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乔利多元地域文化下的生存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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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澳大利亚女作家伊丽莎白·乔利在其短篇小说集《五英亩处女地及其他故事》中，书写了多元地城文化下，在小说主人公文化身份构建过程中，本我、自我、超我对个体的生存影响坚持“本我”，导致悲剧;完善“自我”，实现生命价值;实现“超我”，走向中心，从而凸显作者多元地域文化和谐共生的价值观。
　　[关键词]伊丽莎白·乔利;多元地城文化;《五英亩处女地及其他故事》
　　[中图分类号]1611.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9）03—0084—05
　　作为澳大利亚当代著名女作家，伊丽莎白·乔利是自1990年以来澳大利亚文坛上仅列于怀特之后的作家”。她一生著作颇丰，出版小说及其他作品二十余部。目前，国内学者对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小说的创作技巧及小说的主题两大方面其中，梁中贤的成果比较突出，主要集中在小说的符号意义研究、边缘意识、身份意识等方面。作者经过研究发现，伊丽莎白·乔利的短篇小说集《五英亩处女地及其他故事》中书写了多元地域文化背景下，个体的本我、自我、超我影响了个体命运。以澳大利亚地域文化为背景，伊丽莎白·乔利书写了文化共生的重要意义，并指出多元文化和谐共生才是世界和平发展的途径。
　　一、坚持“本我”，导致悲剧
　　人是矛盾的统一体，处于自然性与社会性、个体性与群体性、理性与非理性、物质生活和非物质生活的对立统一中，如果不能平衡处理矛盾的双方关系，导致矛盾的对立或分离，会导致人与自我的关系紧张，并伴随出现一系列不和谐现象。弗洛伊德依据无意识理论的心理划分，构建了他的人格理论。他把人格分为三个部分，从低级到高级排列为本我、自我、超我。本我是人格的原始部分，包括一切与生俱来的本能冲动，是最原始的、与生俱来的、无意识的结构部分。它由先天的本能和欲望所组成，是同肉体联系着的，受“快乐原则”的支配。本我不考虑客观环境，一味追求本能欲望的满足，按快乐原则行事。本我对本我文化的固守，是以“快乐原则”为中心，是自我主义的集中体现。
　　“地域文化总是与该地区的人文历史传统密切联系在一起，这一历史不但可以使人找到文化的归属感，而且会成为沟通乡情乡谊的纽带，成为凝聚精神、自我肯定的感召力量”）。伊丽莎白·乔利的作品以移民身处多元文化中的困境为出发点，探讨多元地域文化背景下移民的生存状况。文化碰撞下的文化措置和身份分裂，是每个移民都要面临的身份过程。在身份构建过程中，移民对待本我文化与新文化的心理态度，决定了移民身份构建的结构及生存的状态。伊丽莎白·乔利笔下的边缘生存“他者”，都是身份构建失败的移民。从心理层面来说，对本我文化的坚守，基本都是来自强国文化和宗主国文化的移民，他们受强势文化的影响，尝到过强势文化带来的利益和甜头，当面临移人国的新文化，拒绝成为个体的第一反应。这种反应是对自我利益的自我保护，所以，竭尽全力维护本我、拒绝改变，成为一些移民面临文化冲突时的举动。
