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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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卢 岚
摘要:梳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研究结果,旨在解析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体系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前景。是一种完善理论的科学实践活动,从而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结构。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 社会生态; 完善理论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0)04-0058-05
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低的现实,并不是单一的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本身的问题,仅在教育系统内是无法求解的。现实教育中出现的问题和现象,很难用主客两分的思维方式解释清楚,单一的因果或矛盾关系的原则也无法解决。但生态学的方法论与和谐价值观却对上述问题现象的解释、解决,表现出了很强的适应性。这就意味着“生态”已成为“一种思维方式、理念、研究方法和文明观,成为一种观照人、自然、社会的观点的学说,并为相关学科提供理论指导”。[1]
用生态论论及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就是把人的问题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来研究,为思想政治教育注入了新的内涵,是思想政治教育范式发展中的一次突破与进步。建构合理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是当前我们面临的时代课题。因此,有必要对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以促进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理论的构建、逐步完善与成熟。
一、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研究现状述评
生态(Ecology)一词来自于希腊语Oikos(即房子、住所)和Logos(即学科或讨论),生态的原始含义即指生物(包括人)与环境的关系。生态学也即研究生物与其所存在的环境关系的科学。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首次使用“生态”这一概念时,它只是一个生物学的范畴,是研究生物与其所存在环境关系的科学。1962年美国女生物学家雷切尔・卡逊的著作《寂静的春天》问世,生态论突破了自然环境的范围,被运用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意义上,在生态概念发展中实现了从生物学的概念到人与自然关系的第一次飞跃。可以说,当生态发展到人和自然的普遍相互作用问题的研究层次时,就已经具有了哲学的性质和资格,已经有了人们的世界观、道德观和价值观的性质。当生态作为一种新的方法逐渐从自然科学进入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时,生态概念实现了从人与自然关系的概念与理念到向整个文明的渗透与提升的第二次飞跃。并成为20世纪后期重要的文明价值与文化价值,以至于后现代主义者托马斯・伯里曾预言,后现代文明时代应是“生态时代”。
1.国外教育生态研究现状
20世纪初,生态论已成为一门初具理论体系的独立科学。教育生态最初以“教育环境”的研究出现,例如1932年美国学者沃勒(Waller,W)在《教育社会》中提出的课堂生态学生态论概念。“生态学”一词在教育研究中的正式使用,始于英国学者阿什比(Ashby,E)在1966年提出的“高等教育生态学”(Ecologyof higher education)的概念。随着1976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劳伦斯・克雷明在《公共教育》(Public education)一书中首次提出“教育生态学”(Ecology of education),生态学的基本理论已经渗透到教育学及其分支学科。英国学者埃格尔斯顿(Eggleeston,J)的《学校生态论》(Theecologyof theschool)以研究教育资源分布为主旨。
20世纪下半叶,教育生态研究的重点是将教育放在日益被重视的环境与发展的宏观背景中来考察。这时期最杰出的生态学家当属鲍尔斯(Bowers,A.C.),他主张建立一个以学生为本的教育,强调文化与社会环境的和谐相处,培育学生的生态意识。微观学校生态学研究的代表约翰・I・古德莱德(John I・Goodlad)从管理入手,统筹各生态因子,将学校看成是一个文化生态系统。尽管西方没有思想政治教育一词,但其在道德教育中注重后现代思潮对道德教育的影响,致力于引导学生接受道德的差异性。如鲍尔斯(Bowers,C.A.)强调文化与社会环境和谐相处,麦克拉伦(Peter McLaren)则主张建立各种社会责任感。现代西方女性教育学的杰出代表马丁(Martin,JR)在《未来内部平和的教育》一文中,提出道德教育目标不是从自我发展出发,而是从社会从发,在于整个社会充满和谐。这意味着西方道德研究集中在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各种社会因素上。[2]
2.国内教育生态研究综述
教育生态学的胚芽早就根植于古代的教育之中,孔子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话语,说明他当时已经意识到环境因素对教育的作用与影响。“孟母三迁”更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注意到教育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关系。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教育生态研究始于台湾师范大学的方炳林。方炳林在《生态环境与教育》(1975)中试图通过社会、文化、家庭等各种生态因子与教育的关系及对教育的影响的考察来建构教育生态体系。李聪则在《教育生态学导论》中则运用生态学的原理对台湾教育的诸现实关系进行反思。20世纪80年代后期,教育学界的主体性理论则站在新的时代高度,肯定师生都是主体。其中影响较大的是1990年吴鼎福与诸文蔚合编的大陆第一本《教育生态学》,其生态色彩比较浓,借用了很多生态理论概念和术语。1992年,任凯和白燕的《教育生态》两部专著,运用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深入地分析了教育的现象。2000年,范国睿的《教育生态》着墨于文化、人口、教育资源等因素对教育的影响。这三部专著多从理论层面研究教育生态,为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研究提供了理论参考背景。但就目前学界对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和德育生态的研究进程来看,还处于起步阶段,远未形成集中、系统的规模。国内研究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注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环境的研究。易连云、张敏德在《德育生态环境研究》(1996年)把德育生态分为物理、生物、社会和主体环境,旨在建构德育大环境。