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迁子女二次迁移:一场教育的博弈

作者:未知

  摘要:随着社会的变迁,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后的发展问题开始凸显。出于对教育质量的考虑,部分随迁子女并未回归故乡,而是选择在大城市周边就读,本文称其为二次迁移。本文通过对随迁子女二次迁移的田野调查,深入剖析二次迁移对随迁子女心理、人际、学业等方面的深刻影响,并尝试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随迁子女;二次迁移;社会融入
  中图分类号:G6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9)21-0046-04
   随迁子女融入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其中充满了各方利益的博弈。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流动势不可挡。北京作为首都,拥有大量的优质教育资源,吸引了众多外来人口为子女镀金。2000万人口的庞大压力已经触碰到了城市资源承载力的底线。因此,从2016年起,北京开始疏解外来人口,逐步收紧随迁子女的入学升学政策。据北京市统计局资料,截至2016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1961.2万,相比2015年2170.5万人,减少约209.3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2016年为704.4万,相比较2015年822.6万人,减少约118.2万人;0—14周岁随迁子女2016年为48.4万人,相比较2015年68.7万人,更是减少了20.3万人。在调研中发现,部分随迁子女在初中一年级结束后会选择二次流动,将就读学校锁定在环北京的京津冀范围内,以确保教育质量不会出现太大落差。
  本文所选取的调研对象为北京市流动人口中户籍为农业类型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儿童。通过走访调研对象转学前后的学校、现居住地、当地有关教育主管部门,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无结构式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方式,对随迁子女本人、家属、学校老师和同学、当地有关教育主管部门领导进行田野调查,旨在获得丰富的实证资料,了解随迁子女融入困境的情况。
  一、调研对象的基本情况
  调研对象(以下简称小尧)2006年出生于江西省农村地区,他的父亲早年间便于北京潘家园地区做古玩生意。2012年当小尧在江西老家上完幼儿园后,和母亲来到了北京,上了一所公立小学。同年,小尧的妹妹在北京出生。对于小尧来说,他既要适应北京的新生活,又要适应自己独子身份的转变。小学毕业后,在凑齐入学就读的相关证明材料后,小尧来到一所公办中学就读。在学校,小尧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并且很受学校老师的喜爱。初一结束后的暑假,小尧从北京公办中学转出,转入他的第二个迁入地——天津。于是,小尧及其母亲和妹妹来到天津居住。在经历了一系列转学手续办理工作后,他成功进入天津武清区的一所公办学校,就读初二年级。目前,小尧拥有双重户籍,即天津市武清区的蓝印户口及江西老家的农村户口。
  小尧的转学经历是随迁子女群体中的一类典型代表,他与传统的“迁入地—迁出地(户口所在地)”的流动模式不同。在随迁子女家庭中还存在着这样一类,即在原迁入地获得资本积累后,出于某种因素考虑来到第二个迁入地(相对于户口所在地而言)。他们在将第二个迁入地看作新“家乡”的同时,也做着随时返乡的思想准备。对于这类家庭来说,来到第二个迁入地城市只是权宜之计。在“原迁出地(江西老家)—原迁入地(北京)—新迁入地(天津)”三地间的辗转,使得小尧承受着比同龄随迁子女更大的学习、生活与成长压力。
  二、入津就读:蓝印户口的诱惑