　　首先，固守“本我”，实施强盗行为。，伊丽莎白，乔利的作品书写了个体固守本我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进行欺诈的强盗行为。在短篇小说《同行乘客》中，代表强势文化的不知名男子“同行乘客”固守本我，利用别人的同情和善良，达到提高自己的目的。蔑视践踏别人的同情心和善良，认为他人都是愚昧无知的、只有自己充满智慧，正是强势文化持有者的惯有行为。他根本没有受伤，却在大腿处进行包扎，获取别人同情，在别人面前吹噓、炫耀自己小偷、骗子的行径。在小说中，“同行乘客”为了实施骗子的行径，不惜伪装成瘸子，不惜衣衫褴褛，但他的手泄露了他的出身：“纤细、白嫩，手放在水杯上时，不由自主会有敲击琴谱的动作。”读者不禁好奇于主人公如此伪装自己的动机。透过其行为和语言，可以看出，此人甘于此种行为，必然是尝到其中的利益甜头，在欺骗和压榨他人的行为中，屡屡得手。这些举动已经成为他的日常行为，而且技巧娴熟，令人吃惊。充分利用医生的善良和病情，得寸进尺，提出一个又一个更加过分的要求，最后竟改成命令和威胁，被警察带走。他贪得无厌，一步一步地对亚伯拉罕斯医生实施骗术，就是受“快乐原则”的支配。《同行乘客》书写了“同行乘客”对医生四次变本加厉、毫无羞耻的要求：“（一）’你所要做的一切就是把我当作一个同行乘客’，他直接让医生给他买了一杯喝的”（二）’给我些钱’，同行者说’假如我对你大喊好像好些’，医生给了他一些钞票和零钱”;“（三）’你最好给我一件衬衫”“（四）’我會因为脏引起别人注意’……他要了袜子、内裤，甚至一个装这些东西的包”。可以看出，“同行乘客”对实施诈骗威胁的语言和行为非常谙熟，了然于心，不是一时兴起。伊丽莎白·乔利在作品中书写的移民生存状况，包括骗子和小偷等边缘人物。读者在同情他们的边缘生存状态的同时，也要辩证分析其原因，对于“同行乘客”这类的移民，他人的同情却成为被利用的工具，在令人气愤的同时，觉得他们更加可悲，被多元世界遗弃和抛弃，是最终命运。“同行乘客”的骗子和欺诈行为最终被揭发，被警察带走。
　　其次，坚守“本我”，实施霸权行为。固守本我，“不受任何道德法律的约束，对自己的行为后果亦一无所知。不仅仅欲望强烈，而且总是以自我为中心。他自己没有安全感，也不能让别人觉得安全”。《帕克先生的情人节》书写了一位固守英国殖民传统的帕克先生，帕克先生到死之前都拿着一封从未开启的情人节的信件。他是一位寄居者，无论主人变成谁，都要寄居下去。寄居者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寄居者的身份，呈现出的是主人的身份。当皮尔森夫妇第一天搬进来，正在整理东西时，帕克先生开始发号施令，“晚上，他从后门进来，做了自我介绍。他矮小、干净，有耳朵聋的人一样的穿透力极强的声音，’我烤了半条羊腿，天晚了，我觉得你们该吃饭了。六点半整，到我这来’，他说，’肉质很多’”。这是主人的说话口气，语气中透着权威和命令。生病之后，让皮尔森太太照顾他，所有的语言都是祈使句、命令口气：“‘我发抖了’，他说，’好姑娘！给我把炉子点上，给我挤一些柠檬汁，把水烧开’。他发布命令，嘴在喋喋不休。”每次当“我”的丈夫修理花园时，他总在身旁指手画脚，“此时，房主皮尔森意识到这个老人不仅是个令人讨厌的人物，他执着，像个魔鬼。他明白了，人们选择这所房子最后又被迫离开的原因在哪了。这是一位长久寄居的顽固者形象，可以看出来，他在这个房屋的花园已经居住好久，不论房主怎样变化，他都要占据花园，成为永久寄居者。这种行为就是殖民结束后，被殖民者在被殖民地的殖民行为的坚持，为人们所唾弃和痛恨。帕克先生并没有接受自己已经不再是统治者的现实，继续尽力保持殖民统治的思想，致使房子换了一个又一个房主，而他成为最持久的居住者。在这个房子里，帕克先生一直进行着与新来的房主的斗争，因为他的坚守和干涉，致使真正的房主无法有房主的感觉，无法有家的感觉，都被迫离开了。