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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世界理论对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研究的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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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通过对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研究状况的梳理,认为当前我国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的研究,存在忽略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生活世界复杂层面和意义的问题。指出源于现象学的生活世界理论,突出了社会工作的“日常性”特质,为社会工作研究提供了核心的方法论指引。“生活世界理论”在三个方面对我国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的研究具有重要启示:一是在探索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的本土化路径方面;二是在构建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的研究框架方面;三是在理清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研究思路方面。
  关键词:生活世界理论;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研究
  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9)12-0038-05
  近年来,社会工作作为现代化进程的一股重要力量,为创新发展国家社会治理路径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本身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极大发展。但社会工作在东西部发展的差距也在逐渐拉大,特别是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发展相比,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工作发展还有很大的差距。据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查询显示,截止2018年底,全国在各级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工作机构共有8349家,平均每个地级市(州)拥有社会工作机构的数量约为25个,而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和甘南藏族自治州两个民族地区共有社会工作机构仅3家。单从数量上来看,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的发展远远无法与发达地区相比。
  民族地区社会工作发展滞后的原因,既有经济、政治的原因,也有历史和文化的原因。从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还与社会工作长期处于实证主义和专业主义的窠臼之中[1]、逐渐脱离日常生活世界的实际相关。现有在民族地区开展的社会工作实务,大多数仅仅是对一般性社会工作方法、程序甚至方案指标的简单复制,忽略了对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的考察和分析,致使在民族地区开展的社会工作大量存在水土不服的情况。对于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的发展来说,在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中国本土化基础上,还需要完成中国现有社会工作经验在民族地区的在地化。
  因此,在民族地区发展社会工作,如何突破以上两个发展阶段的局限,缩小当地社会工作发展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巨大差距,需要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的研究既要把握社会工作的本质与行动逻辑,也要深刻把握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世界,凝聚地方智慧,提炼来自实践的本土知识。将“生活世界”概念与理论引入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的研究之中,为民族社会工作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视角,有利于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研究摆脱实证取向的方法论桎梏,形成符合我国民族地区实际情况的社会工作基础理论。
  一、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的研究概述
  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顾颉刚、吴文藻、李安宅等学者在当时边疆服务运动中,深入民族地区,从事边疆研究工作。特别是李安宅先生长期、持续地在民族地区开展服务和研究,据此撰写了著作《边疆社会工作》。他的边疆社会工作思想直面中国边疆社会,不拘泥于书本上的说教,直白而深厚、丰富而极具人文情怀,对当前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极富启发意义[2]。但与社会工作一样,我国学术界对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的研究在一段停滞后,直到近十年才在社会工作快速发展的基础上,重新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2010年6月25日,由国家民委、民政部指导,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主办的“民族地区社会工作与社会建设论坛”在北京召开,拉开了对我国民族地区社会工作展开研究的序幕。此后,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更是连续举办三届“全国民族社会工作学术研讨会”,推动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理论和实务的研究工作。与此同时,民政部“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专项支持计划”从2013年起正式实施,亦在实务层面为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的研究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素材。具体来说,当前对于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的研究主要分为实务研究和理论研究两个方面。
