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中后期理学家文道观影响下文章选本功用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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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南宋中后期，文章选本编纂蔚然成风。根据编纂的功用，可将此期文章选本划分为“应对科举”和“明理致用”两大类。为初学者指示作文门径以应对科举考试，是南宋文章选本编纂的初衷。随着时间的推移，理学在南宋得到官方认可，在思想学术界取得统治地位，理学家文道观开始对文章选本编纂者的编纂观念和编纂动机产生影响，导致“明理致用”类选本的出现。“明理致用”类选本在选本独辟蹊径，迥异于重词采和形式技巧的科举类选本而自成一家。理学家文道观在文章选本的功用由“应对科举”向“明理致用”转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南宋中后期;理学文道观;文章选本;功用
南宋孝宗乾道、淳熙年间，理学各学派致力于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与阐扬，同时积极参与政治，希望得君行道，实践主张。文章选本编纂在理学强劲发展的背景下产生新变。首先，从目前流传下来的南宋中后期文章选本看，编纂者大多是理学中人。其次，理学家的文道观影响了选本编纂者的文学审美观念，理学与政治之间的纠葛影响了编纂者的编纂动机，使文章选本呈现出新的编纂特点，主要体现在文章选本功用的转变上。笔者认为，南宋中后期文章选本的功用由“应对科举”转向“明理致用”。
金华学派代表人物吕祖谦淹贯经史，曾中博学宏词科。此科南渡以来所得之士多致卿相、翰院，在时人心目中占崇高地位。吕祖谦出身此科，对文章的态度相对宽容。为助学子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吕祖谦以理学大师兼场屋胜利者的身份，选取便于科举之用的唐宋古文予以评点标注，编纂《古文关键》，为后学指示作文门径。《古文关键》不但开启评点类古文选本的先河，也是宋代影响颇大的场屋类选本。
《古文关键》序交代此书是为指导初学、应对科举而作：“标抹评释，亦偶以是教学者，乃举一反三之意，且后卷论策为多，又取便于科举。”[1]，《四库全书总目》评《古文关键》：“考陈振孙谓其标抹注释，以教初学。则原本实有标抹，此本盖刊版之时，不知宋人读书于要处多以笔抹，不似今人之圈点，以为无用而删之矣……然祖谦此书实为论文而作，不关讲学。”[2]“此书实为论文而作，不关讲学”并非虚语。这从此书所收文章内容可见一斑。此书只收唐和北宋古文，篇目数以苏轼为首。苏轼策论文是南宋举子策论文写作的主要取法对象。“苏文生，吃菜羹，苏文熟，吃羊肉”[3]是当时科举场上的流行套语。可见此书主要的目的是讨论文章的技法，和理学家讲学相去甚远。因其“非关讲学”而是“应对科举”，招致同时代理学家的批评，尤以朱熹为代表。
考亭學派代表人物朱熹对文章的看法迥异于吕祖谦，认为文是道的附庸，主张文从道出：“欧阳子知政事礼乐之不可不出于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于二也。古之圣贤，初岂有意学为如是之文哉。有是实于中，则必有是文于外。”[4]主张“道德文章尤不可使其出于二”的朱熹对同是理学中人的吕祖谦留意科举文字，编纂《古文关键》评点苏氏文章持不满态度：“渠又为留意科举文字之久，出于苏氏父子波澜，新巧之外更求新巧，坏了心路……此尤使人不满意。”[5]
湖湘学派奠基者张栻关于文学的观点见于《南轩集》，主张文以传道，批判利禄之学：“后世之学校，朝夕所讲，不过缀辑文辞，以为规取利禄之计，亦与古之道大戾矣。”[6]所谓“缀辑文辞，以为规取利禄之计”，指的就是学子揣摩场屋之文以猎取科举功名，义利之辩是理学家极为重视的修养关键，张栻等理学家反对科举程文，主要是担心学子被利禄诱导，败坏心术。此处议论虽不必为《古文关键》而发，但不难推出张栻对“应对科举”的文章选本是持否定态度的。
象山学派代表人物陆九渊对文道关系的看法与朱熹相近，主张道本文末。《与曾敬之》载：“读书作文，亦是吾人事。但读书本不为作文，作文其末也。有其本必有其末，未闻有本盛而末不茂者。若本末倒置，则所谓文亦可知也。”[7]
南宋乾道、淳熙年间，朝廷内部派系斗争激烈，理学家政治上并不得志，编纂古文选本指导科举的风气并未因理学家们的批评而减弱，楼昉继吕祖谦而起，编纂了古文选本《崇古文诀》。“此书篇目较备，繁简得中，尤有裨于学者，盖受业于吕祖谦，故因其师说，推阐加密。”[8]楼昉踵事增华，把评点古文指导科举写作的功用进一步加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理学介入南宋政治渐深并趋官方化，理学家文道观开始对文章选本的编纂产生影响。
嘉定初，政治更化。朝廷提倡昔日遭排挤打压的理学。随着地位的提升，理学对文学领域的影响不断深化。部分文章选本一改注重探讨文章形式技巧的做法，以明理切用、扶持世教为目的。编定于理宗朝的真德秀的《文章正宗》是这种变化的代表。《文章正宗纲目》云：“夫士之于学，所以穷理而致用也，文虽学之一事，要亦不外乎此。故今所辑，以明义理、切世用为主，其体本乎古、其指近乎经者，然后取焉，否则辞虽工亦不录。”[9]崇古尊经，以文章发明义理，是理学家“道本文末”、“文以传道”的文道观逻辑推论的必然结果。在理学得势的背景下，真德秀“明义理”的文章辑录原则，不管是迎合政治，还是出于对理学的服膺，都反映出理学得到官方认可后，对选本编纂者的文学审美观念和编纂动机产生的深刻影响。
真德秀之前，理学家对文章社会功用的重视，以张栻、叶适最具代表性。张栻提出了文章的功用是“传道济民”和“有补世教”：“侯之为是举也，岂将使子群居族谭，但为决科利禄计乎？抑且使子习为言语文词之工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10]“某谓斯文之传，诚有补于世教，独恐远方之士艰于得见，乃复刻于桂林学官云。”[11]张栻所提出的文章有补世教之说是体现了湖湘学派经世致用的思想对文学的渗透，也体现了在宋代散文的长足发展下，儒家“诗教”理论由诗歌领域进驻到散文领域。