固守的帕克先生影响了皮尔森夫妇原本幸福美满的婚姻。因为对是否允许老人留下来产生严重分歧，他们的婚姻中从来没有分歧，然而，这个老人使他们的婚姻永远蒙上阴影。“他们都彻夜未眠”，“他们的婚姻中仿佛遇到了一堵墙，他们想尽力睡去，但是睡不着”。 　　最后，固守“本我”，危害自我。本我控制人类的欲望和侵略性，像魔鬼。固守强势文化是一把双刃剑。固守者并没有认识到人的社会性，并没有意识到自我生存与他人生存的休戚与共关系。寄居的帕克老人习惯于发号施令，习惯于使用命令语气，习惯于使役他人，他与真正的房主佩尔森先生的冲突不仅是针对谁是房子主人的冲突，还是两种文化的冲突。皮尔森先生在任职大学教授之前，有非常显赫的军队背景，所以，无法忍受别人对自己发号施令。皮尔森先生认为，帕克老人的所作所为恰恰是他不能忍受的，导致两个人的矛盾升级，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在皮尔森先生整理花园的过程中，帕克老人又在指手画脚，却被突然倒下来的梯子砸中，意外身亡。面对对手的消失，皮尔森先生没有想象得那么高兴，甚至有些不习惯，他在问自己“谁会赢得一场战争”。“当他工作时，他发现自己总是在想着老人，他一直期望在树叶树丛中能看到洗过的衬衫，他的身旁没有了持续的唠叨声。老人栖身的花园，好像废弃了，荒芜了。当令他无限讨厌、对立的一面消失时，皮尔森先生没有想象得那么激动和高兴;相反，他感觉到寂寞，好像得了一场病。正如他自己所说，每一场战争都没有胜利者，每个人都是失败者，在自己和帕克先生的战争中，看起来是自己取得了胜利，但是帕克先生留下的影响让他终生无法痊愈。与妻子的感情变得平淡，一切家务活动变得循规蹈矩，变成应付。帕克先生与皮尔森先生的冲突，代表了两种文化的冲突及文化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李秋洪认为：“文化的变迁就是不断地调适人与自然、人与他人和人与自身的关系的过程。”人是关系的，每个人都不能脱离关系而独立存在。固守本我就是对他人的排斥和拒绝。帕克先生和“同行乘客”都是固守本我的宗主国文化和强势文化，以奴役、欺诈、殖民的方式复制本我文化，意在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最终实现“自我快乐”。从心理上拒绝他人，从而使自已进入单一文化中，违背了世界多元发展规律，必然会走上绝路。
　　二、完善“自我”，实现生命价值
　　弗洛伊德认为，“自我”所代表的是理性和判断，既要满足“本我”的要求，又要符合“现实”，调节二者的冲突，是二者之间的桥梁。“自我”理性地控制人类精神世界。与“本我”相比，“自我”虽然没有“本我”的原动力，但是可以疏导“本我”在不危害他人和自己的情况下得到释放。因此，自我受“现实原则”控制。自我在外部世界和人的内心之间起到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伊丽莎白·乔利书写的移民，在新旧文化的冲突中，个体因生存需求会以不同的心理状态应对新文化，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应对自身需求及外部世界环境。人是社会性的，脱离社会环境，会导致社会身份的丧失，以及身份构建失败。伊丽莎白·乔利作为一名来自移民文化的作家，深知以包容的心对待多元文化的深刻意义。移民应为自己诊断，找到病因，并积极疗伤。乔利自我疗伤的方式是进行写作，为生活在边缘的移民写作。她笔下的主人公自我诊断并自我疗伤，最终构建文化身份，积极生存，成为现实社会的成功者。
