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校勘在版本学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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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版本学自立于学术之林以前，它是从属于校勘学的，而在我们现在的版本学研究当中，往往对校勘学不是很重视，也没有很好的利用校勘学带来的方便。那么本文将在前人的研究理论基础上，对校勘在版本学中占有的重要性略作浅要分析。
　　关键词：校勘；版本；版本学；重要性
　　在说校勘之前，我们不妨先来了解下版本和版本学。版本一词最早出现于宋初，“本”原指写字缣帛，“版”为简牍，最初指一种书籍经过多次传抄、刻印或以其他方式而形成的各种不同本子。当雕版印刷推行以后，就把印本书称为“版”，末雕的写本书称为“本”。“版本”两字连用至宋代出现，它作为对雕版印刷图书的专称，广泛地得到使用。后来“版本”所指范围逐渐扩大，也就泛指雕版印刷以前的简策、帛和纸的写本，以及雕版印刷以后的拓本、石印本、影印本、活字本等一切形式的图书。随着时代的发展，版本也开始应用于影视、软件等事物上。版本学是指研究图书在制作过程中的形态特征和流传过程中的递变演化，考辨其真伪优劣的专门科学。在古籍研究中尤显突出。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图书的物质形态及特点风格，版本的源流系统，不同历史时期、地域的版刻特点，版本的识别与鉴定等。在印刷发明前，同一部书往往有不同抄本；印刷术发明后，一部书经过不断刻印，也会产生不同本子。这些不同版本彼此间会出现文字、印刷、装帧等方面许多差异。各种版本的源流、相互关系也会存在各种复杂现象。研究这些差异并从许多复杂现象中探求共同规律的学问就叫版本学。
　　而校勘，指对同一书籍用不同的版本和有关资料加以比较核对，以考订其文字的异同和正误真伪，其目的是校正讹误，恢复古籍文献原貌，正本清源，提供最接近于原稿的本子。在中国历史上，最初的版本研究与校雠工作是合二为一。也就是说，早在版本学以独立的学科出现在学术之林的时候，版本学应该是从属于校勘学的。西汉的刘向、刘歆父子在奉命整理皇家藏书的过程中，刘向首先要做的工作虽然是备众本，但是其目的还是为了校异同、订讹脱、条篇目、撰叙录。将各书叙录集中而别行，这就是《别录》。后来刘歆进一步将各书叙录分门别类的编排出来形成专门的一本目录学书《七略》，这个也是中国目录学史上第一本目录学专著。在这本书出世以后，从内容、体例、分类、著录等各方面，都奠定了中国传统目录学的基础。《七略》凡录一书，必著其书名、篇什、学派、家数、传本等等。由此一来，版本学就又从属于目录学了。所以说，版本学最初是为校勘学服务的，而后又通过校勘，能够辨别出版本的异同优劣，再通过目录著作表现出来的一种学问。因此，版本学从最原始的意义上来说，便紧紧的和校勘学与目录学联系在了一起。华中师大的张舜徽先生曾这样评论过版本、目录、和校雠，“实际上包括了版本、校勘、目錄三方面的内容。这三者便是校雠学的具体部分，假使缺损其一，都不能成为完整的校雠学”。因而，我们在探讨什么是中国的版本学的时候，决不应该脱离与它如出一辙的校勘学和目录学。那么校勘究竟在古书的版本学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呢？下面将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略作浅谈。
　　首先，校勘可以辨真伪，辩优劣。
　　一部经典之作，经过几代的相传，就很有可能会有抄本、刻本、活字印刷本的同时流传，并且同是抄本、刻本，也都还会有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区别，传本一多，就必然会有优劣之分，真伪之分。那么如何能区别出优劣，区别出真伪呢？或许辨别的方法和途径，因为人与人的学识不同、经验不同，考究出的结果纵然也是不同的，但是有一条方法是可靠也能通行的，那就是校勘。
