝双边谈判得到解决。在美朝双方无法通过双边关系解决问题的情况下，2003年4月23日至25日，中、朝、美举行三方会谈。在中国协调下，美朝双方各持己见，针锋相对的态度使得这一次会谈无果而终。为了把朝鲜核问题放在多边框架下解决，在美朝认可通过多边解决及中国的努力下，包括美、中、朝、韩、日、俄六方的第一轮会谈于2003年8月27日至29日召开。此后直到2005年11月已经举行了五次六方会谈。通过六方会谈这一发展历程可见，六方会谈这一多边合作机制是由“双边”机制演变而来的，是美朝无法通过双边谈判解决问题下的选择。
　　其次，六方会谈虽然是多边安全磋商机制，但无论是会议中还是会外双边关系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六方会谈这种多边机制的达成是中国利用双边关系积极斡旋而成的结果。在三方会谈无果的情况下，中国在美朝之间及日韩俄等东北亚国家之间展开双边外交，利用双边关系促成六方会谈。在六方会谈召开期间，六方会谈会内、会外各国双边关系都得到了很大发展，譬如，在对朝态度上，美日、美韩等双边关系的协调；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协调，尤其在美朝之间的双边斡旋等。在六方会谈的多边框架下，通过会谈期间各种灵活的活动方式，六个国家的双边交流与沟通都有很大的提高。此外，六方会谈之所以成效甚微，主要还是美朝双边的根本分歧所致。从一定意义上讲，六方会谈能否有所成就，关键还是在于美朝双边关系及双边在核问题上的态度。因此，六方会谈虽是多边机制，但无法摆脱双边关系的作用与影响。
　　在对东北亚地区安全合作的探索中，六方会谈反映了多边主义与双边主义的相互作用与纠缠。尽管目前仍无法预见朝核问题的发展趋向，但六方会谈的存在本身就是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的一个进步。就朝鲜核问题来讲，这一问题被纳入到多边框架下，通过各国外交手段和平解决，没有走向战争，这对于朝鲜半岛乃至东北亚地区的和平无疑具有重大意义。此外，多边安全合作的尝试与探索也会促进双边减少分歧。就美、朝关系来讲，通过几轮会谈的交流与沟通，双方缩小了差距，分歧也在逐渐减少。尽管对关键性的问题双方仍互不相让，但 美朝双方都意识到战争对于彼此的危害。基于这个底线，美朝在第四轮会谈中都不同程度地做了妥协，才导致《共同声明》的达成。六方会谈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双边关系的紧张 ，但美朝双方的根本分歧也使六方会谈举步维艰。六方会谈进程表明，各国在最新一轮谈判中确实进行了多边合作，但这种多边合作是有限的。其根本原因在于，各国在如何应对朝鲜及在半岛问题上的优先目标有很大不同，严重限制了其政策选项[5](35)，特别反映在美朝双方的政策选项上。由此可见，六方会谈从诞生、发展至今，都 深深被各种双边关系所影响及牵制。2009年以来，朝鲜宣布退出六方会谈，而美国坚持在六方会谈框架下进行双边对话。2010年初以来，中美关系日趋紧张，无疑会对六方会谈的重启及朝核问题的解决带来消极影响。六方会谈的几番逆转深刻反映了相关国家尤其是美国与朝鲜在“双边”与“多边”路径选择上的较量。
　　
　　四、大国协调：建立在“双边”关系上的“多边”博弈
　　
　　大国协调(concert of power)指地区内所有大国按照多边主义原则合作管理地区安全事务，主要是调节大国之间的关系，防止大国冲突。大国协调的特征是排他性和非正式性，即只限于大国合作，而且不需要建立正式的制度和组织。从大国协调的定义看，大国协调实现的基本前提是大国之间存在最基本的共同利益。除此之外，建立大国协调机制还须大国之间没有结盟行为，大国拥有相似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这两个条件。
　　东北亚地区存在纷繁复杂的相互交叉的大国利益，在缺乏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情况下，东北亚地区的国际政治在某种程度上是权力制衡的现实主义政治。这种现实主义政治的表现特征之一就是大国政治，即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的走向被中、美、日、俄等几个主要大国掌控。因此，大国之间的关系成为影响东北亚地区安全的重要指标。就东北亚地区目前的状况来讲，不仅在朝核问题上，而且在经济、能源等其他问题上，都需要中、美、日三国协调合作，否则这些问题都可能导致地区战争的爆发。因此，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亚太地区可以建立大国协调机制。但是由于东北亚地区国家之间既存在相互结盟的行为，又有对立的意识形态和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严格意义上的大国协调模式显然在该地区不适用。此外，中、美、日之间缺乏多边安全安排和深入的安全合作，因此大国协调的程度是十分有限的。
