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乐演唱中民族唱法与通俗唱法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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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梦园
【摘要】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方面的变化，使我国声乐艺术的发展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不仅使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改善，而且对于精神方面的需求也不断增加，声乐作品也越来越多样化，单一的演唱方法已经不能够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民族唱法和通俗唱法各自历经了不同的传承、发展、融合与创新，促使当今中国声乐艺术出现了枝叶扶疏的局面。
【关键词】民族唱法;通俗唱法;声乐艺术
【中图分类号】J6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67X（2020）01-0065-02
【本文著录格式】周梦园.声乐演唱中民族唱法与通俗唱法的融合[J].北方音乐，2020，01（02）：65-66.
在我国，民族唱法和通俗唱法这两种演唱形式已经成为人们当前最为喜爱的声乐表演艺术形式，也推动了这两种演唱形式的传承、发展、融合与创新。这两种声乐艺术形式不仅各具特色，而且相互渗透融合。民族唱法和通俗唱法存在一定的共性和个性，实现二者的高度融合符合多元文化的特征，同时也是音乐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对促进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和关键作用。[1]两种唱法的相互融合在当代社会上所产生的时代效应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和肯定，它是顺应时代发展的产物，具有强烈的民族感和时代感，也充满了朝气和活力，并对音乐文化的多元化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一、民族唱法与通俗唱法
（一）民族唱法
我国民族声乐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000多年的“母系氏族社会”。民族唱法包括我国的戏曲唱法、说唱唱法、民间歌曲唱法和民族新唱法等四种唱法。[2]民族唱法是人们以自己的民族语言为根本，继承和吸取了中国的传统戏曲、曲艺和民歌的精华，也汲取了美声唱法中科学的演唱方法，创造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声乐艺术。
民族唱法自现代以来，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40～50年代，主要以王玉珍、郭兰英等老一辈歌唱家为代表，代表作品有《人说山西好风光》《洪湖水浪打浪》等;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70年代，主要以朱逢博、李双江等老一辈歌唱家为代表，代表作品有《弯弯的小路》《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等;第三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主要以吴碧霞、宋祖英等新一代歌唱家为代表，代表作品有《你来了》《小背篓》等。
（二）通俗唱法
通俗唱法起源于18世纪初的欧洲，发展于美国，并于中国的20世纪30年代广泛流传。通俗唱法包括黑人歌曲、港臺唱法、低吟唱法、民谣唱法和欧美唱法等五种唱法。在我国，通俗唱法又名“自然唱法”，是一种大众化的声乐艺术形式，是世界性通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唱法上没有什么严格的要求，所以自由度较高，演唱者众多。
通俗唱法自现代以来，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10～30年代（上海时期），主要以黎明辉、王人美等老一辈歌唱家为代表，代表作品有《毛毛雨》《人面桃花》等;第二阶段是20世纪30～60年代，前期（上海时期）主要以周璇、白虹等老一辈歌唱家为代表，代表作品有《永远的微笑》《五月的风》等，后期（香港时期）主要以潘秀琼、崔萍等老一辈歌唱家为代表，代表作品有《情人的眼泪》《南屏晚钟》等;第三阶段是20世纪70～80年代（台湾时期），主要以邓丽君、龙飘飘等老一辈歌唱家为代表，代表作品有《千言万语》《负心的人》等。
二、两种唱法的共性和个性
（一）共性分析
1.气息
演唱歌曲时，都要求“吸气深”“存气多”“运气足”，要时刻保证气息畅通，由于表演时可借助扩音器来演唱，所以对于气息量没有那么高的要求，能把歌曲完整地演绎出来就可以。
2.喉位
