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陋国民性”下的女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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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80年代，有这样几个女性闯入了人们的视线，在男权制度的统治下，她们忍辱负重，敢爱敢恨，具有反抗精神的鲜活形象不禁在读者心中烙下印记，她们就是莫言作品中悲情但又坚强的女主角，她们是“丑陋国民性”下独特的女性存在。
关键词：莫言;女性形象;悲剧;国民性
典型环境塑造典型人物，环境对人物的塑造影响极大。莫言通过典型的环境塑造了一批典型的女性形象，他的作品触及了中国乡土人文中人性最困苦的一面，同时也是最百折不挠的一面，呈现了中国文化背景下，从传统到现在的变迁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体现在莫言所创作的一个个荒诞但却真实的背景环境中，更是具体倾注在每一个人物形象上，特别是莫言所独具匠心的描绘的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女性形象。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引起不小的争议，因为莫言小说中经常会出现残忍、血腥、引发争议的场景，许多人认为这是“丑化”国人。但同时另一种声音却在为莫言正名，他们认为莫言的作品只是借着“丑化”，直接展现国人人性丑陋的一面，真实而深刻。对人性的开掘与表现始终是中外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方面。“尽管对于何谓人性，在理论上一直有不近相同的阐释，但它无疑是由人之生命活动的丰富性所决定的，其所涉及的范畴相当广泛。”[1]而莫言在一个采访中也谈到了自己对于人性的观察：“人并没有多少本质的差别，但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每个人都有可能是罪犯。人要认识到自己灵魂深处的阴暗面，认识到自己的多面性，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谅解和宽容。”[2]在莫言的小说中，勾画了一个个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女性形象，她们是天使与恶魔的结合体，有着让人可怜的一面，也有让人憎恶的一面。同是作为被封建制度摧残的灵魂主体，却有着不同的经历、不同的归宿。无论她们生活在怎样的环境，有着怎样的身份，作者都为她们存在于这个不平等的世界抱以同情的态度，赋予了她们不同的抗争的权力，让她们勇敢地对这个世界说“不”。
《红高粱》中的戴凤莲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女人，但从自己出嫁的那天起，她就偏离了自己的人生轨道，她的婚姻是一桩买卖，但“我奶奶”却凭借着刚强的意志，对自我生命，自我欲望追求的意念，再一次开辟了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和余占鳌相爱，从而获得重生。《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鲁氏与《红高粱家族》中的“我奶奶”对比，她似乎少了一点疯狂、泼辣，但她内敛、坚韧，默默承受着上天给予的不公。《蛙》中“姑姑”更是天使与恶魔的结合体，一方面用自己的双手迎来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但另一方面，当计划生育政策实行时，姑姑又成了杀人恶魔。
这三个女人都有自己的人生，但又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由于所处时代背景的黑暗，她们成了那个时代民族矛盾、制度弊端和文化陋习的最大牺牲品，是挣扎在那个时代的中国底层女性的代表，她们的悲苦显然代表了那个时代中国女人的悲剧走向。
或许有人会觉得莫言小说中太多的“性”描写让人觉得恶心，无论是戴凤莲与余占鳌的高粱地“野合”，还是上官鲁氏的“借种生子”，这都不为世人接受，尤其是上官鲁氏作为名门家族的夫人却“借种生子”，这明显是在丑化女性的形象，同时丑化当时的社会风气，让人们对当时的社会产生厌恶的情绪。但不能否认的是，这就是当时的真实呈现，莫言只是把自己所认识到的展现给了世人而已，或许为了更突出地表现出女性存在的悲惨环境、卑微的社会地位，作者把氛围渲染到了最悲情的地步，但也是在真实的背景下建立的。病态的社会环境形成了人们病态的心理，病态的心理将人们推向了万丈深渊。莫言笔下的女性就在这样一种社会中以“丑陋”的状态生存着。
上官鲁氏作为一个母亲，是美丽与丑陋的结合体。丑陋在于她的胡乱作为，“借种生子”，对儿子的极度宠溺导致最终的众叛亲离，而这些其实都是对当时懦弱、无能、病态的民族弱点的揭露。美丽则是她母性的光辉，即使遭到女儿的背离与唾弃，但她却依然在做一个母亲应该做的事，依然把自己的母爱无条件地给予孩子。