  1.升学政策的诱惑。从随迁子女在迁入地参加升学考试的政策出台情况来看,2010年教育部颁布的《教育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研究制定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而后根据2012年8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要求,北京与天津等地区也相继出台了有关随迁子女升学考试的方案。[1]
  就小尧的原迁入地(北京)而言,2012年12月29日教委、发展改革委、人力社保局、公安局联合制定了《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京参加升学考试工作方案》,划定了在京参加异地考试的门槛,并于2013年开始分阶段實施。[2]同年,小尧从江西老家来到北京。在与有相似经历的随迁子女家庭交往中,小尧的父母开始意识到孩子在异地接受教育的难处。而面对北京地区较高的升学考试门槛,无法在度过义务教育阶段后顺利升入北京本地的高中,无法在京参加高考,这让小尧一家感到力不从心。于是从2014年起,父母便重新做着“孟母三迁”的准备。
  2.户籍政策的诱惑。据了解,天津地区的随迁子女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类为从老家或原迁入地转学来津就读的随迁子女,他们因无天津市户口,需要上交相关证明,经审核通过后方可入学就读。2013年前随迁子女没有在天津市参加中高考的任何机会,而2013年后,天津市在“中考中招”、“春季高考”、“高职招生”等招生办法中规定: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可以参加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考试、春季高考与高职院校自主招生。[3]这一举措相对为随迁子女群体提供了一条继续教育的出路。第二类为拥有双重户籍的随迁子女,即兼有蓝印户口和老家农村户口。蓝印户口是一种介于正式户口和暂住户口间的户籍,根据天津市的地方性政策,外来人员一次性购房付款40—80万元,即可获取天津市蓝印户口,并在子女入学、中高考、社保等方面与天津市常住户口居民享有同等待遇。[4]而本次调研对象小尧就属于此种情况。
  2014年初,经朋友介绍,小尧的父母得知在天津市武清区可以买房落蓝印户口,解决孩子上学问题。由此,天津市的蓝印户口政策便成为吸引小尧一家将天津作为新迁入地的重要原因之一。
  1994年起,天津便开始实施蓝印户口政策。而位于京津交界节点的武清无疑成为蓝印户口的最大受益者。根据武清区公安局统计数据显示,2012—2013年,武清区共办理蓝印户口9448户,28876人。且办理蓝印户口的人数占非津籍人员购房总数的40%左右。可见蓝印户口对非津籍人员或家庭的吸引力之大。[3]笔者在武清区教育局了解情况时获悉,同时期也是随迁子女办理入学转学手续数量的增长期。尤其在2014年,为赶上蓝印户口政策的“末班车”,随迁子女办理入学转学手续的数量猛增。并且不得不说,当地学校也拥有一定的承载力。就小尧迁入的天津市武清区而言(数据更新至2016年底),该区共有全日制学校460所,其中公办幼儿园147所,民办幼儿园141所,其他部门办园2所,小学112所,初中42所,普通高中12所,中等职业学校1所,十二年一贯制学校2所,特殊教育学校1所。教职工10798人,其中小学4087人,中学5041人,中职402人,幼儿园793人,其他教育475人。[4]笔者在武清区教育局了解到,该区中小学承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人数约占总人数的13%,并且所有学校全部接收符合入学条件的随迁子女。而在义务教育的不同阶段,同一阶段的不同年级均有一定数量的随迁子女在其中就读,并且包括与小尧一样通过买房的方式获得蓝印户口的学生。   第三类为通过累积积分的方式获得天津常驻户口,以顺利入学升学,享有相应权利的随迁子女。在2014年,天津积极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实施近20年的蓝印户口政策于2014年5月31日起停止实行,而后依据中央关于推进外来人口落户的要求和精神,结合天津当地的实际状况,出台了积分落户政策,以安排外地人的落户指标。据小尧的父母介绍,身边一位朋友正准备让孩子从北京来天津上学。但自从2014年蓝印户口取消办理,采用人才引入的积分落户政策后,该朋友为了多凑些积分,开始送礼、买假文凭、办假证……前前后后花去了20多万元,但目前还未顺利落户。由此不难想到,随迁子女家庭以这种方式获得入学升学的机会较难。