　　首先，完善“自我”，回归自然。澳大利亚有独特的地域文化，特殊的地理环境孕育了独特的动植物，也塑造了澳大利亚人热情开朗的性格特征，这与冷峻保守的英国人非常不同。澳大利亚人热爱自然，自然对人的治愈作用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澳大利亚作家怀特的小说《人树》中有很好的体现。到自然中去，与自然一体，成为澳大利亚人自我治愈的重要方式之一。伊丽莎白·乔利多部作品书写了澳大利亚人面对澳大利亚独特的自然环境时，溢于言表地激动和兴奋;回到自然中，个体的精神放松及心灵的净化和洗礼。他们能够发现自我中的不足，并积极与外部世界联系，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自我的和谐。《帕克先生的情人节》中的皮尔森先生“渴望工作中不受干扰。他在花园寻找某种能够自我疗伤的东西……花园是能够让他的精神和精力复苏的好地方。皮尔森先生移民到澳大利亚之后，有了一个新职位，在一所大学当教师，他发现在这个遥远的地方，经常会有很多新奇的想法，他想充实文化及创新思路来面对新同事和大学生，“每天他要面对新发现，及时调整自己的偏见”。帕克先生是成功实现身份构建的移民，能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接受新文化、新事物，知道自己存在偏見，所以，花园成为他调整自我、积极疗伤的地方。在花园里，他可以冥想，思考花园中众多植物的关系，引起对人生及社会关系的启示。消除地域文化偏见是他疗伤的原因，而偏见恰恰是处理好新环境中与同事及大学生的关系的最大障碍。帕克先生的自我疗伤行为，带来和谐的人际关系，受益者从自我延伸到他人，可以说是实现了共赢。这是一位移民到澳大利亚的知识分子，面对文化冲突，产生很多困惑，导致文化错乱和身份分裂;面对文化差异，他能够消除地域文化歧视和自身偏见，积极寻求合适的方法来适应新环境、新文化，积极构建新身份的成功案例。
　　其次，独立互助，回归人与人的纯真关系。伊丽莎白·乔利在《同行乘客》中书写了“两位愚蠢的老女人”，即Ethel和Ivy。她们被称为“TheWorcesterSauceQueens（伍斯特沙司皇后）”，因为她们不论吃什么，都要放伍斯特沙司酱或咖喱酱。与医生一家人及富有的寡妇相比，伍斯特沙司皇后们无疑是这里面最贫穷、最卑微的人，受到他人的歧视，“她们有丑恶的头脑”，“当她们一动时，就沙沙作响，因为她们的衣服里面缝了一层牛皮纸”。人们以惯用的以貌取人的方式对出现在他们眼前的这两位女性进行先入为主的评价：贫穷、丑恶、老、愚蠢，因为她们的穿着、话语和所吃的食物，使他们对这两位女性的文化身份做出定位，进而确定了对待她们的态度。然而，在随后的书写中，人们对她们的定位发生了动摇，开始羡慕她们让生活变得简单的生活方式，尤其可贵的是，她们的生存能够不给别人带来麻烦，不依赖他人。而且，她们热情，给别人带来快乐;她们善良，总是在提醒别人，注意不要晕船。小说中写道，Ehel和lvy有个塑料披萨，圣诞节时，把它包裹起来，送到Ethel的公寓，“‘Ethel，圣诞节快乐’……Ethel打开包裹，说：’哦，亲爱的Ivy，这正是我最想要的礼物。’第二年，她把这个披萨包裹起来送给我，这省去了买没人喜欢的礼物的麻烦”）。Ethel和lyy是伊丽莎白·乔利笔下的弱势文化群体，从物质生活的角度来衡量，她们处于边缘和底层，贫乏、穷困。放在精神层面来考量，她们是高贵的，精神富足，不卑不亢，热情善良，热爱生活。圣诞节的礼物虽然卑微，但却充满了仪式感，是热爱生活、珍视友谊的体现，令人不敢鄙视。无疑，她们的方式是作者所赞扬的。面对地域文化差异，要活得真实，要不寄生于他人，要有尊严地、平等地生活。 　　最后，完善“自我”，走出困境。伊丽莎白·乔利的短篇小说《巡回演出者》也是一部书写个体在地域文化背景下生存命运的小说。故事发生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澳大利亚。莫里森是一位推销员
