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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多核”联动的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生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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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粤港澳大湾区现已具备打造创新生态系统的现实基础。依托湾区城市群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打造多核联动的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生态系统,将加快催生“城市群+产业群+网络群”的叠加效应和创新能力。
  湾区经济因具有沿海、湾区和城市群三种要素而成为开放经济中的重要形态。纽约、旧金山、东京三大国际湾区的崛起,离不开发达的国际交往网络、开放的经济结构、高效的资源配置能力,以及庞大的经济体量和强大的产业集群效应。粤港澳地区有多元化的社会制度与经济形态,类似于“简单版”的全球市场。我国当前面临进一步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新局面,设立的粤港澳大湾区正是探索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试验田”。
  国际湾区强大的产业集聚效应
  湾区是引领技术变革的领头羊和全球经济发展的增长极。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分析,世界500强企业、创新公司、研发资源和专利大多集聚在湾区。事实证明,这种叠加效应在带来巨大经济效应的同时,也会带来不可估量的区域创新能力,这也是湾区经济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根本原因。湾区经济的形成机理是“拥海抱湾,合群通陆”:“拥海”形成了国家对外开放的新引领,“抱湾”促进了各种生产要素的集聚,“合群”产生了“城市群+产业群+网络群”的叠加效应和创新能力,“通陆”则促使湾区城市拓展腹地。
  湾区经济的崛起充分体现了经济竞争全球化的轨迹。二战前,纽约湾依靠大西洋贸易通道的繁荣,顺利晋级全球首个湾区;二战后,太平洋航线上国际贸易兴起,美国西海岸旧金山湾区崛起;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全球制造业开始往亚洲转移,东京湾凭借科技制造实力升级为第三个全球性湾区。
  综观国际湾区发展历程,不难看出,湾区经济的形成必须具备经济竞争“全球化”中所需的七大要素,即强大的集聚外溢功能、开放的经济结构、高效的资源配置能力、广阔的经济腹地、发达的交通网络、创新的领军人才、开放的经济体系。
  三大国际湾区已成为全球产业集群的高级发展形态。湾区经济因具有沿海、湾区和城市群三种要素而成为开放经济中的最高形态。依托湾区城市群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是当今世界城市、经济及科技融合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客观趋势,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旧金山湾区是谷歌、苹果、英特尔、Facebook、Tesla、Nvidia、Gilead、Uber等科技巨头企业全球总部的所在地,汇聚高科技人员约200多万,是世界各地科技精英的聚集地。纽约湾区则是世界金融重地,拥有纽交所和纳斯达克交易所,经济总量约占到美国的8%,全美最大的500家公司,1/3以上的總部设在纽约湾区。日本的东京湾区是日本最大的工业城市群和国际金融中心、交通中心、贸易中心和消费中心,聚集了日本1/3的人口、2/3的经济总量、3/4的工业产值,逐步形成了京滨、京叶两大工业地带,钢铁、石油化工、现代物流、装备制造和游戏动漫、高新技术等产业十分发达,三菱、丰田、索尼等一大批世界500强企业总部都设于此地。
  粤港澳大湾区已具备一定的竞争实力
  从城市群来看,粤港澳大湾区与美国旧金山湾、纽约湾、日本东京湾处于一个量级范畴。在城市原有的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上,遵从城市间协作的客观规律、合理的顶层设计和规划,实现湾区城市群的错位发展,能够有效避免湾区城市间的同质化竞争,既发挥科技主导优势,又能使企业根据市场需求优化组合。
  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总体经济规模已达11.7万亿元人民币。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已超过旧金山湾区,接近纽约湾区水平,进出口贸易额约是东京湾区的 3倍以上,区域港口集装箱吞吐量约是世界三大湾区总和的4.5倍。粤港澳大湾区总体经济增速依然在7%以上,预计到2020年将成为全球第一大湾区经济体。但也要认识到,粤港澳大湾区与国际三大湾区相比,人均产出、地均产出、区域的创新能力以及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等方面,仍面临着“大而不强”的挑战,仍需解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等核心问题。数据显示,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密度只有三大湾区的46%,人均GDP比纽约、东京湾区少一半以上,不及旧金山湾区的20%。
  从产业群来看,粤港澳大湾区有望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全球策源地之一。生态环境优越、科研支撑强大,催生了湾区经济强大的产业集聚效应;产业布局合理,区域分工协同化,使得湾区在产业结构调整中产生了“雁阵效应”。东京湾区和纽约湾区的发展,都与第二次工业革命密切相关。东京湾区形成了京滨、京叶两大工业地带,钢铁、石油化工、现代物流、装备制造和高新技术等产业十分发达;纽约湾区金融、文化、机械制造、军工、石油、制药和食品加工等产业实力雄厚,是全球金融重地和制造中心;旧金山湾区在第三次技术革命中抓住了以硅谷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从而奠定了成为世界级湾区的基础,一直引领着全球信息技术创新潮流。