  3.地缘优势的诱惑。随着京津冀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无论是从经济发展还是城市建设上看,天津武清区的发展速度都十分惊人。在交通方面,假若从北京驱车前往天津武清区只需1个半小时车程。并且随着京津城际列车的开通,从北京乘坐城际列车24分钟便可抵达武清,交通更为便利。由于小尧一家为个体户,在北京潘家园地区做的小本生意成为了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选择来到天津武清也是因为离京近,这样既能解决小尧的上学问题,又能顾及得上北京的生意。
  4.教育资源的诱惑。受大城市教育方式与理念的影响,无论是小尧还是其父母都有感于北京丰富的教育教学资源以及多元的文化教育模式。“北京大城市教育就是不一样。不仅学书本,还经常带他们出去看看。这个假期学校老师还带着去了香港……武清这个学校算是这里的中上水平,但比不上北京呀,不过总比老家学校强些。”由此,在主流文化与客观现实情况的影响下,该家庭开始第二次迁徙,而这次举家搬迁的出发点与以往不同。受北京学校教育理念的影响,小尧父母的教育意识发生了改变。因此,这次的迁徙举动是为了给小尧求学做准备,让孩子尽可能地接受良好教育。
  5.考学难易程度的诱惑。除上述原因外,各省高考的难易程度以及各高校对生源地考生高考录取分数的不同也列入了该家庭的考虑范围之内。北京与天津作为高考自主命题的省份,试卷难度相对较低。因此,小尧的父母在考虑到这一点后,更加坚信离赣离京而后来津的选择是正确的。
  三、二次迁移的隐忧
  1.手续办理烦琐复杂。其一,随迁子女家长对入学转学手续办理的流程认识不清,且无官方权威渠道咨询、了解手续的办理流程。据了解,许多随迁子女家长在办理转学手續时,常因不了解有关教育部门的要求而上交无效材料,或错过有效办理时间。随迁子女家长在向有关部门咨询相关问题时,虽能等到耐心解答,但由于咨询人数过多、工作量过大,往往不能一次性得到准确完整的答案,家长常常感到焦虑与无助,求助无门,而工作人员也倍感无奈。
  其二,地区间入学转学手续办理的差异性。一方面,相关手续办理流程或方式不一,使正常办理工作受阻。自2014年1月10日起,教育部规定要使用全国中小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以下简称全国学籍系统)试运行办理跨省转学等日常学籍管理业务以来,学生转学仅需向转入学校提出申请,其他流程均在网上进行。从一方面看,这极大地方便了广大学生和家长。但在调研中了解到,由于一些省市下属的教育主管部门未能认真学习贯彻国家教育部下达的相关文件,导致在跨区办理转学业务时受到重重阻碍。从另一方面看,入学转学手续办理所需要的证明材料存在差异,家长为凑齐材料绞尽脑汁。按照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下发的《关于做好无学籍流动学生管理工作的通知》(教基一司函〔2014〕32号)要求,学生在流入地必须先具备入学资格,入学后才能建立学籍。因此,京津两地的随迁子女在入学前均要提供就学证明及“五证”材料。笔者在调研中获悉,天津地区的“五证”为:居住证、户籍证明(户口复印件)、务工证明、住(租)房证明、儿童预防接种证。只要符合天津市教委的相关管理规定,五证齐全,便可在津享受与该地常住户口学生的同等待遇。而从《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2017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的意见》得知,北京地区的“五证”为:其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持本人在京务工就业证明、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全家户口簿、北京市居住证(或有效期内居住登记卡或暂住证)、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但随迁子女在北京入学过程中的隐形证明材料较多。“有些家长告诉我虽然北京要五个证,但这五证附加的证明材料有很多很多,比如提供了暂住证,就要额外交上租房的水电煤气费缴纳证明、租房合同之类的。家长大致算了一下,最多交了28个证明。”