高正荣的《论道德教育生态环境》(2002年),把从属于文化生态环境的道德教育生态划分为道德理念生态环境、道德教育生态环境、道德行为生态环境。邱柏生在《充分认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关系》、《高校政治理论课建设要有生态观点》等文中,借用生态学研究生命主体与其所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与方法,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问题,阐述了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的理论框架和学科体系。他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环境“依社会活动形态来分可分为经济生态环境、政治生态环境和文化――心理生态环境;依政治文化结构来分,可分为主流意识形态生态环境和亚文化生态环境;依意识形态的运作状况分,又分为导向生态环境和取向生态环境;依教育过程的生态环境来分,可分为社会方面的生态环境、心理方面的生态环境和控制方面的生态环境,等等”[3]。
第二,关注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与“生态”差异,提出思维方式的现代转化。邱柏生指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环境研究,既不是指现今人们通常所指‘生态文明’中的自然生态,也不是指这一学科原先对社会环境组成要素的一般研究,而是突出全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在一定条件下的协调整合关系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交互作用之分析”[4]。正如戴锐所说:“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相比,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的考察更具有宏观上的指导意义”[5]。这种对思维方式转换的关注,触及了生态问题的核心。因此,“如果能够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环境,将会对环境有一种新的理解”[6]。即“以生态论而不是环境观点审视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转换”[5]。思维方式的转换为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研究提供了先决条件。
第三,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和德育生态自身系统,探讨思想政治教育诸要素间的耦合。戴锐把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分为意识圈层、制度圈层和物质圈层三大宏观圈层和组织内部生态微观圈层来研究其内在逻辑关系及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过程。 [5]宣仕钱在《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系统的互动与耦合》中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生态过程依存于自身特有的生态系统,它既是诸要素互动的过程,又是诸要素相互耦合的过程。
在德育生态系统中注重对思想道德教育、教育内容、教育过程以及教育生态规律进行研究,从道德理念与教育模式的生态视域来研究德育社会生态规律。如,樊浩的《‘德’――‘育’生态论》将德育生态分解为‘德’的生态和‘育’的生态以及德育生态,他将现代德育环境的无力感的根源看作是德育生态危机所致,即现代德育理念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矛盾是导致“德的无奈,育的无力”的根源。德育模式必须与德育理念相适应,这种适应不是个别要素的适应,而是生态的适应。华中师范大学朱家安的博士论文《德育生态论》以德育主体的主体性演变历程为切入点,对德育生态性进行探索,论述了德育生态系统的要素、结构、过程和功能,建立德育生态理论体系及德育生态实践模式。
第四,关注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研究。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研究基本局限于国家“原生态”的逻辑框架内构建的,这就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在实践中仍然无法改变“上下脱节”、理论与实践“断裂”的现象。为了让思想政治教育能够深入到“草根”――这个厚重的基层,增强其实效性。学术界拓宽了研究视域,将思想政治教育生态拓展到社会生态。
首先,重新厘定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概念,以增大思想政治教育的涵容量。笔者曾在《反思与重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界定与价值》、《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论》、《社会生态环境优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等文中,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的观点,论述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研究可通过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彼此消长之中,来改写传统思想政治教育长期垄断的“原生态”的以政府、学校为中心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重构一种新型的、顺应历史发展需要的“衍生态”的思想政治教育,即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理论体系,以突破传统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的单一现状。它坚持以人为本、解放思想、重视民生、持续发展的原则,走国家与草根上下勾连的路径,有目的地加强草根建设,达到社会稳定和谐。使思想政治教育最终成为民族强盛的无形资产,健康、持久地发展下去。
其次,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草根性建设,丰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的内涵。马克思指出,“同一个对象在不同的个人身上会获得不同的反映”[7],“由于理解是主体的一种创造性活动”[8]。所以,从不同的视阈出发研究同一命题,就会形成新的理解,发现不同的问题,获得多种的解释,使原理论得到不断发展。思想政治教育草根性研究就是基于上述原理而进行的尝试。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草根化,不仅要求形式上的变化,更要求注入新的内容,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民族化、具体化、生活化。通过正视现实,体察人的灵魂结构,找寻真理,发现真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思想政治教育草根化的过程就是对主流文化的收集、增值、传播、再生产的自组织演化过程。