《蛙》里的姑姑的存在其实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与传统的接生与流产方式的比较，姑姑无疑是现代技术的代表，而文中对传统产婆的介绍则就是一种“丑化”。无论是第一次接生时看到“老娘婆”骑在产妇身上，卖力地挤压产妇高高隆起的腹部，还是计划生育服务队的人用擀面杖将孕妇肚子里的孩子弄流产，这些无疑都是当时社会发生过的事实，无可争辩。姑姑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时的不近人情让人们感受到了政策实行的残忍度，从而觉得这是“丑化”了国家政策，但其实计划生育的政策在当时并没有错，它在国家的发展下应运而生，而由于当时国民性的愚昧与野蛮相互交织，才让这一政策的实行过程看上去如此的惨无人道。由于愚昧，人们没有意识到人口增长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于是采用野蛮的方式抵制一切他们认为的对自己“有害”的行为，最后导致自己遭受到了更为野蛮的对待形式，而姑姑却也成为这一陋习的牺牲品，而她却也只是千万女性的代表而已。
《红高粱》中虽没有对于“我奶奶”的直接丑化，而高粱地的野合虽被人们认为是道德的问题，但也被人们接受那是对世俗规则的挑战，是对封建制度的挑战，最后还把她塑造成一名抗日英雄。对比上官鲁氏与“姑姑”来说，无疑“奶奶”是最幸福的，男人的呵护、自己的独立、儿子的陪伴。但文中的“丑化”依然存在，无论是孙五被日本人胁迫对罗汉大爷的残忍剥人皮，还是已有三个月身孕的二奶奶被日本兵的侮辱，或是小姑姑的死亡，这样的细节描写必定会造成读者的视觉冲击，那是如此黑暗、血腥的场面。《红高粱》的背景设定在抗日战争时期，这或许就是作者想要再现的在这特殊时期的国民性的弱点，从而体现出“奶奶”刚毅的性格，在战争硝烟中勇敢前行的姿态。
中国这样一个封建大国，经过千年的沉淀，遗留了太多的封建意识与落后思想，这些负面影响在近现代中国体现得淋漓尽致。在莫言之前就有很多作家已经意识到这种国民思潮的劣根性，鲁迅的弃医从文，试图用文学改造国人灵魂就是最好的证明。所以莫言只是借用了前人的经验，塑造了一个个生动的女性形象，以自己的方式再一次把當代中国的风貌展现在世人面前。 有人说过：“莫言小说的美学走向就是从审美到审丑，关于丑的本质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伦理道德评价也就是恶的内涵，即‘积极的恶’，或称为丑恶;二是指审美外观上不和谐的形式，即亚里士多德、各鲁斯、克罗齐所说的‘不快感’，休谟、桑塔耶那所说的‘痛感’。”[3]在莫言的小说中，两种丑的本质都有，而对伦理道德的丑化更是深入人心。戴凤莲的高粱地“野合”，上官鲁氏“借种生子”，姑姑万心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时的毒辣。这些都是对人物本质的丑化，但同时也是这种丑化使得她们悲剧的人生更好的展现在了世人的面前。无论是当时的社会制度的被逼无奈，还是封建陋习下人们自愿的病态心理，这都是女性的悲哀，这就是丑陋的国民性下的弱点与弊端。
“成为人，你自然就有了成为女人的一切。”“先做人，再做女人。”当人们从“四害”统治的梦魇中蘇醒过来时，首先想到的便是要恢复做“人”的权利，要活得像个“人”……70年代末，性别问题随着社会政治问题或新启蒙思潮，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4]作为当代文学著名的作家莫言，毅然选择站在女性的立场，为女性发声，剖析男权文化带给女性的无情冲击，挖掘丑陋的国民病态心理给女性带来的伤害，赐予妇女反抗的力量，这无疑是给了封建思想压迫下的女性的一道曙光。研究莫言的作品，其所构筑的独一无二的女性王国，所描绘的女性生存状态，所阐释的女性伟大的思想状态，无疑是走在了那个时代对于女性主义理解的前端。莫言作为那个时代的先锋，在性别的问题上，不畏怯的刻画出一个个狂妄、刚烈的女性形象，或许当时现实中的女性能做到的寥寥无几，但小说的意义肯定会给予女性警示，重男轻女的思想必定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被遗忘，男女平等的思潮也必定会受到人们的重视。
参考文献：
[1] 乔以钢.多彩的旋律——中国女性文学主题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75.
[2] 莫言.哪里有人哪里就有荒诞[DB/OL].搜狐文化，http：//m.sohu.com/n/443308096.
[3] 蒋林，金骆彬.来自东方的视角莫言小说研究论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92.
[4] 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337.
作者简介：陈诚（1994—），女，贵州遵义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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