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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辅导员视角的大学生网贷问题及抵制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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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大学生网贷问题已获得我国社会的广泛关注。撇开网贷经营中的诸多问题,本次研究将着眼于学生的主观因素,并得出将高利率网贷用于非必要性消费,是引发诸多社会问题的主要原因。在求学过程中,大学生长期远离家庭,辅导员是为学生提供生活指导的主要责任人。基于这一管理架构,本文将首先从主观、群体、社会、网络这四个层面,对大学生申请网贷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同时将围绕劳动教育、人脉管理、道德例证、马克思经济学,提出网贷抵制教育的实施路径。
  关键词:辅导员;大学生网贷;危害;抵制教育
  引言:
  随着“裸贷”事件的曝光,大学生网贷问题已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从教育层面保护学生,是高校理应承担的责任。信贷的本质逻辑是将散存于社会中的闲置资源配置到生产环节,并利用所带的产出获得利润。但我国大学生通常会将信贷用于消费而非创造产出,因此大学生信贷应纳入到次级贷。但在现代社会中,信用本身具有经济价值。同时考虑到少子化社会中,家长对于学生的溺爱,以学生信用未担保的小额信贷,已被视为优质信贷项目,各金融机构相继进入这一领域。金融领域的资金密度较高,在法治程度较低的情况下,极易出现各种乱象。在这一环境中,“高利贷”、“裸贷”等问题相继出现,高校环境与学生生活受到严重影响。针对这一问题,辅导员应通过有效的教育手段,抵制大学生网贷对于高校学子的侵害,以塑造优质的校园环境。
  一、大学生网贷的发展与危害
  大学生网贷问题,是在信贷超发背景下产生的社会问题,其主要影响是廉价融资与次级信贷交集后,对借贷学生产生的综合性压力。大学生网贷产生于信贷行业高度发达的美国。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存款余额相对较少,而高校学费极为昂贵。提倡个人担当的美国社会,逐渐引导金融行业为大学生提供教育信贷,从而将学生在未来可获得的劳动报酬提前支付教育开支。2008年后,为了应对次贷危机对实体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我国采用了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部分资质较差的信贷公司也获得了廉价的巨额融资。为了获取高额利润,这部分公司将信贷业务引入高校。
  由于国情不同,我国大学生网贷的发展暴露出诸多危害。其一,是追债方式涉嫌违法。我国社会的治理成本较高,信贷管理风险远高于美国。为了降低不良贷款率,商业银行会委托第三方机构管理表位业务。而这部分金融机构会将评级较低的催缴业务转交给专业清欠部门,在这一环节中极易出现违法现象。其二,是对学生家庭带来沉重负担。大学生网贷利率通常较高,在家长获悉学生的遭遇时,往往会面对高昂的还款成本。其三,是对大学生心理与生活的影响。网络信贷需要面临高昂的还款压力,若出现延期或违约等情况,则会遭遇多方面骚扰。在这样的环境下,学生的心理压力必然增加,常规的生活与学习方式也将受到影响。
  二、大学生申请网贷的主要因素
  (一)好逸恶劳的主观思想
  好逸恶劳的主观思想,是引发我国大学生申请网贷的主要因素。当代大学生多出生于独生子女家庭,在父母的溺爱下,其并未养成通过劳动换取报酬的观念与习惯。在面对资金需求时,其更习惯于寻求他人帮助,而非主动克服困难。同时,在进入高校后,部分大学生的消费欲望难以得到遏制,家庭提供的生活费用并不能满足其消费需要。在无法获得外界援助,且自身劳动意愿尚未充分调动的情况下,网贷平台似乎成为了满足学生消费欲望的唯一途径。总之,存在于当代大学生内心深处的“好逸恶劳”,并非单纯地厌恶劳动。而是对于社会劳动的陌生,以及难以寻找到将劳动转化为报酬的有效路径。
  (二)交友不慎的负面影响
  据统计,多数学生是通过朋友引荐等渠道,认识并使用网贷平台。我国仍具有熟人社会的诸多特征,人情因素在基层社会中会起到重要影响。多数大学生在寻找融资渠道时,会首先请求“朋友”援助。基于这一特征,部分网络借贷平台利用抽取佣金、减免信贷等方式,逐渐在学生群体中培养代理,并由其向周边同学提供信贷推荐。而我国学生的社会阅历普遍不足,对于“朋友”得鉴别能力较差,误将网贷代理视为朋友的情况时有发生。受此影响,学生对于网络平台的防范意识,被“朋友”之间的信任打破,部分学生由此跌入网贷陷阱。总之,中学阶段的友情并不包含利益,因此大学生并不善于区分友情与商业公关的差别,盲目听信他人建议,将对自身的资金安全带来风险。
  (三)社会观念中的拜金主义
  近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盲目追求经济利益的生活方式逐渐在社会中普及。例如,部分地区会索要高额“彩礼”,部分居民也会将个人财富视为评价其成就的主要依据。在这一环境下,爱情、名誉等事物被逐渐商品化。而为了换回更多财物,可共出售的事物也愈发增加。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高校学子也将受到影响,并将可通过货币计量的事物全部纳入到经济范畴,而道德范畴内的事物则相应减少。针对这一发展趨势,部分网贷平台为更多原本隶属于道德范畴的事物提供定价,从而使这部分事物进一步商品化。基于这一逻辑,在不提供劳动的前提下,只需出卖原属于道德范畴内的事物,就可获得经济回报。这正是当代拜金主义的主要特征。