　　尽管如此，东北亚地区的现实政治表明，中、美、日三国协调对维护东北亚地区安全的作用仍是必不可少的。当大国关系总是不和谐或是冲突时，权力制衡机制的地位就会不断上升，多边安全对话就必然会受到抑制，安全的区域主义就不可能真正走到前台。由此可见，当大国协调状态好一点时，多边安全对话的进展就会快一点；当大国协调程度差时，权力平衡机制的作用就会突出一些。大国协调虽然不能完全取代多边安全对话，但却是区域安全对话和安排的基础，[8](23)并在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局势上呈现出某种程度的均势格局。在这种状态下，既难以形成地区多边安全机制，也很难出现被某个国家主导的安全格局。在东北亚地区的中、美、日、俄四国相互交叉的复杂均势格局中，大国协调是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主要手段[7]。由于美日、美中、中日关系对东北亚安全走向的重要影响，如果中、美、日之间实现了大国协调，则东北亚地区的多边安全合作就会比较容易实现。
　　冷战后，中、美、日之间在维持东北亚地区稳定与和平、避免相互之间的冲突和战争方面存在共同利益，这构成了三大国进行地区安全合作的基础。在这个共同利益基础上，在东北亚地区的大国之间的协商下，导致了一个多边对话机制――六方会谈的建立。然而，21世纪初，中日关系的持续紧张使美国感到非常不适。美国在东北亚地区保持军 事强势地位的同时，也希望东北亚地区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此外，美国在反对恐怖主义行动、朝鲜半岛核问题和伊朗核问题上都需要中国的合作。因此，美国一些高官不希望中日关系恶化，甚至告诫日本政府：日中战争几率要超过台海。倘若中日关系持续恶化下去，很可能引致东北亚地区战争。2006年2月，在美国企业研究所举办的中日关系讨论会上，美国前副助理国务卿薛瑞福提出，希望中、美、日三国能建立一个对话机制，改善三边关系。而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了中、美、日三方就历史问题进行“共同对话”的设想。[8]对美国而言，在东亚地区促使中日之间保持平衡状态，从而维护东北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这也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对于中、美、日三边对话机制的构想，日本方面早就有所意识，并对三边框架基本表示支持。譬如，日本民主党党首前原诚司访美时提出，希望中、日、美三方进行安全磋商。对于中国而言，中美、中日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两对关系，中国也希望能够改善与美国、日本的关系，能够与他们和平共处，共同维护东北亚地区安全。由于中、美、日三国政府都认识到三国协调的重要作用，才使得三国协调的安全对话成功召开。
　　2005年7月21日-22日，首次中、美、日安全对话在北京开幕。这次会议是由美国传统智囊库布鲁金斯学会倡议的。在这次会议上，三国专家就中日之间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探讨，如中、日、美三国战略利益和战略关系，中日、中美和美日双边关系，以及台湾问题、朝核问题和经济合作等问题。这是中、美、日三国首次坐到一起从战略角度探讨三国关系，表明三国协调有了初步进展。2005年，中日召开首轮战略对话，李肇星外长明确向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谷内正太郎倡议加强中日战略对话。虽然李外长并未明确这个对话是否指三方对话，但由于美日战略对话已形成机制，中美、中日战略对话也已经展开，这无疑为三国之间的战略协调开启了“机遇之窗”[9]。由此可见，无论是学者层面还是决策层面，中、美、日三方会谈，对中、美、日评估与处理三边关系都具有积极意义。台海问题、东海问题、美在日驻军问题，正是在这样一些“危 险地”，更需要美日共同对中国做出说明。越是困难时期，就越能体现会谈的价值。目前，很 多学者和政治家寄希望于中、美、日三国之间能够实现协调，并能促成东北亚地区的多边安全合作。