  (一)实务研究方面
  在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的实务研究方面,当前学术界大致呈现出以下两个维度:从地域维度来看,大多数主要是针对西部民族地区的社会工作实务展开的,多数实务案例的开展地域集中在青海、甘肃、内蒙等省份,同时也有个别研究涉及新疆、贵州、云南等地。从实务领域的维度来看,现有的研究涉及最多的领域主要是民族地区的养老、扶贫和留守儿童等问题,个别研究涉及灾害、专业教育等方面。从研究对象所属民族的维度来看,现有研究案例中的对象绝大多数为回族和藏族的群众。综合来看,对于民族地区社会工作实务的研究还不充分。虽然总量上民族社会工作实务的研究在逐年增多,但这些研究中关于民族地区的社会工作实务的研究所占比例较少,多数研究是针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工作介入和民族社会工作人才培养教育等方面的研究。
  (二)理论研究方面
  在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的理论研究方面,当前学术界主要围绕“为什么要发展民族地区的社会工作”“如何发展民族地区的社会工作”及“民族地区社会工作中的文化视角”这三个基本问题展开。
  针对第一个问题,已有研究大致有民族地区的发展具有滞后性的视角[3],传统民族工作与民政工作存在局限性的视角[4],也有民族事务具有复杂性的视角[5],还有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与社会工作的协同视角[6][7]。总体来看,社会工作在民族地区的发展,本质上是由我国多民族共融发展的国情所决定的,也是创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路径的题中之义。
  针对第二个问题,学者们则主要从探索民族社会工作发展路径的角度[8]和构建民族社会工作的实务体系的角度[9],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建议。
  针对第三个问题,学者们一致将文化视为民族地区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基础,探讨了文化对于民族社会工作理论和实践的重要性。比如,金昱彤通过分析西方民族敏感的或者文化多元的社会工作中的东方思想来源[10],从外向内地探索我国民族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取向。谢冰雪则通过对我国民族社会工作中文化及其面相的梳理[11],从内向外地探索民族社会工作本土化过程中应该如何做好文化融通。王思斌和连雪君、苏米雅分别从经济和政治的系统视角,探讨了民族社会工作本土化实践中面临的“文化—经济”[5]和“文化—政治”[12]之间的系统張力。而郑文换构建的微观—中观—宏观的民族社会工作理论研究框架[13],则从另一个角度建构了经济发展与文化持存之间的媒介制度。   (三)已有研究的局限
  回顾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的研究文献,我们会发现关于民族地区的传统性和落后性的一般性认知本身即是在现代性的标准下,预设了民族地区的发展与当前时代的巨大差距。对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的认知和研究,也是在这种预设下延续了从社会工作研究总体而来的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偏见,强调对专业方法的运用和专业标准的重视,从而忽略了生活世界的复杂层面和意义。所以,当前关于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的研究亦存在以下局限:
  第一,大多数实务研究仅仅停留在实务过程的总结评估层面,极少有研究能够生产出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的系统性和根本性的理论。第二,在方法论的角度,当前关于民族地区的社会工作的研究,大部分依然坚持实证主义的研究取向,将民族地区的社会工作视为一个研究的客体来展开分析,忽略了存在于社会工作行动之中的主体间性,也忽略了社会工作服务根植其中的生活世界的意义。第三,现有关于民族地区的社会工作的研究,过于强调文化在其中的作用和意义,将民族地区的文化客体化,无意间形成了对民族地区认识上的桎梏,扩大了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以及敏感性在民族地区社会工作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影响,忽略了文化本身在生活世界中的经验过程。
  因此,综合考察现有文献,当前对于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的研究,理论上还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清晰的指导民族地区社会工作发展的理论和实务策略。由此,把握民族地区的实际,扎根民族地区社会工作得以开展的生活世界,依此来研究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的行动策略,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生活世界理论在社会学及社会工作中的发展
  “生活世界”是胡塞尔超验现象学的核心概念。他认为人们是在日常生活世界中以一种自然的态度去感受世界的存在的,这种日常生活世界是想当然的,很少成为反思的主题,在建构和影响着人们行动与思想的方式[14]。生活世界是由先验的自我活动构造出来的,继而产生了生活世界的社会文化特征[15]。
  (一)社会学中的生活世界理论