　　（TheTrallingSalesman），但作者把题目命名为TheTravellingEntertainer，蕴含主人公工作的特点和艰辛。随着现代社会大超市、大商店的出现，商品极大丰富，人们逐渐不再从推销员那里购买商品。为了生存，推销员的销售过程就像巡回表演一样，靠表演给大家带来娱乐，借此招揽生意，但销售结果却越来越不尽如人意。莫里森梦想为女儿购买车子、漂亮衣服，为妻子提供美好的生活，无奈收入越来越少。妻子的蔑视、女儿的无视使他面临巨大压力，觉得必须要做点事情改变目前的状况。生活中，他郁郁寡欢，没有人生的乐趣，销售中的表演行为使他更加孤单。物欲横流的社会既成为他的困惑，也成为他逐步走向边缘的最后一根稻草，最终因为企图盗窃而人狱。落人社会最底层的莫里森并没有就此沉沦，“尽管思想沉重，但他还是去了周日晚上的音乐会。许多康复中心的罪犯参加了表演。或唱歌或跳舞或朗诵。他想如果努力尝试，他也能想出一些令人愉快的事情去做”，悲伤的故事因为比较明亮的结尾，让读者看到了希望。莫里森能认识到缺乏做事的热情是自己的病因，并能积极参与到治疗的行动中，“试着在脑海中去感受新鲜的空气，勾勒阳光照射的街道，想象每一处细节：房子、长廊、长满黄色杂草的草地、木槿树篱中星星点点的一品红，当然，还有那可以瞥见的大海。伊丽莎白·乔利的作品大多数书写移民面临多元文化冲突所遭遇的生存问题及身份构建问题。不同于伊丽莎白·乔利的其他小说中的主人公，莫里森是社会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牺牲品，推销员是逐渐消失的行业之一。进入后殖民时代，殖民行为和高度的物质文明留下了破败的殖民地以及在其中艰难生存的被殖民者，他们的生存境遇值得关注。值得庆幸的是，莫里森等人能够在逆境中寻找出路，积极生存，伊丽莎白·乔利作为一名世界知名的作家，无疑是对其行为大加赞赏的。
　　“文化的多元性是每个社会得以生存和保持竞争力的根源。每一种文化都有独特的渊源和适应范围，有最能够发挥自己功能的社会条件。还没有哪种文化可以随意’放之四海而皆准’，不须本土化就能适应任何民族社会复杂多样的生存环境和发展取向的。正因为有了文化的差异和多样性，才有了竞争的动力，才给以人类以多种选择”’。伊丽莎白·乔利笔下的这些主人公，立足社会现实，不逃避，不退却，以理性的原则处理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从而达到和谐相处。无疑，站在多元文化共生的角度上，伊丽莎白·乔利肯定了人们这种寻求自我和谐的方式。
　　三、实现“超我”，走向中心
　　“超我”代表一种对“本我”的道德限制（即良心）。弗洛伊德认为，只有本我、自我和超我等三者互相协调，和谐运作，人格才能正常、全面发展，并得以升华。超我是道德化的自我，是自我的典范，主要是指人性中的高级本性，如良知和自我批判能力等。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在多元文化背景下，跨界生存、和谐发展既是自我生存能力的表现，也是社会道德和良心。
