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业务副校长的“分工难”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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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学年分工大会结束，收到新学期工作指派的老师们状态不一，达成所愿者有之，怨声载道者有之，勉强接受者有之，私底下调换者有之。原本被安排做一年级语文老师兼班主任的李老师，私下与五年级语文老师兼班主任的张老师就调换工作岗位的事情达成一致，后又征得业务副校长同意，两人皆达成满意的状态。但此一举动，仅为新学期岗位分派的一个小的侧面，在整个调度、分配的过程中，推卸班主任工作、推卸教研组长工作，或者因为某些特殊原因要求减轻工作量而实际上学校又无法面面俱到考虑周全的例子比比皆是。为避免被过多地打扰，业务副校长只好关闭了通讯工具，改为居家办公。
　　此种现象并非个案。前不久，和一位在小学主管教学业务的副校长交流，听他无奈地讲起自己工作中常见的经历。为安排一个一年级的班主任，业务副校长连续打了好几个电话给相对合适的人选，第一位老师说：自己从来没有做过一年级的班主任，恐怕胜任不了这份工作，领导实在为难的话，就安排自己做个高年级的班主任吧，这实在是自己能做的最大的让步了。
　　这位副校长又打了第二个电话，接听的老师说：一接到校长的电话，吓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自己的身体不好，腰疼，最近胃也犯毛病了……第三位老师梨花带雨：自己父亲身体不好……不能承担这么重的工作。
　　直到第四位相对年轻的老师，这位老师也知道以自己的资历可能很难推辞掉，在接到校长的任命电话之后，赶紧打听到副校长的家庭地址，试图当面说服改变学校的决定，最终这位副校长只能连呵斥带吓唬地把她批评了一顿，说：“工作要从大局考虑，个人要服从集体……”如此，才将一个岗位安排妥当。但这番话对老教师们是不起作用的。一般来说，中青年教师身强力壮，从为人处事的态度上讲，更能够服从上级的工作调配，但这样的情况，是我所在的市直小学的领导羡慕不来的福利。
　　学校工作难分派，人员难调配，究其原因何在？
　　首先，师资力量紧缺，老中青断代严重。2000年秋季学期，我们作为最后一批中师毕业生充实到了全市各中小学教师队伍中，在随后的几年里，我们一直是学校里最年轻的中坚力量，到现在20年过去，我们这一批人仍然是当地中小学校园里最年轻的骨干上课力量。截止到2020年春季学期，我所在的市直小学教师平均年龄为40.8岁，而我们这批“末代中师生”仍然是在平均年龄以下的“年轻”教师。
　　在几轮师范招生改革、提高教师入职门槛的政策調控之后，新入职的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教师要优先充实到高中任教，或者是被直接分派到农村乡镇学校任教。因为对高中教学工作难以适应，再一次被调整到其他中小学任教的老师毕竟很少，而在各级“保护农村优秀教师不流失”的政策保护下，进城选调的通道也越缩越紧，农村学校面临着学生数量逐年减少，不少学科的教师都要跨年级上课，一些老师由于任教班级少，达不到省规定的课时量，而在晋升职称核算工作量时屡屡为难。市直学校又面临着教师严重老化，老中青断代严重的困境，而学生数量连年递增，师资严重短缺，也是市直学校所面临的重大难题。在人员紧缺的前提下，新的学期甚至需要安排大四实习生顶班上课。
　　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40多岁的中年人上有老人要赡养，下有小儿待哺育，与“20+”“30+”的中青年教师相比，家庭负担不能说轻松，越来越多的“40+”的女教师不愿意再承担班主任工作，也有较为客观的生理原因、社会原因存在。
　　其次，职称升迁无门，老师们热情不再。民间有俗语：“不给牛吃草，还要牛拉车。”放在当前的职称评聘制度下，倒是一句很贴切的形容。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在教育界尤为突出。甚至一位在餐厅里帮厨的老教师所得到的工资报酬，也可能是一位在一线足额工作量的中青年教师的两倍。而每年的评聘名额数与待评聘老师的基数相比，实在是少得可怜。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前几年，青年教师怀着一颗做教育的初心和热忱拼才气、拼体力，当 10年、20年过去，青年教师已经历练成了职场上的骨干力量，但是职称却仍然停留在初级阶段。在任职初期，受任职期限所限，他们没有评聘高一级职称的资格，在过后的几年里，每年一个、两个的晋级名额，要照顾给学校里任职年限更长的“老”教师们，之后还有各级的领导，一年一年熬下来，许多人都是在四十岁左右才有了报名晋升的资格。这是在职称评聘的坎坷中坚持下来的一小部分人，还有另外的大部分其实是放弃了对职称的渴求的，他们上好课，批好作业，履行着一个人民教师的基本职责，至于多出来的那部分工作，比如班主任、教研组长等工作，他们是唯恐避之不及，绝不会趟进去的。