  舒茨批判了胡塞尔过于重视先验哲学的方法,并通过对韦伯提出的对行动意义的理解的可能性问题深入论证,完成了现象学社会学的核心任务,即对生活世界的生成展开论证[16],从而实现了“生活世界”理论研究从哲学到社会学的转向,由此开创了现象学社会学这一理论流派[17]。舒茨认为行动者行动的意义相对于解释者来说,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意义。本质上每个人无法进入他人的意识流,因此无法理解他人的行动的意义。只有在主体间性的关系中才能理解他人行动的意义。更进一步,舒茨将生活世界视为常识世界,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依靠常识而行动,生平情景及个体在其中具有的手头库存知识,形成了常识的类型化依据。手头库存知识通过类型化和关联性实现对生活世界中行动的意义的理解[14]230。因此,在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中,生活世界是一种有意义的文化世界。正是这一意义世界的存在,形成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基本差别。因此,他认为科学式的方法论必须以行动者在日常生活中对于世界的处理为基础,即社会科学研究需要二级建构[17]。
  生活世界理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里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成为解释和批判现代社会的重要依据。以卢卡奇、阿多诺为代表的社会学家认为,日常生活的全方位异化,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实质表现。哈贝马斯则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出发把社会视为由系统和生活世界双层结构构成。他认为生活世界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性结构,是人们行为活动的背景世界。现代文明的危机关键并不在于现代化或合理化本身,而在于系统对生活世界的侵凌。因此,解决“生活世界殖民化”的最好方式,是要在抑制工具理性扩张的同时,还要構建“交往理性”[18]。
  (二)在社会工作研究中的发展
  生活世界概念从胡塞尔提出,经由舒茨、卢卡奇、哈贝马斯、加芬克尔等社会学家的理论发展,已经成为了我们认识和思考当下社会科学领域内许多问题的重要理论依据。其中,由于社会工作专业与日常生活的高度关联性,将生活世界理论运用于社会工作研究之中,也成为许多学者的重要学术旨趣。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在人们对社会工作教育和实践的批判以及社会学领域中实证主义的争论等背景下,德国学者汉斯·替尔施提出和发展了“生活世界为本的社会工作理论”,该理论将服务对象的日常生活(生活世界)作为理论核心,认为社会工作的目标不是确保服务对象成功的日常生活,而是协助服务对象较顺利地完成日常生活任务。社会工作的功能定位不是在国家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而是在个人的生活领域。服务对象的日常生活与机构化和专业化的现代社会工作之间,以一种较难的方式被连接在一起。只有做到了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批判社会工作机构,反过来,社会工作机构也能批判日常生活世界,生活世界为本的社会工作才可能成功。社会工作必须避免对主体的生活世界进行操纵和控制,相反要发展出伙伴式、以沟通为取向的助人形式和战略,以达到保护生活世界的目的[19]。
  在国内,较早将生活世界理论运用于实践的是教育学领域。从本世纪初开始,教育学专业长期、持续地以生活世界理论为研究基础,对我国教育实践工作的改革与创新进行了大量、系统的研究。虽然早在2009年就有人从生活世界的视角提出,将社会工作课程列为高校公共课程的主张[20]。但社会工作专业相对集中地开展对生活世界理论的研究与应用是从2012年开始。比如将汉斯·替尔施(Hans Thiersch)的“以生活世界为本的社会工作理论”与简·亚当斯的“以社会改革为核心的社区服务社会工作理论”进行的比较研究[21],通过对日常生活世界理论的本质、构成和纬度的分析,提出日常生活是微观社会工作介入的时空领域,日常生活理论是社会工作理念与方法的重要理论基础[22],也有从现象学社会学的理论角度,分析生活世界理论对于我国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启示[23][24],还有将生活世界理论运用于社会工作具体的实务工作中的研究尝试[25]。   从总体上来看,国内对生活世界理论运用于社会工作领域内的研究相对较少,研究方向主要还是集中在将生活世界理论视为实现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一个重要理论视角方面。特别是张威从构建中国社会工作基础理论的紧迫性和战略性的层面,对源于德国社会教育学的“生活世界为本的社会工作”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介绍和阐释[19],为我们将生活世界理论做为指导当前我国社会工作研究与实践的基础理论提供了清晰且重要的论述。焦若水则更加清晰地分析了社会工作服务场景中的生活世界议题,提出了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路径[26]。
  源于现象学的生活世界理论为我们理解和解释社会行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窗口。舒茨关于主体间性关系、生平情景、手头库存知识、关联结构、类型化知识等一系列概念的综合分析,使得胡塞尔关于“生活世界如何形成”和韦伯关于“行动的意义如何实现”这两个理论的不足,在现象学社会学理论中得以综合地解决。从理论应用性角度来看,在后续对生活世界理论的诸多理论发展中,现象学社会学的阐释真正地接近了社会工作的知识生产过程,即在主体间性关系中探究社会工作生活世界的根本意义。所以,“生活世界”理论为社会工作的研究提供了核心的方法论指引,这一切都取决于社会工作专业与“日常生活”的高度关联。更进一步,生活世界理论为社会工作在“社会性”[27]和“主体性”[28]的本质之外,又恰当地补充了“日常性”的特质。
  三、对我国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研究的启示
  将生活世界理论引入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的研究之中,可以为民族社会工作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视角,有利于民族社会工作研究摆脱实证取向的方法论的桎梏,形成符合我国民族地区实际情况的社会工作基础理论。在生活世界理论的指引下,应该扎根民族地区生活世界,理解和分析其中的社会工作行动逻辑和意义,积累产生于少数民族生活世界的专业知识,探索新时代推动民族地区社会工作实务发展的本土化路径。具体来说,生活世界理论对我国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研究具有以下启示。
