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介与泰山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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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石介是宋初著名学者，对宋代文教事业有开拓性贡献。泰山书院是在石介的努力下开创的，在中国教育史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石介既是书院的组织者也是该院的名师之一，他不仅为书院延揽名师培养大批优秀人才，也为宋初儒家文化的复兴及理学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他的教育思想和办学模式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关键词：石介；泰山书院；儒家文化
　　中国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154(2009)06-0054-03
　　
　　石介，字守道，一字公操。北宋兖州奉符(今山东泰安市东南)人，是宋初著名学者，与孙复，胡瑷并称为“宋初三先生”。石介“世为农家”，到其父亲石丙时才开始读书为官。介“自幼笃志好学，清苦自甘，自强不息，年轻时即盛名乡里”，后就学于应天府，勤奋好学，“世无比者”。天圣八年中进士甲科，历任郓州、南京推官。他性格耿直，“乐善嫉恶，喜声明，遇事奋然敢为”。欧阳修称其：“遇事发愤，作为文章，极陈古今治乱成败，以指切当时，贤愚善恶，是是非非，无所讳忌。”范仲淹也评价说“介刚正，为天下所闻。”后因丁忧回山东，躬耕于徂徕山下，以《易》教授弟子，从者甚多。鲁人敬重其学识风范，故因其所居之山，尊称他为徂徕先生。
　　
　　一、排斥佛老，推粜儒学
　　
　　石介生活的北宋初期，封建社会已经相当成熟，商品经济开始萌芽，唐末出现的藩镇割据业已消除，国家安定，社会经济、政治较前代都有很大进步。但由于隋唐的尊佛崇道的文化政策，加之五代战事频繁，统治者无暇顾及文教事业，因之出现了宋初的儒释道三教并行的局面，儒家学说的统治地位和社会影响力受到削弱，“儒门单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宋初的士人知识分子也深感学术亟需正本清源，以维护他们为之安身立命的学说。正如钱穆所说：“宋代开国六七十年，儒运方起，当时诸儒所怀抱，似乎还脱不了一番拨乱世的心情。”石介正是这样一个为儒学复兴而敢于斗争的典型。他以大无畏气概著《怪说》、《中国论》，用夷夏之辩坚决反对佛老，强调儒学的正统地位：“尧、舜、禹、文、武、汤、周公、孔子之道是万世常行不可易之道，而佛老灭君臣之道，绝父子之亲，舍弃道德，有悖礼乐，破坏五常，为妖诞幻惑之说，必须加以去除”。并自述其志日：“吾学吾圣人之道，有攻我圣人之道者，吾不可不反攻彼也。吾亦有死而已，虽万亿之众，又安能惧我也。”孙复称其：“能知尧、舜、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者，非止知之，而口能揭而行之者也。”
　　
　　二、延揽名师，建泰山书院
　　
