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梁启超的《孔子》中对儒家文化的态度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 要：梁启超一生的思想经历了大致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在其思想的最后阶段，梁启超的思想重新扎根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之中，在中西方文化的冲击中，他重新发现了中国儒家文化所具有的生命活力，借对孔子思想的重新阐释，大力弘扬儒家文化，为儒家文化正名。
关键词：梁启超;孔子;儒家文化
在19世纪末20年代初的中国历史中，不论是在政治、历史、文学亦或是教育上，梁启超都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大师级人物。十年饮冰难凉热血，梁启超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上演了一幕幕救亡图存的大戏，试图以一己之力推动中华民族走上复兴之路。奔走呼号，上下求索，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梁启超探寻着拯救千疮百孔的古老中国的治病良方。在梁启超的一生中，他的思想几经转变，最终归落到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梁启超自小受儒家文化熏陶，一心通过科举入仕，实现儒家思想中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此时的梁启超仍奉千百年来封建化的儒家思想为圭臬。在科举不第，接受西方文化熏陶之后，梁启超如梦初醒，鲜活的西方思想猛烈冲击着古老的儒家思想，梁启超率先呼吁在制度上学习西方。百日维新失败后，梁启超更是大力宣扬在思想上向西方靠拢。在对待中国儒家传统文化方面，梁启超则存在一种矛盾心理，这种矛盾体现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自信上，他一方面意识到要摒弃腐朽的不合时宜的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又痛苦地发现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仍有闪着光辉的地方，此时在西方思想同中国思想的碰撞中，梁启超自觉地以西方思想为本位。1918年，梁启超西游欧洲，目睹了一战后欧洲各国民生凋敝、思想颓废，他的思想再次发生改变，提出了化合中西方思想的想法，把目光重新投向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在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进行重新解读后，梁启超摒弃了之前的文化自卑心理，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这一时期对先圣孔子思想的解读就是梁启超以中国思想文化为本位的最好证明。
《孔子》写于1920年，正是在梁启超漫游欧洲，思想发生转变之际。在《孔子》中，梁启超对孔子的生平做了细致梳理，对后世儒人的误读之处也悉数点明。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对孔子及其学说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未完的《世界伟人传》中，更是深情地说：“苟无孔子，则中国当非复二千年来之中国。”
梁启超对孔子及其学说的研究反映出了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态度。这种态度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辨伪存真，为儒家学说正名;其次，提纲挈领，明晰儒家文化;最后，激浊扬清，弘扬儒家经典。
一、辨伪存真，为儒家学说正名
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孔子强调为政之前要先正名，梁启超亦深知此理，欲要弘扬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改良社会，不能盲目宣扬鼓吹，必要弄清楚名实，方能厘定人们纷乱的思想，确立一个公共的标准。因此梁启超在《孔子》中最先做的就是拨开历史的迷雾，为世人谨慎摘择，褪去后世加诸孔子的神秘光环，为人们还原一个真实的孔子。梁启超以史学家的严谨作风，细致地考证了有关于孔子的诸多典籍，总结孔子一生，为我们刻画出一个出身卑微、政治生涯短暂，但开门收徒甚早的一个真实的孔子。在梁启超看来，孔子出身平凡，政治生涯极其短暂，漫游轨迹也并不是很远，但这都无损于孔子圣人的形象。“孔子的人格，在平淡无奇中现出他的伟大，其不可及处在此，其可学处亦在此。”正是在这样极卑微和贫苦的环境中，孔子靠着自己的学识与毅力修炼到了人格的最高境界，而他的这种人格最高境界即是儒家思想中所说的君子的境界。梁启超认为，孔子的伟大之处在于只要人人努力地学习他，人人都可以学得到，而这种学习的法门就在孔子一生的思想之中。
研究孔子思想之前，更需要清楚哪些著作为孔子本人所做，哪些是后人伪作，如若对卷帙浩繁的书卷不加甄别，全都当成孔子思想来加以研究，必将会在研究之中产生诸多矛盾，走了歪路。因此梁启超在阐明儒家思想之前，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对孔子的著作细细地进行甄别，并单独以一个小节来标明研究孔子学说所根据的资料。比如关于《诗经》的成书，孔子“删诗”的说法由来已久，但梁启超根据《左传》中的赋诗来参照，推断《诗经》大体篇目在孔子之前已经定型，孔子并没有大批量地进行“删诗”，可能仅仅是对诗进行分门别类罢了。虽然梁启超对孔子“删诗”持否定态度，但他却积极肯定了孔子对于“正乐”的贡献，更是用现代的教育观来解读孔子的“诗教”传统，赞扬其是一种把文学、音乐同教育相结合的一种十分有效的教育方法。
