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视角下公共图书馆的理念革新与优化路径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要：在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公共图书馆应在深刻把握治理要义的基础上，完成从被管理的对象向治理主体的理念革新，强化自身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方式的一面。在具体路径上，从空间（静态）和活动（动态）两个层面发挥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
　　关键词：国家治理;公共图书馆;理念革新;优化路径
　　中图分类号：G25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20）21-0012-02
　　2019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做出了推进国家制度建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决定。这是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时隔六年“国家治理”再次成为中央全会决定的关键词，意义无疑重大而深远。接下来，各公共部门理所当然要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作為基本原则和工作要求，当然也包括公共图书馆在内。近年来，伴随着国内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不论是在图书馆的数量、藏书量，还是在服务的质量上，都迈上了一个新台阶。特别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于2018年1月1日的正式实施为标志，我国公共图书馆在服务提供的制度化、均等化等方面进入了全新的阶段，已成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一大亮点。但也要清醒地看到，若将其置于国家治理这一全新视角下去考量，我国公共图书馆在角色定位以及相应的职能履行等方面还有尚可完善的空间。
　　一、从“治理”到“国家治理”：治理的中国模式
　　作为一种独特的理论视角，治理（Governance）理论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开始在西方兴起。它是建立在对传统公共管理模式—统治（Government）的反思基础上的。按照俞可平的总结，与统治相比，治理在主体、权威来源、管理性质、权力运行向度和管理的范围等方面有着根本的不同[1]。但需要关注到的是，虽然过往若干年治理成为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的惯用词汇，但一直以来都存在概念上的模糊性和认识上的多样性的问题。其中一个争论的焦点集中于“政府的角色”。长期以来，治理概念被界定为“多主体、多中心共同管理”的意涵，也有观点质疑这一倾向容易造成责任上的模糊性问题。
　　“国家治理”概念的提出事实上为治理理论的困境提供了一种现实的解决方案。一方面，治理理论的兴起有其深层次原因，即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公共行政领域普遍同时出现“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问题。不可否认，中国同样面临这一问题，特别是公共文化领域，一面是传统的政府大包大揽模式难以为继，另一面是新兴的市场化模式因为意识形态而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另一方面，历史层面的独特文化传统和现实层面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路径，都决定了国家（政府）在中国公共行政领域扮演着不可替代的主导性角色。
　　要而言之，国家治理的提出，就是要同时发挥作为国家之代表的政府和作为一种全新公共行政模式的治理两方面的优势。国家治理不是西方治理的简单翻版，而是强调在继续发挥政府作为“元治理”主体作用的同时，通过政府让渡部分权力，以激发和充分发挥各类社会机构、行业协会、非政府公共机构以及公民个人等多元主体的作用。
　　二、国家治理视角下公共图书馆的理念革新
　　具体到我国公共文化领域，应在国家治理理念的指引下，实现从目前的“强政府、弱社会”管理体制向“强政府、强社会”治理结构的转型[2]。对政府而言，其作为公共文化机构最大资源提供者的角色不能改变，当然在具体资助方式上可以有所调整，比如借鉴西方国家的“一臂之距”理念，变先前的直接管理（管人、管事）为主为间接管理（只管资金投入）为主。对公共图书馆等文化机构而言，则是要完成理念上的革新，要从过去作为文化领域被管理的对象，转变为新的治理结构中的治理主体。
　　文化机构作为治理主体，当务之急是在深刻把握治理要义的基础上，实现治理与文化的结合，发挥自身在国家文化治理中的独特作用。一直以来国内文化治理偏重于对文化的治理，与传统的文化管理一脉相承，旨在利用治理的理念解决文化领域出现的管理失灵问题。事实上，文化治理的社会功能在于实现文化身份确立基础上的社会认同和社会凝聚，这决定了文化既是治理的对象，也是治理的工具和手段，包括公共图书馆在内的文化机构无疑是国家文化治理的重要途径和平台。
