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家训对新时期党员干部家风建设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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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颖
摘 要：中国传统家训卷帙浩繁，蕴含丰富的家庭德育思想精华。新时期党员干部家风建设可从中汲取的现代启示可以概括为“四个重视”：一是重视家庭教育，主要体现在封建皇帝亲自撰训教家；二是重视家庭德育，传统家训文献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传统家庭道德教育教科书；三是重视家庭子弟自立精神培养，培养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自立；四是重视朴素、内敛、谦和家风培育，避免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对心性的荼毒。
关键词：中国传统家庭；德育；现代变迁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5-0120-02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中国传统家庭教育的历史肇端久远，可以说家庭的历史有多长，家训的历史就有多长。“家训”一词最早见于《后汉书》。据《后汉书・边让传》记载，东汉末年，议郎蔡邕向秉政大将军何进推荐边让，认为边让以才名闻世的原因就是“天授逸才，聪明贤智。髫龀夙孤，不尽家训”。中国传统家训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家庭道德教育的教科书。在绵延中国传统文化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抛却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中国传统家训在当代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对于新时期党员干部家风建设也有诸多启示。
一、封建皇帝亲力亲为撰训教家
如果说重视教育是东亚儒家文化圈国家的文化传统，那么重视家庭教育就更加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最重要的优良传统之一。《颜氏家训》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丰富，体系宏大的家训著作，篇篇药言，句句龟鉴。凡为人子弟者，可家置一册，奉为明训。张一桂在《颜氏家训》的序中所言，“尝闻之，三代而上，教详于国，三代而下，教详于家。”①一言以蔽之指出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从训主身份看，中国传统家训的作者多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界精英阶层，甚或很多皇帝直接作训教育皇族子弟。朱元璋即位第二年就亲自编撰家训《祖训录》，洪武十一年（1378）撰写《诫诸子书》；明成祖朱棣编写《圣学心法》教育皇族子弟为君之道；康熙皇帝的《圣谕广训》、《庭训格言》以及《咸丰家训》、《同治家训》等都是皇帝率身重视家训的典型例证。此外，内闱皇后也积极参与，明孝文皇后的《内训》则是封建帝后撰写最为全面的一部家训。皇帝或官宦都承担了大量的社会责任，他们的工作重心应当是国家社稷，但是即便日理万机，仍旧亲力亲为撰写家训，或通过家书的方式嘱诫家族成员修身成人。
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结构具有家国一体的特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率身教家，在本质上又具有治国的意义。从中国传统家训发展的历史来看，最早的家训文献亦是源自“五帝禅让”的传说，文王教武王，武王教成王，成王教子弟开创了真正家训的先河。因而，中国传统家训天然诞生于帝王家训。在分封建制的国家发展过程中，中国传统家训是帝王家训逐渐大众化、自上而下的一个家庭教育普及过程。这样的一个发展渊源注定了中国传统社会重视家庭教育优良传统的出现，并且启示新时期党员干部实现个人社会价值的同时，也应当在家庭范围内担当起为国育才的重任。
二、核心内容在于养德，恒稳地绵延了中华伦理文化