二、提纲挈领，明晰儒家文化
梁启超在对孔子的书籍著作去伪存真后，孔子的思想渐渐呈现出原初的模样，但孔子以及孔门弟子所作驳杂，孔子思想零落分散其中而不成体系。为了更好地弘扬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梁启超对孔子的思想做了提纲挈领的归纳与总结。《论语》开篇讨论“学”的问题，梁启超总结为“孔子所谓学，是要用学来养成自己的人格”。
那么养成人格的方法是什么呢，一个是“中心”，一个是“如心”，即曾子所说的“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心”为忠，梁启超通俗地解释为发展内在的个性。“如心”为恕，可以解释为推己及人或以己之心度人之心。这样在处理好自己与他人关系的过程中塑造自己的人格。那么塑造人格的标准是什么呢？梁启超总结为人格的完美体现在“仁”上面，具体来表现“仁”的标准就是要成为君子。这样孔子的思想其实就形成了一个完整清晰的体系，简而言之，孔子就是在教人们如何通过学习培养完美的人格，最后成为君子。而在学习的过程中还要辅以仁、义、礼、智、信等其他美好的品质，这样才能完成人格的最终塑造。
梁啟超对孔子思想做如此清晰的梳理其目的何在？仅仅是为了做学术上的探讨吗？其实不然。在《梁启超论儒家哲学》中，梁启超谈到了孔子所向往的“大同”社会。“社会大同”是什么样的呢？是天下为公，是选贤与能，是讲信修睦。梁启超说这样的社会“自然是绝对的德谟克拉西了……自然是绝对的平和主义，非军国主义了”。在儒家文化中，梁启超找到了救国救民的方法，也重新寻找到了民族的文化自信。孔子描述的“大同”正是梁启超所追求的理想社会，如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真的能被弘扬，人人都遵循孔子的思想成为君子，那这些君子生活的世界不就是“大同”吗？基于此，梁启超后期的思想转变为“文化救国”，并且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中，梁启超也看到了东方文化同西方文化相契合的部分，这也正是梁启超提出化合中西方思想的根源。 三、激浊扬清，弘扬儒家文化
梁启超盛赞孔子是人类的模范，尊其为教主、教育家、學问家和政治家，并说中华民族的学问、伦理、政治、人才、历史都来源于孔子的思想。可是即使把孔子及其思想抬高到如此前所未有的高度，梁启超仍能以理性的目光审视儒家传统文化。梁启超注意到，一方面，孔子的思想在流传的过程中存在被后世儒人曲解误读的现象。比如所谓的“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梁启超认为这种片面的伦理学说根本不是孔子所说，在孔子及其弟子的著述中也根本找不到此类的说法。而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不过是想借此强调个人要谨守个人的本分，做君主的要履行君主的职责，做父亲的要有做父亲的样子，每个人都能够尽人道，这样社会才不会乱了秩序。另一方面，梁启超客观地意识到孔子的某些思想也有其两面性。比如孔子所提倡的“中庸”思想，梁启超一方面肯定了中庸思想，这种思想在中国流行了两千多年，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每一个中国人的性格，中国文化的包容开明都离不开这种文化的熏染。梁启超甚至说如果这种中庸思想朝着更包容的方面发展下去就是西方的平等自由了。
因此，梁启超强调孔子思想的“时中”性，孔子中庸的思想有其弊端，但不妨结合“时”的观念来继承。所谓“时”就是“与时偕行”，任何的思想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更是流动变化而常变常新的。梁启超后期意识到救国之法需从文化中寻找，因此他倡导以“文化救国”，强调在弘扬孔子儒家思想文化时能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达到与时俱进，这样中华民族就不会被时代所落下。
梁启超后期主张西方文化同中国文化的融合，在两种文化融合之中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充满活力的第三种文化，但这种文化仍是以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为根基的，而毋庸置疑的是，在众多的儒家文化巨擘中，孔子是对梁启超影响最大的一位。纵观《孔子》一书，梁启超对孔子的崇拜之情洋溢在字里行间。通过对孔子思想的全新解读，梁启超完成了其思想的转变，在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进行弘扬的过程中，梁启超找寻到了民族文化的自信，最终也找到了“文化救国”这一良方。可惜的是，根据当时的中国国情，梁启超的这一剂良方，并没有对症下药，反倒是今天，人们才回过头来遵循着梁启超的思路，重新捡拾起中国古老的儒家文化传统，民族的文化自信在新时期才重新被塑造。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梁启超评历史人物[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8.
[2]梁启超.欧游心影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3]夏晓虹.阅读梁启超[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4]张昭君.梁启超历史人物评价探析[J].东方论坛，1997（3）.
[5]王雅雯.中西比较视野中梁启超欧游后思想转变研究反思[D].山东艺术学院，2017.
[6]董德福.万年梁启超与现代新儒家[J].天津社会科学，1996（6）.
作者单位：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1/view-14860215.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