　　石介有感于儒学的衰落，守制其间“以《易》教授于家”，名闻山东。景佑二年(1035年)开始在泰山聚徒讲学。并邀请学者孙复到泰山主持日常教学工作。孙复曾于景佑元年拜访过时任南京推官的石介，两人一见如故，互引为知己。接到石介邀请时，正是孙复人生最潦倒失意的时候：科举再次落榜，家贫以致无法安葬去世的父母。而到泰山教学，既能解决生活困难又能实现自己振兴儒学、维护圣人道统的理想，于是就欣然接受了石介的邀请，由一落魄书生一跃而为书院主讲，开始了近十年的泰山讲学。景佑四年孙复、石介两人在泰山之阳建学舍，孙复名之日信道堂，并作《信道堂记》“予丁丑岁秋九月做堂于泰山之阳，明年春，堂既成，以是道处是堂，故名信道堂”，称其志在发扬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不久信道堂因故迁到泰山栖真观，规模扩大，建制逐步完善。康定元年(1040年)石介作《泰山书院记》始称为泰山书院．说他“于泰山之阳起学舍构堂，聚圣人之书满屋，与群弟子而居之”。并认为，孙复“上宗周、孔，下拟韩、孟”，尊其为泰山先生。作为“京东名士”石介，不以进士出身和曾任官为傲，对孙复相当尊敬，“以先生事复”，执弟子之礼。孔子四十五代孙学者孔道辅，闻复贤，就见之“介执杖屦立侍复左右，升降拜则扶之，其往谢亦然”。“石介有名山东”在鲁地的名望并不亚于孙复，以身下之，是敬重孙复的学识品行更是为了倡导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正如石介所说“古之学者急于求师，孔子大圣人也，犹学礼于老聃，学官于郯子，学琴于师襄，矧其下者乎I后世耻于求师，学者之大弊也”。也正因为有较大影响力的石介躬身笃行，“学者始知有师弟子之礼，莫不叹嗟之”。孙复的学术地位也得到提升，鲁地学风大盛，到泰山书院求学的士子也络绎不绝。
　　为了书院更好的发展，石介还请一些知名学者到书院讲学。如孔子四十五代孙孔道辅和儒士士建中。孔道辅自幼好学，曾任太常博士，以正直敢言闻名。士建中被认为是“推动传统经学向义理儒学转化的重要人物”。这种教学做法开阔了学生视野，有利于兼容并包的学术氛围发展，也成为后来的书院所借鉴采用的典范。
　　后人论著笔记中多以泰山书院为北宋名院之一。如王应麟《玉海》论“宋朝四书院”说“宋有戚氏，吴有胡氏，鲁有孙、石二氏，各有道德为人师。这里就包含了泰山书院。
　　
　　三、以身作则，形成泰山书院精神
　　
　　石介对泰山书院最大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延请名师讲学，更体现在渗透于日常教学生活中的书院指导思想：第一便是维护儒学伦常道德。孙复曾说他所坚持的道就是周公孔孟之道。而石介认为：“君臣之道，父子之义，夫妇之顺，尊卑有法，上下有纪，贵贱不乱，内外不渎，风俗归厚，人伦既正而王道成矣。”以儒家思想为教学的主要内容，“介日坐堂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不尝离于口也，三才九畴五常之教不尝违诸身也”。可以推知石介正是以儒家所提倡的忠信孝悌教育弟子。学生在平时的学习过程中受到师傅的言传身教和儒家思想伦理的熏陶，对儒学思想的传播起到很大作用。其二，与孙复相比，石介思想的独特之处在于反对宋初那种“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徂”的文风，力求恢复古文传统，提倡务实文风，受其影响他的学生也文风朴实，多以古文有名。再者，石介提倡积极人世的人生观。尊崇儒家所倡导经世致用的精神。石介在任南京推官时就因宋仁宗“废郭皇后，宠幸尚美人………好近女色，渐有失德……饮酒无时节，钟鼓连昼夜”，上书枢密使王曾，要求其劝诫皇帝，甚至要求王在劝诫不成时辞去职务，可见其对国是的关心。
　　在书院讲学期间他教育学生要有胸怀天下的志向，认为孔孟之道是治人之道，学道即为忠君治国之用。宝元二年(1039)西夏入侵北宋，在家乡讲学的石介听说后作诗感叹：“平生读诗书，胸中贮经纶，薄田四五亩，甘心耕耨勤，依徂望西北，涕泪空沾襟”，表现出对国是的关心与不能贡献自己才智的无奈。
　　
　　四、传道授业，奖掖后进
　　
　　泰山书院是“私人创办的讲会式书院，是教学和学术研究相结合的、具有高等教育性质的教育组织，由名师主讲，学术影响比较大”。孙复主讲泰山书院，石介虽然执弟子之礼，实际上两人亦师亦 友，石介作为名学者，同时也担当着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在泰山书院其间石介著《易解口义》十卷，并写了大量文章，都是书院弟子的必修教材。