　　中、美、日三国安全对话的发展表明大国协调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但三国之间能否建立大国协调机制仍存在困难。除了三国希望东亚维持和平、保持繁荣的共同利益之外，三国之间并不具备其他两个条件。除此之外，中、美、日三国协调仍是建立在双边关系之上的三国博弈。尽管美国在实现其全球战略中需要中国的合作，但无论从意识形态、价值观，还是政治制度方面，中、美之间的矛盾重重、分歧颇多。就美国而言，其自身定位于“离岸平衡手”，力图在中国和日本之间维持均衡。面对中国经济的崛起，美国不可能把中国作为其合作伙伴而不加防备。2009年以来，美国的种种行为皆可证明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心与防范。对中国崛起的恐惧与防范成为拉近美日双边关系的最好借口。而对于中国而言，中日之间因历史问题，政治关系一直不睦，长期以来的历史仇怨很难建立两国的相互信任。美国在中日关系上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美国不仅是日本用以防御自身安全的保护伞，而且也是中国寄希望约束日本军事力量增长的主要力量。二战后，中日关系一直保持着一种“弹性”。当中日关系比较亲 近时，美国不时地提醒日本美日双边同盟的使命所在；当中日关系紧张到战争一触即发时，美国又会在其间充当“和事佬”以避免继续恶化。由此可见，与其说中美日三国协调，不如说三国进行的是一种博弈游戏，其最根本的原则是不危及自己的利益。当然，由于美日传统的军事同盟关系，三国协调中中国处于博弈弱势。大国协调本是一种多边合作机制，但由于东北亚地区复杂安全局势和地区安全结构，东北亚地区的大国协调过程中充斥着双边博弈的特性，因此，东北亚地区很难建立起类似“欧洲协调”的大国协调机制。
　　2010年以来，美国进一步强化了东北亚地区的双边同盟关系，如美日、美韩同盟军事演习的频率增加，强度增大。在东北亚地区的外部环境上，美国力求通过类似于多边的形式制衡中国的强大，譬如在南海拉东盟国家一起围堵中国。可见，东北亚地区安全合作有多种途径的探索，但对多边主义的探索和多边合作的努力，在东北亚地区国际政治的“双边”特征下，很难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东北亚地区任何多边主义合作的开展，既离不开东北亚各种各样双边关系的协调，也摆脱不了双边关系在其中的作用与影响。因此，要想实现东北亚地区真正的多边安全合作，必须打破现有的东北亚地区双边主义的国际关系体系，淡化双边主义和意识形态色彩，在共同利益基础上推进多边安全合作。
　　
　　参考文献：
　　[1]Joseph Nye.East Asian Security： The Case for Deep Engagement，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1995。
　　[2]新华社华盛顿1998年12月1日英文电。
　　[3]Matthew Augustine.Multilateral Approaches to Regional Security： Prospects for Cooperation in North Korea， The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 Autumn，2001。
　　[4]Joseph Nye.East Asian Security： The Case for Deep Engagement，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1995。
　　[5]崔立如等：《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国际研讨会主要观点》，《现代国际关系》，2005 年第9期。
　　[6]朱锋：《区域合作与东亚安全保障的前景》，《国际经济评论》，1998年23期。
　　[7]吴心伯：《东亚合作安全的现状与前景》，《和平与发展》，1995年第4期。
　　[8]《环球时报》，2006年2月26日，www.xinhuanet.com。
　　[9]李庆四，张志新：《美国：空头支票安抚日本 两面下注防备中国》，《环球时报》，2005年8月8日，第十九版。
　　[责任编辑 朱霞]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8/view-907845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