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突出的伦理内向型特点，包含丰富的伦理教化内容。然而，在等级观念深重、“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中国传统社会，伦理道德专属上层社会贵族，一般庶民百姓没有机会接触高尚的道德之学。古代社会学校教育亦不发达，宗法家族观念浓重，家庭教育一定意义上肩负了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多重角色。随着中国传统家训文化的发展，自帝王以降，伴随家训文化大众化，民间话语的恒稳对于绵延中华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中国传统家训当中，伦理教化是历代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家庭道德教育是社会成员社会化的前提和必要内容。几乎所有的家训文献都涵括养德的内容，并对之多有释读、阐发。
李世民在家训《帝范》的序言中就开门见山地指出德性的重要性，把它们放在生死的高度，放在帝位存亡的高度。他说：“大德曰生……帝王之业，非可以力争者矣。”北宋贾昌朝不仅自己身居高位，而且两个儿子也都在朝廷为官，他在《诫子孙》中“今诲汝等，居家孝，事忠君，与人谦和，临下慈爱。”贾昌朝从一个臣子的角度教育家中后辈，孝亲忠君，谦和慈爱，包含了对父母、帝王、朋友甚至下人奴隶都要各自有相应的伦理道德品质。这样的家庭训诫在古代帝王将相家训中非常丰富。因此，中国古代家训虽然涉及的领域极其广泛，但是它们的核心都是围绕治家教子，修身做人而展开的。在中国传统家训中，“德”是一个十分核心的概念，在人生的各个方面都涉及“德”的内容，如，在谈到节俭时，有“俭以养德”、“俭，德之共也”的论述；在谈到谦恭时，有“恭为德首，慎为行基”（羊祜：《诫子书》）的论述；如窥人隐私，借物不还，与人争利等“皆无德之一端也。”（吕祖谦：《辨志录》）；在谈到人际关系时，认为“忍让为居家美德”（吴汝纶：《谕儿书》）；在谈到人的生命时，认为“大德曰生”（曾子）；为官从政者要“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为官德。所以，“养德”是培养的目标，而“修身”是“养德”的途径[1]253-254。这种“修身”一定意义上是通过家庭道德教育而实现的。
家训作为一份丰厚的道德文化遗产，从家庭小伦理的层面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帝王官宦治家的德教传统在社会生活当中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通过封建时代的官风、政风对社会民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今时代，党风、政风对社会风气的影响或许和传统社会不可同日而语，但领导干部的家风问题，仍旧始终被广大群众所关注，虽然家风并不是领导干部工作的全部，但是它就像一个晴雨表，对于监测领导干部自身的党性修养具有重要作用。
三、耕读传家：物质与精神双重自立精神的培养
中国古代社会，能够做训教家的人，一般都是家道殷实之士，衣食上的富足并没有让他们产生一劳永逸的想法，很多人往往居安思危的意识很强烈，纷纷著书立说，定训立规培养家族成员成熟心智、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这主要是通过读书与农业劳动两方面来进行的。 读书是让家族子弟明白礼仪，学圣贤，做君子，成为一个值得尊敬的人，获得人格上的独立和尊严。积极参与农业劳动是要求家族成员能够有自食其力的一项技艺，从而养活自身肉体生命。两者的结合就是从物质和精神上培养具有自立自强精神的独立人格的一种家庭教育。
古代家训训主尽管生活无忧，但是仍旧注重以耕读传家的要求训诫子弟，其原因不外有三：一是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早熟文化，读书怡情、读书傅彩、读书长才对于认识社会人生、丰富头脑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这种传统潜移默化地在传统家庭教育中显现。二是中国传统经济是一种农耕自然经济，靠天吃饭的生活状况，具有机会主义的种种风险。三是古代社会诸侯纷争，战乱时有发生，种种抵御不测的居安思危意识都要求古代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给予自立自强精神以足够的重视。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当中阐发读书学习的重要意义，指出“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保，一旦流离，无人庇荫，当自求诸身耳。谚曰：‘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袁采在《袁氏世范》中强调要让子孙能够自己养活自己，不要积累钱财使其坐享其成。曾国藩不断强调“仕宦之家，不蓄积银钱，使子弟自觉一无可待，一日不勤，则将有饥寒之患，则子弟渐渐勤劳，知谋所以自立矣。”[2]374耕读为本，长久之计，教子自强。李世民贵为皇帝，对儿子不知礼仪和稼穑艰辛亦忧虑得寝食难安：“汝以年幼，偏钟慈爱，义方多阙，庭训有乖，擢自维城之居，属以少阳之任，未辨君臣之礼，不知道稼穑之艰难。朕每思此为忧，未曾不废寝忘食。”（李世民：《帝范》）读书懂得仁义礼智信、学圣学贤的道理，曾国藩甚至认为读书改变人的形象气质，“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3]254这种话语表达风格很容易为青少年家庭成员所接受，充分体现家庭教育因材施教的特点。