　　三、作为治理主体的公共图书馆的具体优化路径
　　公共图书馆要在国家文化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必须在自身角色定位上，从过去以书为中心的知识管理者转变为以人为中心的社会治理主体，具体包括从空间和活动两个层面展开公共图书馆的优化路径。
　　（一）空间层面
　　美国社会学家奥登伯格曾提出“第三空间”的概念。奥登伯格认为，人类生活居住的空间属于第一空间，工作空间属于第二空间，沟通交流与休闲娱乐的空间则是第三空间，包括咖啡店、博物馆、图书馆、公园等。西方经验表明，生活质量的提高往往表现为第一、第二生活空间的逗留时间减少，第三生活空间的活动时间增加。因此，提高第三生活空间的质量是提升生活质量的关键点。
　　作为第三空间的一种，公共图书馆的建设在世界各地越来越受到重视。空间资源与书籍为代表的知识资源作为图书馆的两项根本性资源越来越被视为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空间资源的拓展和空间功能的多样化成为公共图书馆发展的方向。以我国湖北图书馆新馆为例，根据馆舍在建筑结构上具备露天退台的特点，修建了空中花园，为读者设立了室外绿色阅览平台等优美舒适的阅览环境。在室外广场上设有精美的园艺花卉造型，呈现出绿树成荫、草坪遍布、花坛涌泉、山石草木的景象，加上间或点缀的一些雕塑，处处营造一种高品位、高层次的文化氛围[3]。可见，作为第三空间的公共图书馆，目标不再仅仅是阅读，而成为繁忙的都市生活中的一个绿洲，让奔波于家庭和办公室之间的都市人有个放松歇息的地方。
　　（二）活动层面
　　1948年，美国图书馆协会在其出版的《全国公共图书馆服务计划》中即将“丰富个人的生活”和“推动公民的启蒙”一起作为公共图书馆重要的两个发展目标。比较而言，前者更强调对于个人的服务功能。在这样的目标定位之下，公共图书馆不仅透过自由开放的图书信息服务使公众接近知识，而且更重要的是使居民可以基于满足其生活需要从中撷取各种信息来源。公共图书馆作为社区文化交流平台，对上班族而言是休闲放松的地方，对青少年而言是温习功课的场所，对家庭主妇而言是亲子交流的空间，对小朋友而言则是听故事的好地方。简言之，就是使公共图书馆从地方上的知识门户进一步地成为地方上的文化网络中心，从而使个人的文化生活需求得以立足在这个文化网络中心的辐射范畴[4]。 　　在这方面，浙江省嘉兴市图书馆的做法无疑值得借鉴。这家以“一年5000场活动”而让各界为之侧目的图书馆的奥秘，就是“伴随着老百姓需求的不断改变而求新求变”。从帮助孩子建立阅读习惯，到帮助老年人顺畅地使用手机，活动多样，而且都极尽用心。此外，一些活动的受众虽然渐渐少了，但仍然被保留下来。比如每到年关、春运，图书馆都会辟专区、设专人，一对一帮助外来务工者通过网络购买返乡车票[5]。
　　综上，图书馆不仅是文化中心、学习中心，其作为社区生活中心的价值和作用将日益突显，这才是图书馆真正嵌入国家治理之中的实践路径。
　　参考文献：
　　[1]俞可平.论国家治理现代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6）：22-24.
　　[2]張森.文化治理理论演进、西方模式与中国路径[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10）：186.
　　[3]解胜利，吴理财.公共图书馆的文化治理学—对一个省级图书馆的文化政治分析[J].湖北社会科学，2014，（9）：70-76.
　　[4]张国圣.后现代语境下公共图书馆的文化治理功能[J].社会治理，2016，（4）：117-124.
　　[5]朱涵.走进浙江省嘉兴市图书馆：一年5000场活动内涵丰富[N/OL].新华每日电讯，2020-01-17.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 the public libraries should change their idea from being the managed objects to being the governance subjects on the basis of grasping the essence of management and strengthening themselves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state governance. On the specific path， the public libraries shoul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national governance from two aspects： space and activity.
　　Key words： state governance; the public libraries; idea innovation; optimization path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9/view-1523983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