  其三,家庭结构复杂的家庭,转学的相关证明烦琐。在办理入学或转学手续时,工作人员常遇到家庭情况复杂的随迁子女。比如离婚家庭、假离婚或假结婚家庭、单亲家庭等。比如武清区教育主管部门某工作人员讲到,“夫妻俩进城没多久就离婚了,母亲改嫁,孩子现在和奶奶住在一起,关于孩子的抚养权问题就很难判断,像离婚证明、子女抚养权证明等材料很不好凑齐,他提供不了,我们也没法给他办手续。”由于家庭结构的复杂性及家庭复杂关系的影响,一部分随迁子女难以提供相关证明,因此很难顺利转入迁入地学校。
  2.政策波动增加了社会风险。虽然取得天津蓝印户口的随迁子女目前仍享有与天津常住户口居民同等的待遇,但他们表示十分担心户籍政策的变化,使得孩子无法正常升学。即使现在已有从蓝印户口转为红印户口(天津市常住户口)的政策,但他们考虑到相关办理手续较为复杂,因此不愿再费尽周折凑齐所需的11个证明材料。这一矛盾心理使家长长期处于紧张状态。
  与天津相比,随迁子女在北京的入学门槛极高。这与控制大城市人口、紧缩随迁子女入学政策有关。而为了顺利入学,随迁子女家庭使用与原配假离婚、与拥有北京户籍人士假结婚等花式对策,极易引发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
  3.教育投资推高了教育回报的心理预期。在访谈中,小尧的父母多次提到,“希望他这两年能努力一下,考上这里最好的两所高中,这样才对得起我们。”据了解,小尧的父母在买武清商品房时倾注了所有积蓄。小尧十分理解父母的不易,但父母对其过高的期望值,使小尧的内心背负着巨大压力。   4.“新家乡”依然无法摆脱融入困境。小尧曾表示,心中能够接受多次辗转求学的经历,并且也早已为转学做好了心理准备,来到新环境后并无明显的排斥情况。随迁子女经多次流动后所表现出的一定的抗逆力,将成为帮助其适应與融入新环境的积极要素。这是令人感到可喜的一面。但在而后的访谈中,笔者也了解到他此时真实的心理状况。(1)对辗转多地求学产生“隐性排斥”。小学时因为父母来京经商而跟随父母从江西老家转学到北京,初中又因无法继续考学而转到天津……多次的转学经历也让小尧倍感无奈。并且笔者从其父母的角度也了解到,“在北京时候,我家很多亲戚住在附近,孩子经常一起玩,周末就聚在一起吃饭。基本同龄的孩子都一起玩,特别开心……来到天津之后,从他的很多表现可以看出他并不满意天津,也不太适应,一般就自己在屋里看书。能明白他更喜欢在北京的日子。”排除客观原因,可推测出小尧的内心对此次“危机事件”的无奈接受与隐性拒绝。(2)缺乏身份认同感。虽然小尧一家赶上了地方性的利好政策,举家搬至天津武清区后成为了准天津人(拥有蓝印户口),享有了与天津市其他孩子相同的教育机会和权利。但“蓝印户口”仿佛成为了他的新标签。在与同学交往的过程中,仍会因自己身份的不同而与本地学生产生一定程度上的距离感,并且几乎无异质性互动。主动选择与自己有着同样求学经历或流动背景的同辈群体进行交往互动成为了习惯。小尧有着较强烈的社交需求,但受空间限制,“短暂式”友谊成为了常态。随着自己的离京,好友的纷纷返乡,他常感到孤单寂寞。(3)学业遇阻。①对“新家乡”的教育理念不认同。京津两地学校的教育理念差异颇大。北京学校重视学生全面发展,强调素质教育,丰富多彩的实践拓展活动让随迁子女受益良多。而与北京学校相比,天津学校几乎将所有的精力花在了应试教育上,“六中就是学习,这边的学校大多都重视学习,没有像北京那边还带孩子去去博物馆、出去看看,这是没有的。”并且据小尧父母介绍,天津学校仍有体罚现象。这一点也让小尧产生了畏惧感。②对“新家乡”的教学方法不认可。北京学校的教学方式方法多样,能充分利用多媒体等高科技设备,较为灵活地运用各种授课方式,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但天津学校无论是硬件条件还是软件条件,都不及北京。“上课连PPT都没有,老师就在上面一直讲,写板书,条件简直和北京不能比。”这让小尧感到学习枯燥乏味,学习热情有所下降。