由此可见，耕读传家的家庭教育内容在中国传统家训中具有非常广泛的受众。中国传统中很多训主都主张子弟在没有家庭庇护的时候也能自立于世，希望能够在肉体和精神两方面充实自己，既是对传统社会生活的朴素认识，也是对传统人生的深刻反思。这种思想和做法对于新时期某些“官二代”是一个重要启示。
四、适度消费，禁止骄奢攀比，培养朴素家风
艰苦朴素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俭，德之共也”在中国传统家训当中，俭以养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家要求。如果说耕读传家是从创造财富的角度来治家的话，那么，俭以养德则是从物质消费的角度教家的，并且这一规范要求在任何一家训文献当中都有涉及。最著名的莫过于北宋司马光写给儿子的《训俭示康》
在《训俭示康》开篇，司马光就开宗明义指出“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华靡，自为乳儿，长者加以金银华美之服，辄羞赧弃去之。”节俭是司马氏的家传品德，从司马光的个人本性方面说他也不喜欢金银华美的东西，穿戴过分奢华会觉得不好意思而放弃。由此可见，这里面比较有代表性地言出了节俭的两个必要性：一是家庭物质基础决定要俭约生活；二是个人品性喜欢平素，即蕴含俭以养德的意义在里面。司马光把节俭和为人处世立身统一起来看待，认为“俭是立身的根本。”[3]213
节俭在古代家庭教育当中被认为是一种美德，但并不是要无度节俭，反而强调的是一种适当、合适。消费的水平和需要的程度相适应。既不做吝啬鬼，也不做奢靡浪费之人。如《颜氏家训》当中就强调：“俭者，省约为礼之谓也；吝者，穷急不恤之谓也”（《颜氏家训・治家第五》）。为了教育子弟过节俭有度的生活，很多家训训主都明确提出了如何节俭的方法，他们认为如果能够有计划地分配和消费就会避免浪费，南宋著名学者陆九渊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在陆九渊的家里面，全年的家庭收入，在缴纳国家赋税和粮种之外，就平均分成三等份。一份留着歉年不收的时候用。剩下的两份再分成十二份，一个月用一份，每个月又分成三十小份，每天用一份。同时还要求“可余不可尽，用七为中，五欠为啬”。这种以计划的方式生活，避免饥馑，居家简素才能长治久安。
古人在家庭教育中从正面指出了节俭这一美德的意义和价值，与此同时，也从各方面论述了骄奢浪费的害处。曾国藩曾经总结家败之道有四，曰：“礼仪全废者败；兄弟欺诈者败；妇女淫乱者败；子弟傲慢者败。身败之道有四，曰：骄盈凌物者败；昏惰任下者败；贪刻兼至者败；反复无信者败。未有八者全无一失而无敌倾覆者也。”[4]8节俭是一种自适自恰的生活，避免浪费骄奢，还要做到不攀比。攀比会产生穷匮，明人杨继盛在狱中写信给两个儿子嘱诫他们，“休要看见人家穿好衣服便要作，住好房屋便要盖，使好家伙便要买，此致穷之道也。”（杨继盛：《给应尾应箕书》）攀比就会萌生消费的欲望，就有可能造成不必要的浪费，使家道穷匮，甚至反而不如不攀比之前的境况。有识家长都从诫子攀比上畅导节俭。司马光认为治家之道应“制财用之节，量入以为出……裁省冗费，禁止奢华。”[5]91（司马光：《居家杂仪》）
对照古人这种简素持家，俭以养德的教家方式，今天的物质生活虽然丰沛了很多，但是“一粥一饭当思不易，一丝一线恒念物力为艰”（朱伯庐：《治家格言》）的传统家训并没有过时，培养朴素家风，避免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荼毒心性仍旧是一个具有时代性的价值选择。
参考文献：
[1]王长金.传统家训思想通论[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
[2]马道宗.曾国藩治家方略[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9.
[3]成晓军.帝王将相家训[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4]马道宗.曾国藩家训[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1.
[5]成晓军.曾国藩家训[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许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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