笔者曾在《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草根性》、《论思想政治教育草根性的学理基础》、《草根性: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视角》等文中认为,草根性的提出,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覆盖面。在《风险社会与草根建设》等文中建构了思想政治教育在国家与草根之间和谐共荣的理想生态模式。换言之,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的研究改变了传统思维方式,寻找到新的理论突破口,使思想政治教育从上层转到下层,渗透到社会最基层,渗透到群众生活中,使两者成为有机结合体,为我国的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注入了新的精神动力和智慧。对全面提高人民群众的道德水准,建设现代化国家铺平道路。这是思想政治工作者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的使命。
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研究存在的问题
透过目前的研究现象不难发现,教育生态研究还未切入生态的本质,简单套用“生态”之名者较多。所以,国内外这些研究成果中也明显存在以下缺陷:
1.概念界定不精确、不规范、不系统
首先,对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概念界定的科学内涵概括还不够精确、规范、系统。尽管在其外延上把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与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加以区分,但对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的研究还局限在国家“原生态”范畴内,没有充分的理论支撑,对思想政治教育在国家“原生态”与草根世界断裂的原因分析,大都陷于经验层面,缺乏本体论证明与哲学阐释。这势必导致思想政治教育悬浮于上,不能深入到社会最基层,不能解决长期存在的上下脱节、无的放矢、流于形式的低质低效的问题。
其次,教育主体不仅仅是“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的简化关系,它包含着各级政府组织部门以其行政职能承担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学校组织以其教育职能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还包含着社会以其服务功能和文化建设功能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即“草根教育”两个方面的内容。只有使前后两者达到上领下随、上行下效、互动互补、浑然一体的完美结合,才能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真正形成以思想政治教育者为主的共同关心、齐抓共管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氛围,使思想政治教育成为国家与“草根”之间任意穿行、协调发展的“光缆”。所以,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应是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环境中人的思想、道德、信仰、价值、传统风俗习惯、风气等相互关系的总和。它强调了“环境系统各因子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以及功能上的统一,含有系统、整体、联系、和谐、共生和动态平衡之意”[9]。
2.研究方法单一
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研究存在方法单一问题,未能对其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划分,使得复杂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结构网络简单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结构研究,缺乏从静态横切角度与动态纵剖角度两个方面进行整体思维方式来阐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的研究视角和价值取向。笔者曾对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结构的研究及划分,强调了自上而下的思想政治教育与自下而上的草根性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融合。但缺乏对这两者之间的全面联系认识,也就没有能够对生态主体与环境之间的如何协同进化进行科学论述。当然也就无法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动态发展的认识。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生态系统中的生命系统,其生存与发展是和整体性社会生态环境相互依存的。但却很难同时对各种社会生态现象进行全面地描述和分析,无法穷尽所有影响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形成、演变和发展的各种生态因素。只能从特定的视角进行概括和把握。但这并不等于孤立或静止地看待社会生态现象。因此,要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的整体价值,即强调静态横切和动态总剖的多种方法进行剖析。强调各部分的地位、价值的平衡,避免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系统的失衡。
3.理论创新不够
思想政治教育的转型是社会转型的应有之义,也是历史的必然。如何使思想政治教育从单一走向复杂、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现代,其关键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在多元化、全球化的今天,需要建立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新理念,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思维方式,充实和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是立体多维的,人们可以沿着各种思路寻找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视野,在一种和谐、互动的理论争鸣氛围中,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繁荣与发展,然而到目前为止仍无新的突破。
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研究的意义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研究,在社会转型和全球化背景下诱发出的一种新思路、新策略,是当代信息革命以及全球化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的客观要求。因此,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研究文献进行梳理,也是一个创新性补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科学实践意义。
1.开启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思维方式的现代转换