　　伊丽莎白·乔利作为后现代著名作家，多元文化身份背景使她成为跨界生存的作家，作家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和良心使地在短篇小说集中书写了这样一群人：“他们生活卑微，内心有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在生活压力面前，他们不苟且，敢于直面惨淡的生活，敢于解开血淋淋的内心，审视自己，寻找问题，找到答案，解决自身的问题，为同类提供借鉴。”这本身就是走出边缘生活的表现。他们以更高的要求来解决生存中的困境，却无意中为世界的和谐发展贡献了一己之力。《五英亩处女地及其他故事》中的短篇小说《演出》就是一部“在多元文化身份中，三种人格导致三种生存命运”的故事。
　　首先，“本我”体现，生命张力。故事的题目取名《演出》，三位演员：“他”、妻子和老太太，分别上演自己的故事，每个演出在自己的生活中起着不同的作用，乔利赋予不同的含义。老太太整个人都长得干巴巴的，肩膀上耷拉着一些破布，每一块破布都是在她的掌控下，有了表演生命：
　　她看上去像是那破布堆的一部分，只是坐立不安地从布堆的一边挪到另一边，先扯出一块破布，然后又扯出另一块破布。开始我以为她在唱歌呢，然后我意识到那不是唱歌。她在说话。她在对着破布说话。她在数落它们！她一块接着一块地把破布扯出来，生气地摇晃它们。她甚至还拍打了一些破布。我听不清她咕哝的话到底是什么，但她似乎在骂它们。接着，突然，她朝着其中一块不幸的物件儿，我的意思是块破布，尖叫着说：“你们这群傻瓜！”整个布堆好像都在动，好像是因为她的暴怒感到不安和害怕。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么多的哆哆嗦嗦的破布正尽力从那个愤怒的老大娘身边慢慢挪开。我注意到她比平时穿得更讲究。好吧，也许说成是盛装打扮更合适些，不能把她身上的破布叫衣服的。
　　老太太有个儿子在英国，已结婚，有可爱的妻子和四个孩子。对他们的夸赞和来自他们信件的盼望成为老太太每天得以活下来的希望，然而，查无音信的儿孙成为她不可触及的期望。几十年来，虚无成为她的生活状态。自已如同被儿子一家弃掉的破布。与破布一起演出，是老太太战胜孤独，自我生存的手段。老太太是演出中的掌控者，好像具有神力，能让每一块破布或者恐惧、或者快乐。她可以数落破布，拍打破布，甚至生气地摇晃它们，向它们尖叫，这些行为都是独自生活的老太太现实生活中严重缺失的。演出弥补现实中的缺失，赋予老太太鲜活的生命，成为生活的主宰。本我是对快乐的需求，演出使老太太在卑微的境遇中得以生存。伊丽莎白·乔利对老太太的书写，无疑代表了一批处于疏离边缘生活状态的个体，生活理想的破灭，失去快乐源泉，个体不得不另辟蹊径，进行弥补，得以生存。
　　其次，“自我”发展，利己利他。在《演出》中，“他”的妻子大学毕业，有良好的教育背景，繁重的家务劳动、不求进取且具有文化差异的丈夫、贫困的生活是她的生活现状。妻子把自己的授课行为视为演出。精致的装束、卖力的教师和学生使每一节课都跟演出一样令人兴奋，“当准备离开家去表演的时候，她容光焕发、兴高采烈，对自己要干的事情兴致勃勃、喜笑颜开”。获得认可是自我的需求，妻子演出中的兴奋与结束后的落寞形成鲜明对比。本性中的趋利避害使个体不由自主地靠近主体文化，减少对自身的伤害。妻子调节现实生活中的不如意的方式是在工作中忘我，把工作想象成酣畅淋离的演出，来消解生活中的不如意。在舞台上，她卖力演好教师的角色，学生的上佳表演成为她演出结束后与丈夫的谈资，快乐得以继续。面对具有文化差异的丈夫、不尽如人意的现实生活，妻子能从自我出发，积极改变生活现状，增加快乐成分，减小不快的比例，努力寻找夫妻的公共话题，使婚姻生活得以继续。丈夫认为：“在她的表演里，根本没有我什么事儿，从某种意义上说，她都快把我忘了。”