　　与我搭班教语文的刘老师，49岁仍然是初级教师职称，用她自己的话说，在35岁的时候，她就已经被评为了中级教师，但是被当时评、聘分家的政策耽搁住，14年过去了，直到现在，她仍然是一个已评待聘的“中级教师”，享受初级教师待遇。在她最黄金的职业阶段，是这样一种尴尬的状态，而年近五十岁，在政策开始向好的方向转变的时候，她却有一种有心无力的感觉。
　　对一个普通中小学一线教师而言，一生中能有几个黄金时期呢？近两年，与她相同遭遇的几位老师可谓想尽了各种办法，希望能在退休之前，解决掉自己的职称问题，但是直到现在，仍然是按“累计分数”报送晋升名额，并没有得到切实的解决办法。
　　职称晋级无望，同工不同酬等问题，成了许多普通一线教师“拈轻怕重”的现实原因。以上面所提到的刘老师的例子，她就明确表示，自己现在的年龄操不了班主任的心，其他所有的额外增加的工作，她都不会参与，除了认真地给孩子们上好课，不辜负孩子们的求知欲、家长们殷切的期望之外，她别无所求。
　　刘老师的情况在全国范围内恐怕不是个别的案例，仍然有为数不少的老师处于“已评待聘”的煎熬状态。刘老师们的遭遇不难理解，对她们的消极反应，我们也没有过多的苛责，毕竟单靠“情怀”，多数人不可能走得更远。虽然自2015年之后，绩效工资在工作量的考核中已有所倾向和偏重，但是相差不大的份额，也很难激起一线老师更多的积极性。 　　再次，“芝麻官”权力小，责任大。疫情期间，一位在初中毕业班执教语文兼班主任、兼高三学生家长的中年女教师写的一篇《早6点到晚11点！时间宝贵，我的生活紧张又充实》的文章曾刷爆朋友圈。作为一名初中毕业班的老师、一名高三孩子的妈妈，在推迟开学的这段时间里，她辗转在厨房、电脑桌旁、班级群等几个“战场”之间，从早上6 ∶ 00起床开始，做早饭、批作业、督促学生体育打卡、候课、督促学生做眼保健操、开网络教研会议、浏览班级学科群信息、掌握学生上课情况、开心理讲堂、抽出时间教学生如何劳逸结合等等。下午重复上午的工作，晚上批改作業、汇总一天的工作、鼓励孩子们表现优秀再接再厉，然后点出个别问题、督促测量体温，接着参加完语文组教研会议，辅导孩子作业，但其实只能在精神上鼓励一下，晚上11 ∶ 00休息。
　　这位女老师对日常工作的记录和反思，之所以能得到那么多教师的转发，恰恰在于她们都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这绝非疫情期间特有的现象。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一线的班主任老师们，哪一个不是呕心沥血，锻造了一副钢铁意志？
　　犹记朋友提起自家孩子上学时的经历，说：“孩子的班主任老师们，为了中午能早一点到校维持秩序，早上往往是多做一点饭，中午回家热一下，吃完就走，根本来不及午休。”而刚刚调到市直某学校任教的好友也哭诉：“我一天忙得连喝口水、上个厕所的时间都挤不出来，整一天都是小跑的状态，不知道一天都做了些什么，也不知道这连续不断的工作都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近两年，一线老师的加班加点现象越来越严重，教学活动、政工活动两头拉扯，回顾这些年的一线教育经历，前几年起码还能保证自己完整的上课时间，尽量将其他工作调整到走出教室、授课结束后去做，实在没办法了，只能牺牲掉给学生批改作业的时间。而近两年来，越来越多的工作要求我们马上停止教学，先行完成，课上看工作通知、下课立马开会的情况是家常便饭。很多工作来不及细细开展便宣告结束，但是方案、执行、记录、照片、考核、公众号稿件缺一不可……一边难受地熬着，一边默默地做着，学校领导说：“哪一项工作不重要呢？都必须做的！”是啊，少发牢骚尽量配合，似乎是老师们能做到的最有效率的方式了。
　　校长分工难，老师苦难言，说到底并不能简单归因，一种不正常现象的出现，也从来都不是一日之“寒”，而要使其向正常的、通畅的方向转变，也需要上下齐心共同的努力，要有好的政策，还要有好的执行，缺少了其中的一项恐怕都难以达成预期的目标。在此，只能期待“职称评聘”“基层减负”等好的政策落地的同时，紧跟其后的是足以“拔山扛鼎”的执行力，期待人有岗位，岗位有人，期待业务副校长的分工难问题早日解决。但是，从“分工难”到“欣然接受”，我们还有多少路要走呢？
　　（作者单位：山东乳山市黄山路学校）
　　责任编辑 黄佳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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