　　校勘的目的是别异同，定是非。对于文字上的异同，是没有其他办法和途径可以辨别的，只有校勘，文字异同辩出来了，再经过分析判断，则文本与文本之间的优劣长短也就显现出来了，优劣长短一定，是非也就随之而出，那么版本的优劣也就显而易见了。对于书品的好坏，校勘也是可以区别的。书品包括的内容比较丰富，书的印纸，墨色，初印，后印，补版，递修，断版，装帧等等都是书品的内容，这些内容靠我们平时大意的翻翻书看看优劣是看不出来的，只有结合校勘，才能看出各个方面的优势。比如说墨色，印刷均匀，干净利落，自然是好书，但有的书就会墨色发灰，浓淡不一，可见就不是好书。且如果一本书的初印精美，当然价值也是很高的，如若有断版，补版或者修补的后印本，虽说是不影响内容，但是书品差，自然价值也就低了。
　　对于伪造书，我们可以对书名伪造者查阅各种有关的目录，看看是否有这种书。如果各种目录都不见著录，又不见前人征引，这种书十有八九都是伪的。这就要校阅书中的内容，从而确定它是什么书了。一旦书确定了，那么伪造的痕迹也就不攻自破，如果见到著录，就要设法将书找来比勘，如果内容真的毫无联系，那么也就是伪造书了。
　　其次，校勘还可以判断文本的源流。
　　一般而言，确定一书的版本应该说不是很难的事情，但是一本书很可能有多种版本同时流传，如果要把每一种版本的源流系统说清楚，那就不是容易的事情了。这不是仅仅考一点版本知识和普通的鉴定方法就能够解决的，必须考认真的校勘，从文字和内容多方面的异同之处来理出源流，分清系统。比如大家都知道的《论文》一书。《论语》是名列世界十大历史名人之首的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的门人记录孔子言行的一部集子，成书于战国初期。因秦始皇焚书坑儒，到西汉时期仅有口头传授及从孔子住宅夹壁中所得的本子，计有：鲁人口头传授的《鲁论语》20篇，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22篇，从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的《古论语》21篇。西汉末年，帝师张禹精治《论语》，并根据《鲁论语》，参照《齐论语》，另成一论，称为《张侯论》。东汉末年，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考《齐论语》、《古论语》，作《论语注》，是为今填我们所用的版本《论语》。这样一来，《论语》版本的源流就基本显现了。对于后来虽有各种各样的版本再次跌出，但是其源流都是来自于此的。像这种进一步的版本源流系统，不经过认真校勘，悉心研究，那是无法搞清楚的。
　　再者，校勘还可以定版本。
　　鉴定版本是版本学的核心内容，而鉴定版本又不是一眼就能够看成迹象，从而可以做出正确的定性的结论。这就必须要认真研读，审慎校勘才行。校勘有各种方法，如本校、理校、他校、版本校等等。和前面说的一眼，各种校勘方法都不过是校异同，定是非，因此，校异同就成了定是非的前提，利用校勘手段来鉴定版本，同样也就需要先校出异同，再来确定是非。
　　本校、他校、版本校都可以发现异同。比如说书中的讳字、谥名、官职、地名等，都可以通过本书的前后、他书的相应记载、不同版本的相应部分，校出某名、某官、某地、某字的异同。若干异同校出之后再加以梳理，就可以大体确定其版本的上下时限了。如果一书的不同本子中对同一地名称谓不同，就可以断定它们是不同时期的存本。比如，对北京这个地名，各书中有不同的称谓，有称“北平府”的，有称“顺天府”的，如果我们了解其历史就知道“北平府”这一称谓是洪武年间的，而“顺天府”则是永乐年之后的称呼。
　　由此看来，校勘确实在版本学中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占有无可替代的地位。作为我们语言工作者，对于版本的选择，版本的研究，都决不能轻视校勘的作用，我们应当更好的利用校勘的带来的方便和优势去选择对我们语言研究更有利、更有价值的版本。
　　参考文献：
　　[1]杜泽逊 《文献学概要》 中华书局 2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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