　　汉唐以来儒学经典被抬至很高的地位，无人敢怀疑其权威性。唐朝的孔颖达修《五经经义》更是提出“疏不破注”的理论，造成宋初经学的讲解拘泥于前代经学家的章句注疏，没有什么创新。而孙复与石介明确反对一味死守教条，敢于质疑前辈大家的著作，用己意解经。石介更是正面批驳儒学大师郑玄的“文王以忧勤损寿，武王以安乐延年”的观点。甚至说自汉至唐的历代昏君皆是因听信郑玄之言，造成“倾国丧家，寿命不长，享国不永”。虽然言辞有些偏激，但是这种敢于向权威挑战的勇气和不迷信盲从的精神还是难能可贵的。宋代的书院以讲求义理为主，可以说自三先生始，泰山书院则开风气之先。宋人黄震评论说：“宋兴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孙先生、徂徕石先生始以师道明正学，继而濂、洛兴矣。故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白三先生而始，故晦庵有‘伊川不敢忘三先生之语’。”
　　与后代书院备考科举的考课式教学不同，泰山书院以传圣人之道为己任，讲求儒家伦理道德的传授。石介经常勉励诸生，要勤奋学习，甘于吃苦。告诫学生，年少更应加倍努力，要认识到“汲汲身未立，忽焉老将至”的时间紧迫性，要有“昼何暇乎食，夜何暇乎寐”的苦学精神。石介虽曾居官任职，但家境却不富裕，既便如此他还是刻苦求学，《宋元学案・泰山学案》记载石介为安心学习而放弃官僚赐予的美食。他先在徂徕教《易》后于泰山办学，经济上始终贫困，却并没有改变他以天下为己任、复兴儒学的理想。他曾写诗教育书院弟子：“尔等勤初学，无耻衣食恶；仁义足饱袄，道德堪咀嚼；二者肥尔躯，不同乳与酪。”他把圣贤之道看得比衣食重要得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了儒家的“贫贱不能移”。
　　石介“以诱掖后进，敦奖风教为己任”，学生向他请教经义，常每天有几十人，而石介总是“怡颜和气，一一为之讲解，殊无倦色”。他多次向朝廷推荐有真才实学的弟子。在给韩琦的《上韩密学经略使书》中极力推荐孙复和其弟子，言“泰山布衣孙明复、沛县布衣粱构、太平布衣姜潜、任城布衣张洞，皆有文武资材，仁义忠勇，计策谋略，可膺大任。阁下经略陕西，苟得四人，实有以助成阁下非常之功”。在《上范经略书》中又向范仲淹推荐五名泰山书院的学生。“介不才材，且为阁下得山东豪杰三人，负罪而有才者二人……皆学有根底……能知圣人之道，苟得五人者，为朝廷立尺寸之功，足以赎介不肖之罪。”可见他对学生的爱护和提携之心。
　　由于石介等人的努力，泰山书院培养了大量人才，其中不乏众多知名人物，仅石介弟子就有如下几位；姜潜，从泰山先生学《春秋》，亦从徂徕先生，进士及第，累荐为国子直讲、韩王宫伴读等职，后因反对王安石青苗法，辞职，在徂徕山讲学授徒，影响很大，马默，“从石介学，中进士，为官敢直言”；苏唐洵，“从石介学《易》，其告归，石介赠诗日‘爨或经年绝，书犹尽日寻’”，读之可以想见其为人笃行；杜默．师事石介，以诗著称当世，石介赠以《三豪诗》，把他与石延年、欧阳修并称三豪，欧阳修称赞他“杜默东士秀，能吟凤凰声。作诗几百篇，长歌乃短行。携之入京邑，欲使众人惊”。还有张绩、李常等人或进士及第或以诗文闻名。
　　庆历二年(1042年)石介服除，召为国子监直讲，离开泰山书院，孙复继续留在书院教学。石介在太学作《明隐》向朝廷举荐孙复，称其“有贤人之志，遭尧舜之圣。未得尽用，故盘桓山谷以待时也，非隐者也”。范仲淹和富弼“皆言复有经术，宜在朝廷”。不久孙复也被召为秘书省校书郎、国子监直讲。随后书院的弟子也相继出山为官或讲学。泰山书院主持乏人，渐趋衰落。孙复、石介开创的疑传惑经、尊师重道、勤奋好学的学风却留传下来。《泰山县志》称：“泰安旧称淳朴，士习于孙、石遗风，多好经术，重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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