  (四)互联网输出的消费主义
  随着终端设备的普及,互联网已对当代学生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并成为学生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但互联网是由上世纪八十年代,具有左派思想的美国技术人员共同研制的。在总体设计中其更倾向于贬损“约束”。同时互联网的发展,依赖于金融行业的支持,因此多数网络信息会为缺乏约束的金融行为提供支持。消费主义是现代金融的理论工具,利用过度消费诸多国家或地区的中产阶级已陷入债务陷阱。大学生群体是我国的未来,引导该群体尽早进入消费市场,必然会为金融行业提供更多利润。总之,互联网产业对于金融行业的依赖程度极高,通过网络信息美化消费主义的论点,会迷惑我国学生的价值观。
  三、辅导员开展抵制教育的具体路径
  (一)依托劳动教育纠正好逸恶劳的错误观念   当代学生所展现出的“好逸恶劳”,并非单纯地厌恶劳动。而是对于社会劳动的陌生感,以及难以寻找到将劳动转化为报酬的有效路径。而这一问题也是导致大学生申请网贷的主要因素。在教育实践中,辅导员可通过劳动教育,引导学生熟悉社会劳动,并逐渐养成利用劳动换取报酬的良好习惯。首先,辅导员可依托校企合作平台,组织学生申请实习项目。例如,辅导员可向软件开发企业申请合作项目,并交由学生完成。通过这样的锻炼,学生将领悟到社会劳动的内在价值与行为习惯,从而消除内心深处的陌生感。同时借由此类合作项目,学生可得到经济回报。其中的喜悦感,远超家庭提供的经济支持。辅导员可在学生获得报酬时,为学生讲解劳动价值在经济规律中的重要地位。综合分析,劳动教育可复制社会劳动的基本形态,通过此类教育,多数学生会正确认识劳动价值,而经济收益也将提升其独立性。
  (二)透过学生社团引导学生优化人脉管理
  大学生并不善于区分友情与商业公关的差别,盲目听信他人的融资建议,是其申请网贷的主要诱因。针对这一问题,辅导员可通过学生社团,优化学生的人脉管理,从而使其财产安全得到保障。学生社团是由学生发起并管理的组织形式。在社团中,学生之间会形成牢固的管理机制,其约束效力通常会超过辅导员提供的讲解。在合作中,辅导员可将金融安全知识引入学生社团,并要求社团负责人共同参与管理。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自于学生内部的网贷推荐将得到遏制,身陷网贷泥潭的学生也可获得社团以及辅导员的帮助。或者,辅导员可邀请学生联合组建金融管服务社团。该社团可由金融专业的学生组成,其主要职责是为学生提供信用评估,并推演各类信贷模式的安全程度。借助金融类社团的帮助,学生的财经管理意识将得到提升,部分网贷平台的骗局可被及时揭穿。
  (三)通过例证教育抵御拜金主义思想
  拜金主义思想将道德范畴内的事物转移至经济范畴,以至道德约束愈发无力。但道德来自于人类本性以及对社会规范的提炼,脱离传统道德范畴的行为方式,将使行为人脱离法律与社会的保护。同时违反人性与社会规律的行为,也难以得到社会机制的配合,因此此类行为无法长久持续。针对这一特征,辅导员可在各类媒体中轻易搜寻到有关拜金主义的负面例证,以及坚守传统道德规范的正面榜样。在日常交流中,辅导员可将这部分例证作为教育内容,从而使学生认识到拜金主义的负面影响。同时针对不同例证,辅导员可将其改编成小故事,并上传至微信、微博等交流工具。通过这样的设计,学生的价值观将保持在正确轨道,大学生网贷的负面影响也将逐步弱化。再有,辅导员可邀请具有借贷经历的学生,为其他同学提供讲解,从而提炼出有益借鉴。
  (四)借助马克思经济哲学正确解读消费主义
  消费主义是产生于西方金融体系下的经济观念,其本质是利用未来收益刺激当前经济,在货币总量不变的条件下,其负面影响难以弥合。马克思认为,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剩余价值均匀分配的前提下继续积累投资()。针对这一问题,部分西方国家将未来收益作为选择,并提前消耗当前产出。而马克思则认为,技术进步是在均匀分配剩余价值的前提下,积累投资的最佳途径。在大学生网贷教育中,辅导员可通过理论转换,将网贷解释为提前消费,将在校学习等同于技术进步。当学生的劳动技术大幅进步后,其收益将稳步提升。若以提前消费为获取物资的主要途径,则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而实际产出能力却并未加强。在具体的教育过程中,辅导员可首先为学生提供经济学计算公式,并要求学生从宏观层面对比消费主义与技术进步。当学生作出正面解答后,辅导员可提供更具针对性的讲解。
  结语:
  網贷抵制教育,应从四个层面着手。首先,是利用劳动教育帮助学生认识到劳动的重要价值,以便摆脱依靠心理。其次,可借助高校社团,优化学生的人脉管理,从而使学生接触到更多正面信息。再有,辅导员应引用更多例证,以抵制拜金主义的虚假宣传。最后,辅导员可借助马克思经济学工具,削弱消费主义带来的负面干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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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庄玉琳,张董强,纪程宇,张菲. 高校大学生校园贷现状调研[J]. 中国地质教育,2018(04):4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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