  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制造业门类最全、产业链最完整、市场最活跃的地区,已初步具备引领全球科技革命的产业资源、科技资源、市场空间及企业主体,有望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全球策源地之一。
  从网络群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的辐射影响力在逐步加强。在信息经济时代,一个湾区城市群的竞争力更多地取决于其在全球城市网络中的优势地位,而不仅是其所在区域中的据点优势、制度基础和地方生产联系网络。因此,一个完整的湾区构成不仅包括中心城市、发展腹地,更要建设强大的湾区网络体系,架构起包括市场网络、交通网络、信息网络、技术网络和人才网络等在内的庞大网络群,从而有力支撑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产业群所需人流、物流的大进大出。
  粤港澳大湾区拥有在科创、贸易物流、金融和服务领域各具优势的深圳、广州、香港三个增长极,并包括制造业基础雄厚的珠三角地区其他城市。尤其是拥有全球吞吐量排名第三的深圳港、排名第五的香港港和排名第七的广州港等世界级港口。从基础设施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已具备建设成国际一流湾区的基础条件。   如何打造“多核”联动的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生态体系
  建设“广州-深圳-香港-澳门”多核联动的创新走廊。旧金山湾区的科技创新走廊硅谷,依托大学等科技创新机构知识外溢形成;美国波士顿地区,与城区的大学有一定的距离,由功能独立、等级明确的园区组成;东京—横滨—筑波创新带,以主力型科研机构为主题,承担着区域科技创新的主题功能。
  对标以上这些创新经济带,积极吸引和对接全球创新资源,建设“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打造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开放创新和协同创新,促使创新资源汇聚、创新活动组织的国际化,以及创新规则与国际接轨、创新能力全球辐射。目前粤港澳大湾区,除了香港和澳门,广东省九个城市的国际人才比例较低,国际科研活动不够多。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就要建立一套有利于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就业、发展的系统制度安排。
  布局粤港澳大湾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布局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突破科技前沿技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重大科技问题的物质基础,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有所突破,大科学工程体系逐步健全,中国(东莞)散裂中子源、中微子实验室(江门)、加速器驱动澶变系统研究装置(惠州)和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惠州)等重大基础设施将陆续投入使用。但与三大国际湾区以及北京、上海等地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重大科技基礎设施的密度和系统性还有待加强。
  着眼于国际科技竞争需要,粤港澳大湾区需聚焦前沿科技产业创新。建议在现有大装置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布局若干国家级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夯实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的物质技术基础支撑。
  建立起能链接全球、影响全球的跨国研发与创新机构。世界级的大湾区应具备全球科技创新资源配置的实力与能力,要建立起能链接全球、影响全球的跨国研发与创新机构,成为全球科技浪潮的重要策源地。与三大国际湾区相比,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科研人才数量、质量等都还存在一定差距。
  国际湾区是世界范围内制度创新的引领者和定义者,更是全球优秀人才的向往之地,文化包容、生态优美、创业便利、市场开放,拥有一流的创新生态和创新治理体系。粤港澳大湾区应把握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目标定位,加快完善人才发展的政策体系,形成更加精准、更具竞争力的人才政策优势,在全球范围内遴选和发掘前沿领域的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新型企业家及一大批高质量科技人才。
  构建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链空间支持系统。在粤港澳大湾区的“二区九市”中,作为科技产业创新载体的有深圳、珠海、肇庆和惠州;作为先进制造业基地的有东莞和中山;作为枢纽及门户城市的有江门、佛山和肇庆。澳门的发展重点在于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以及商贸文化合作平台。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经济联系与合作应突破行政区划,建立多样化的协作分工体系,形成产业链、技术扩散链和市场分工链,使城市群产业的成长与发展空间得到不断拓展。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因产业链和市场链的作用在功能上已形成一个关联度极高的经济体。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趋势来看,应当寻求经济发展的统一规划与配合,鼓励企业跨区域地有序合作与竞争,共同提高产业衔接和配套水平,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形成城市群经济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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