如果说从环境到生态是思维方式的现代跃迁,那么从生态到社会生态则是新的研究视角。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生态不是零散的、互不关联的状态存在的,它是一个关系网络、活动网络,存在于其中的是多主体、多维度、多层面的综合互动,是一个复杂系统。必须建构整体综合、动态生成、富有自主品质的复杂性思维方式,才能正确、全面地研究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正是基于这种目的,才在国家――社会的基本分析框架基础上,对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进行扩展和具体化,即思想政治教育在现代国家与现代社会建构中的理论创新,并将其更进一步具体化为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理论。这个理论体系的构建,就是一个新的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空间的开发。它通过解放思想、转变思维和不断创新、构建理论新范式;通过关注基层,关注“草根”,做到真正面向人和现实社会。从诠释历史的合理性到关注改革中“沉默的大多数”的情感与立场,借助社会各方面力量,努力营造思想政治教育的良好氛围,来确保草根阶层的正常发展与尊严,开拓个人思想意识领域的和谐局面,弘扬公平和正义的价值取向,绘制真实世界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图景,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
2.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
社会秩序不是终极的道德价值诉求,其合理性需要人来确证,即人的尊严、全面发展和幸福生活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人的全面发展不仅是人性潜能的全面挖掘和充分发挥,而且是人性整体的自由发展,就是人性对自然整体本质的占有,并且是人与自然、社会的全面和谐关系基础上对人自身本质的充分展现。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的研究,旨在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解决中国的“草根”的问题,中国的事情有了“草根”的参与,中国的问题才能得到很好解决,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才能得以实现。主要原因在于:
首先,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注重“草根”与社会生态的关系研究。草根阶层既是人才的来源,又是监督政府的最有效的保证。刘易斯认为,人们的思想是社会经济变化的首要力量,而人的思想道德素质是人力资源的重要一环。木桶(短板)原理告诉我们,劣势决定优势。因此,将基层民众(草根阶层)的思想道德素质与整个国家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发展相联系,探讨思想政治教育与基层民众、社区组织、社会生态之间的关系,分析思想政治教育在国家与社会、精英与草根之间的断裂现状,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穿越底层社会屏障的内在机制,是保证草根正常发展的有效方法、措施。“草根”这个底层的最短板没有被补齐,经济再高速发展也不能解决社会和谐问题。相反只会进一步撕裂、扭曲这个社会。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研究的意义就在于通过“草根”建设,使思想政治教育能够穿越底层道德,打通影响广泛的民间生活常识的屏障,沟通说服、宣传引导人们。只有“草根”得到健康发展,才能保证社会健康持续发展,才能有效地、高质量地监督政府,促进社会进步。
其次,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厘清了“草根”与和谐社会的关系。马克思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9]。“任何一种革命都是由现有关系与需要决定的。”[10]同时,这种需求永远不会停止。现实社会中,个体化进程实际上导致了社会性问题直接体现为个体问题,而对于个体问题形式出现的社会问题,人们不再到社会领域中去寻找他们的根源,而是到个体心理中去寻找解释。这就把社会问题还原为个人问题。“只有把人对人的关系即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我对你的关系加以考察,才能谈得上道德,只有他对自己的义务认为是对他人的直接义务,只有承认我对自己有义务是因为我对他人(对我的家庭、对我的乡村、对我的民族、对我的祖国)有义务时,对自己的义务才具有道德的价值。”[11]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笼统的关注人,而具体到一个人的利益与发展时又不关心他,这种宏观承认而具体上不作为,是虚伪的。
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的价值就在于,跳出主流的思维定势,用民间道德伦理和精神视野关注社会和生活,扎根于民众生活中。将现实的个人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正确处理草根阶层与和谐社会的关系,“草根”与精英发展的不可缺的相互关系。发挥草根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为他们搭建平台,创造机会,放低门坎,积极鼓励他们参与文化建设,使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真实的表达自己的观点,形成开放式的讨论,释放心扉。民众通过自己的生活方式,参与社会经济实践活动,以实践自身创造性的精神需求,克服人们心理偏差和模糊认识,使利益矛盾得到缓和乃至最终解决。这是和谐社会建构的理想路径。
有人说, “生态”在“生”字,而不在“态”字。这“生”字使我们感悟到了教育生态圈中滚滚流动的血液。什么样的生态,养育什么样的生命。在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环境中,受教育者接受的不应是知识的堆砌,而是心灵相互沟通,是真诚与真诚、实话与实话互动。这种生态的营造更是思想者的责任。人类之所以不断地寻求构建健康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结构的路径,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使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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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439.
[11]转引自杨增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论域中的“环境”与“生态”[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0(2):12-15.
[12]卢岚.反思与重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定位与价值[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9(4):33-36.
[责任编辑:张俊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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