永嘉事功派集大成人物叶适关于文学的论述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要求文学要有关教事：“为文不能关教世，虽工无益也。”[12]二是注重文章的义理：“夫文者，言之衍也。古人约义理以言，言所未究，稍曲而伸之耳。其后俗益下，用益浅，凡随事逐物，小为科举，大为典册，虽刻秾损华，然往往在义理之外矣，岂所谓文也。” [13]正是对义理和世教的重视，叶适反复要求文学要以载道和有益与社会，对以追逐功名利禄为目的的文章持批判态度：“若夫利禄之学，枝叶之文，口耳教导，媚世希宠，斯又在孙卿、屈原之下尔，非所以愧也。”[14] “有补世教”和“关世教”、重义理，启发了真德秀，成为其《文章正宗》“切世用”思想的理论来源。可以说“明义理、切世用”编纂原则，是真德秀在总结宋代理学诸子文道观的基础上提炼出的。该原则在总集编纂上具有变革意义。四库馆臣指出：“《文选》而下，互有得失，至宋真德秀《文章正宗》，始别出谈理一派，而总集遂判两途。”[15]认为真德秀《文章正宗》的出现标志着文集中出现谈理一派，从此总集的编纂路子出现分歧。该判断基本符合实际，《文章正宗》前的南宋文章选本，多注重对所收文章形式技巧的研究发明以指导科举考试，《古文关键》、《崇古文诀》等均如此。《文章正宗》之后，汤汉编纂《妙绝古今》，继承其师真德秀“明义理、切世用”编纂观，选《国语》、《左传》、诸子等先秦散文和唐宋古文大家文章，刊落浮华，重选文的思想内容和救世功用，入选文章大多关乎国计民生，篇篇有深意。注重思想内质以明理致用和注重文章词采技法以应对科举的文章选本在编纂之路上分道扬镳。
宋末，谢枋得编《文章轨范》，绾合“应对科举”和“明理致用”两种功用。《文章轨范》第一卷“放胆文”总论中，谢枋得强调：“初学熟此，必雄于文。千万人场屋中，有司亦当刮目。”[16]指出此类文章为科举而设。《文章轨范》第三卷“小心文”总论中，谢枋得强调科举程文应注重文章的形式：“议论精明而断制，文势圆活而婉曲，有抑扬，有顿挫，有操纵，场屋程文论当用此样文法”[17]。也应看到，《文章轨范》的编纂并不仅为科举而用，第六卷指出“立言关世教，古之立言者不朽矣”，强调文章的思想内容对扶持世的意义，并引叶适的话“文章不关世教，虽工无益也”，强调文章社会功用的重要性。《文章轨范》实现了文章选本两种功用的合流。
综上，南宋中叶，吕祖谦以指导学子学习场屋之文为目的，编纂《古文关键》开启理学家编纂文章选本的先河。朱熹等人的批评为文章选本的编纂功用的转变埋下伏笔。南宋政治形势的转变，尤其庆元党禁后，理学在政治领域全面得势，深刻影响了文章选本编纂者的文学审美观念和编纂动机。以真德秀为代表的南宋理学后期人物，出于政治需要或对理学的服膺尊崇，批判继承吕祖谦、朱熹、陆九渊、张栻、叶适等理学前辈的文道观，以“明理致用”取代“应对科举”作为文章选本的编纂功用。理学家文道观使虽促使南宋中后期文章选本的编纂功用由“应对科举”转向“明理致用”，但并非意味着文章选本的功用此期全部转向。场屋类选本作为考生揣摩科举文章的常用书，必然存在南宋各个时期，不过理学取得官方话语权之后，这类选本少有流传下来罢了。
参考文献：
[1]（宋）吕祖谦：《古文关键》，北京：中華书局，1985年，第1页.
[2]（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七，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698页.
[3]（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00页.
[4]（宋）朱熹：《朱熹集》卷七十<读唐志>，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653页.
[5]（宋）朱熹：《朱熹集》卷三一<与张敬夫>，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310页.
[6]（宋）张栻：《张栻全集》<邵州复旧学记>，长春：长春出版社，1999年，第681--682页.
[7]（宋）陆九渊：《陆九渊集》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8页.
[8]（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七，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699.
[9]（宋）真德秀：《文章正宗》卷前，《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5册，第5页.
[10]（宋）张栻：《张栻全集》，《南轩集》卷一〇，长春：长春出版社，1999年，第693页.
[11]（宋）张栻：《张栻全集》，《南轩集》卷三五，长春：长春出版社，1999年，第1032页.
[12]（宋）叶适：《叶适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607--608页.
[13]（宋）叶适：《叶适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19页.
[14]（宋）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一九，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65页.
[15]（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六，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685页.
[16]（宋）谢枋得：《文章轨范》，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
[17]（宋）谢枋得：《文章轨范》，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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