③未来发展信心不足。在谈及未来这个话题时,小尧表示未来想当医生或是律师,希望能顺利参加高考,考回北京。不难发现,他有着较为积极乐观的人生规划,对未来充满期待。但当问及是否有信心达到目标时,他沉默不语。这表明,小尧虽对未来怀有美好憧憬,但面对未来的诸多不确定性,内心担忧与焦虑,自信心较为不足。(4)生活环境变动较大。在访谈中了解到,由于小尧父母在天津武清区购买了商品房,因此新的居住环境比在北京求学时租住的房子好了很多,更有家的感觉,这是令他感到开心的地方。不过,新的生活环境也给小尧带来了新的挑战。①陌生感与不安感常在。小尧有主动熟悉周边环境的意愿,但由于客观条件限制,地理位置较为偏僻,尚未被允许外出,因此对新环境的陌生感一直存在着。②居住环境影响日常学习生活。由于该小区配套的基础设施还未建全,无公共交通工具,每日小尧母亲要靠一辆电动车早中晚各一次接送兄妹二人上下学,十分不便。除此之外,由于居住小区地理位置较为偏僻,紧邻高速公路,夜晚车辆来往频繁。再加上居住小区近邻一军事基地,每每军事演习时响动声颇大,十分影响小尧的正常生活。
  四、相关对策建议
  1.获得并拓宽相关信息了解渠道。由于大部分随迁子女父母的文化水平较低,自身获悉相关政策信息的能力不高,理解能力有限,且在迁入地拥有的有效且稳定的社会支持较少。因此,应从各方面着手,拓宽相关信息获取渠道。学校方面,校方可尝试提供明确的入学或转学办理流程指导及有关制度政策的解读,这是随迁子女父母所期待的;社区方面,在随迁子女家庭居住密集的小区中加大办理入学转学手续等事宜的宣传力度,拓宽了解渠道,间接减轻学校、政府的相关工作压力;政府方面,开设相关政策咨询服务窗口,使更多有需要的随迁子女家庭获得咨询、了解的机会。
  2.引入学校社会工作以提供多元服务。随迁子女在心理状况、人际交往、学业适应、未来规划和生活适应等方面呈现出的种种问题,应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而社会工作秉持“助人自助”的服务理念,可以从微观、中观及宏观层面,从“助人”的角度出发,为随迁子女搭建社会支持网络、提供政策解读服务,协助其解决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融入与适应性问题、陪伴其身心健康成长发展等。“要是学校老师都像你们一样就好了,转学了还能想着我们孩子,给孩子心理上的关爱,真的谢谢你们。不像有的老师,孩子一走,我们家长有问题需要帮助也不管了。”这是随迁子女父母的心声。
  3.加强部门间的沟通协调。各地区间随迁子女入学转学手续办理流程上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相关教育主管部门未能认真学习并贯彻执行有关政策,致使其他部门在开展工作时受到重重阻力。因此,通过进行跨地区的相关工作经验交流,加强相关政策的传达与落实工作,以期发现问题,从而明确各自地区工作开展的问题及重点难点,以确保相关工作的顺利开展与推进。
  4.保持政策的相对稳定。升学考试政策及户籍制度一直是随迁子女群体的重点关注内容,也是他们选择多地流动的主要因素。“我们最希望的呀,还是蓝印能继续参加考试,现在也是在担心政策,政策一变我们只能再回老家念了。”由此,在政策制订时,应考虑多方利益诉求,给予各方利益表达的机会与渠道。尽量避免“打地鼠式”的政策修订方式,按下葫芦又起瓢,不仅会加深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增加社会治理的难度,而且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吴霓.朱富言.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升学考试政策分析[J].教育研究,2014,(4).
  [2]吴岗.天津以积分入户取代蓝印户口[J].中国地产市场,2014,(6).
  [3]马骁.天津蓝印户口的兴衰存亡[J].城市开发,2014,(6).
  [4]武清区教育局官网,2016年武清区教育事业概况[EB/OL].[2017-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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