  (一)对探索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的本土化路径的启示
  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世界具有奠基性和非课题性特征,日常生活世界的主体间性关系中蕴含着民族地区社会工作行动的本土化知识的生成逻辑。只有研究者与社会工作者、少数民族群众及地方行政人员在生活世界中的共有的经验性理解,才能构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的本土化行动策略。因此,需要在生活世界的基础上,探究不同领域内行动者的“共在世界”,呈现出社会工作在民族地区发展的行动逻辑,并依此来制定民族地区社会工作在行政推动、日常联结和专业本土化等方面的具体行动策略。
  具体来说,研究者应该坚持行动取向,回归社会工作研究的行动本质,以实际行动参与到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的实务中,扎根各族群众的生活世界,展开“反身性”观察与研究,将研究与行动置于少数民族群众的日常生活,突破以往的研究与行动、行动与生活的分离,从而探索出符合少数民族实际情况和来源于地方知识的民族地区社会工作发展的行动路径。
  (二)对构建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的研究框架的启示
  以生活世界理论为依据,以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生活世界中的行动者为研究对象,我们可以构建出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的研究框架。
  一是研究民族地区社会工作所在政府的行政意义领域。包括考察在这一领域内,政策过程、考核指标、领导意志、文件精神等因素如何影响着行政工作人员的日常决定和行动;这一领域内行政人员(如民政部门、街道、社区工作人员以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自然态度、生平情境、手头库存知识以及类型化常识的形成与呈现方式。
  二是研究民族地区社会工作身处的群众的日常意义领域。主要包括观察和描述民族地区的群众在日常生活中的宗教信仰、民族关系、行动方式、日常家庭和社区活动等方面的真实情况;重点考察少数民族群众对于本身所处“情境”与社会的关系和意义的理解。
  三是研究民族地区社会工作身处的机构的专业意义领域。主要考察民族地区社会工作者将专业理论、方法和价值观带入服务的过程,重点关注专业理论、方法和价值观如何在实际生活中实现妥协和调整,分析社会工作者对专业的日常理解和行动的意义互构关系。
  四是研究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的生活世界中的主体间性。主要分析由行政领域、日常领域和专业领域共构的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生活世界的根本性的意义状态。从行政人员、少数民族群众以及社会工作者的主体性出发,探讨生活世界中的主体间性关系,即身处其中的“我群”与“他群”如何实现意义的相互理解,并形成对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生活世界的共同经验和理解。
  (三)对理清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研究思路的啟示
  现象学社会学认为基于常识理性,社会科学的研究依据科学模式所界定的特殊、必要条件而建构的互动形态模式,才有可能建构起完整的理性行动模式。因此,从生活世界理论出发,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的研究可以通过以下思路来完成。第一步:计划。研究者依托民族地区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以社会工作者的身份直接参与当地社会发展项目。
  第二步:行动与观察。在推动项目发展的过程中,悬置预设,全面、完整、真实地记录项目和机构的运作过程及社会工作者与当地少数民族群众、政府工作人员等主体的日常互动过程,并分析记录资料,探寻其中类型化的关联结构。
  第三步:反思。依据行动中的观察资料,对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生活世界中的多重意义域进行反思,探究三者对社会工作行动共有的经验与理解,从而形成对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的生活世界实在意义的把握。
  第四步:再计划。依据反思所形成的理解,制定下一个项目的行动方案。由于研究者无法仅通过一个项目的研究就能真正完全地把握生活世界的全部实在意义。所以,行动研究需要研究者在循环的过程中,不断地在一个又一个项目中,将自己“浸入”日常生活之中,并不断地在每一次反思的基础上对下一次的计划进行补充,从而形成基于生活世界的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的行动策略。   四、余论
  生活世界理论在为民族地区的社会工作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论依据的同时,依然在方法论层面呈现了一些需要特别注意的议题。比如,研究者如何悬置自己对于日常生活之确定性的怀疑,以自然态度经验和理解社会工作者和服务对象在生活世界中的生平情境、手头库存知识,对民族地区社会工作意义世界中的类型化和关联结构的理解具有重要意义。另外,研究者既是“浸入”民族地区社会工作实践中的行动者,也是社会科学的研究者,研究本身呈现复杂化倾向。因此,如何处理自己与社会工作者、服务对象以及其他主体之间的“多重身份”。这既关系到研究者对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生活世界中不同意义域进行理解的可能性,也关系到最终的行动策略得以实现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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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王国渝(1988—),男,汉族,甘肃古浪人,甘肃民族师范学院讲师,社会工作硕士,主要从事民族社会工作研究。
  (责任编辑:李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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