妻子通过忘我表演，个性得以释放，为自身提供了快乐，健全了个体作为教师的社会身份。同时，维护了婚姻关系，使个体的家庭身份得以存在，具备了个体作为一个健全的社会人的多重身份构建。所以，表演对于妻子来说，是利已利他行为，是伊丽莎白·乔利笔下又一位积极生存的个体。和谐共生的依存关系使个人的生存质量提高。 　　最后，抛弃伪装，走向超我。“他”作为《演出》中的丈夫，是最重要的人物，与妻子的文化差异及对世俗的不满，致使自己过着孤独的生活，由于怯懦而被迫顺从社会习俗，卖掉农场，做了一名非常敬业的邮递员，“你可能并不认为这项工作有多重要，在我看来，每一项工作都有它要承担的贵任的标准”。“他”一度违背自己的意愿，努力生存，竭尽全力地想在社会上有立足之地，但是有一天“我的感情让我不想再演下去了，我不想再有任何的伪装啦”，所以，选择了放弃。对于丈夫来说，违背自身的意愿努力生存，就是一种“演出”，就是伪装，与内心的需求相违背，所以他选择了放弃，从而实现内心的和谐，但是妻子的“演出”对他来说却有别样含义，“演出”为夫妻提供了交流的话题。尽管在妻子眼中“很长一段时间，把我当作好像是废物一样看待，就像街角塌了的熟食店，七零八落的。对她来说，我就和这种没人要的地方一个样，可以说我是这样的人，也可以说像这样的地方似的，我敢说这难道有什么区别吗？周转不灵，没钱理财，一事无成，不可理喻。我想她说的没错’”。演出结束后，妻子会与丈夫交流演出的点滴，夫妻共同回忆农场的美好时光，“房子盖得不错，几乎是新的，又舒服，又宽敞，我们啥都不缺。我妻子只要喜欢，随时都有新衣服穿，她对这种生活非常满意，喜欢她的工作，还有表现的机会。我们什么都有，食物、温暖，足够多的一切一切”。在丈夫眼里，从演出中走出并卸下伪装的妻子才是真实的，他们可以谈论现在，回顾往昔，直面眼前的生活。丈夫对家庭有责任心，深知自身的存在对妻子的意义，“她需要有个听她说话的人，现在如果我不在那里，我会害了她的”。道德责任是个体最高级的存在方式，丈夫克服了文化差异导致的妻子对自己的不满，忍受了现实社会的痛苦，仍然为家庭承担责任，作为妻子的倾听者，带妻子到农场疗伤。劳伦斯认为，解决当前的社会不和谐的矛盾，应首先从重新处理夫妻关系人手，只要夫妻关系和谐了，社会便和谐了。从劳伦斯的观点来看，丈夫的行为是高尚的。
　　伊丽莎白·乔利书写了多元共生思想，遵循着“道德原则”，其作品描写了诸多社会边缘问题，表现了很多以往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边缘主题，反映了来自不同民族、不同地域文化的生活方式与现实之间的冲突，不但冲击小说人物的内心世界，令他们身份错位、人格分裂，而且导致他们的人际关系紧张，甚至是他人的毁灭。在开放性地探讨这些问题上，作家站在全球化的文化交错和地域相隔的视点上，激发读者对地域差异的文化意义进行深刻的反思。通过作品，人们看到人类的责任不是去否定他者文化，而是应该建立在肯定多元文化、尊重多元生存、理解多元意义的基础上;以此为基础，人类社会和人类个体的矛盾和冲突就迎刃而解了。正如伊丽莎白·乔利所说，创作是为了更深刻的精神理解，这是一种爱的传达，其方式是人格的每一个方面都可能受到考察，但不是为批判，而是为了一种无穷的为实现理解而进行的质疑。她认为，当地域文化差异产生时，人们应该消除不平等思想，求同存异，积极构建和谐平等的新的文化形式，实现多元文化和谐共生，对世界和平、人人幸福都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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