演唱作品时，喉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要根据作品的风格来进行适度调整，作品的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喉咙的打开程度，并不是所有的作品在演唱时喉咙打开的程度都一样。
3.表演
演唱歌曲时，往往比较注重情感的挖掘与发挥，所以肢体语言多样化，常借助一些较夸张的表演方式，与听众交流互动，感染力极强。演出地点大多为舞台、广场、音乐厅等场所，常选用话筒这种扩音器材进行表演，集伴唱、伴舞等为一体的一门富有时代感和情感宣泄的歌唱艺术，舞台表演绘声绘色，符合观众的审美。
（二）个性分析
1.音色
民族唱法表演者的音色比较清脆、靠前、甜润、凝聚力强，追求歌唱的自然和高位置，嗓音条件往往比较好;通俗唱法表演者的音色比较多样化、有特色，对于表演者的嗓音条件没有太多要求，只要好听、有市场即可。
2.共鸣
民族唱法习惯采用局部共鸣，所以共鸣腔体较为单薄，共鸣腔体之间的位置比较接近，气息能够激发有效共振的通道也较短，其所激发的泛音量也较少[2];通俗唱法强调口腔共鸣，主要运用真声，混声较少运用，所以，在演唱时对于共鸣的要求并不高。
3.咬字
民族唱法表演者都比较注重“字正腔圆”“以字带声”“用字传情”，对于“字头”“字腹”“字尾”三个部分都要保证准确性和清晰性;通俗唱法是“说话式”的，亲切自然，咬字吐字更加贴合我们的日常，是生活语言的美化，说话和倾诉式的歌唱，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演唱只是一种自我倾诉，以唱的方式去说话，让听者倍感亲切，拉近了相互之间的距离，比较容易找到内心的共鸣。
三、民族唱法与通俗唱法的相融 （一）民族对通俗的借鉴
民族唱法对于演唱者的声带天赋、发声技巧以及专业水平等具有较高的要求，相对于通俗来说比较科学规范，历经多年的传承和发展，已经成为当前重要的歌唱艺术形式之一，可以提高人们的内在与素养。民族唱法在我国诸多因素的影响之下，群众基础比较薄弱，为了促使其更加符合大众的审美与需求，很多民族声乐作品融入了通俗元素，例如“气声”“喊声”“哑音”等，在借鉴通俗唱法的同时，依然保留了民族唱法的咬字行腔、演唱技巧、发声方法。
我国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李谷一，其歌曲风格属于民族音乐，但是她在演唱作品时融入了通俗元素，不仅促使其演唱更易为人民所喜闻乐见，而且给予了歌曲全新的演绎，她的作品《妹妹找哥泪花流》融合了两种唱法的精妙之处，饱满的情感充斥着整首歌曲，自如地控制着气息流动，声音流畅自然，给予观众以美的感觉。利用通俗的“气声”和“哑音”，将“愁”的情绪酣畅淋漓地表达出来，副歌部分运用了民族唱法较完美地进行了诠释，不仅充分地呈现了作品的情感，更是使观众沉迷其中，尤其是她横跨民族与通俗的音乐观念， 给听众带来了听觉享受。
（二）通俗对民族的借鉴
通俗唱法相对于民族唱法来说各方面都还不是很科学规范，在通俗唱法中充分借鉴民族唱法的优点，比如呼吸方法和发声技巧等，能够在演唱水平和专业能力等方面对演唱者做一个全面的提升。通俗唱法亲近自然，使人倍感亲切，借鉴民族唱法不仅能保留通俗唱法的风格，同时还能使作品更具韵味和魅力。
青年艺术家李玉刚演唱的作品《浮云散》，前半部分是典型的通俗歌曲风格，后半部分引用了作品《花好月圆》的经典片段。李玉刚常用“气声”来处理声音，咬字轻而清，当作品演唱到高潮部分的时候，他转为民族唱法的发声方法，声音圆润、通透，把歌曲推向了高潮，其演唱不仅带有浓厚的民族气息， 而且通俗元素的融入也是恰如其分，充满了民族特色和时代气息。
四、中国声乐艺术的未来走向
中国音乐界对我国声乐艺术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走向十分注重，认为相互吸收和借鉴才能够相互促进和发展。准确把握我国声乐艺术的未来走向，才能够创造出更加具有时代特色的艺术形态。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声乐艺术快速发展，很多歌坛新人都尝试将民族与通俗相融合，并且做出了积极改革和自主创新。谭晶演唱的《康美之恋》，陈思思演唱的《雪恋》，张燕演唱的《月亮女儿》之所以如此绘声绘色、扣人心弦，最重要的就是她們巧妙地将民族唱法与通俗唱法融合起来，老百姓将其称之为“民通式的唱法”。它是顺应时代发展的产物，是当今社会文化发展的产物，是民族和通俗相互渗透的产物，也是艺术发展多元化的标志性产物。不但延续了我国民族唱法的唱腔，又更加贴近人民群众的生活，在共性的基础上发展个性，兼具民族性、通俗性和时代性。虽然两种唱法不尽相同，但是可以在呼吸、共鸣、咬字等各方面相互借鉴与融合，展现自我特色，形成自我体系，为中国声乐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五、结语
民族唱法与通俗唱法的相互融合是中国声乐艺术的传统审美和时代创新的典范，为中国音乐的发展探索累积了珍贵的经验。它经过多年的发展创新， 曲目众多， 精品繁多， 体现了中国艺术家们的精神追求和价值观念，为我国声乐艺术的可持续发展巩固了基础，也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和审美需求。
参考文献
[1]范桂霞.声乐演唱中美声与通俗唱法相融之探讨[J].北方音乐，2019（9）.
[2]黄毅.以教学实践来谈“三种唱法”[J].音乐创作， 2012（1）.
[3]朱佳宇.从气息及共鸣方式论传统民族唱法的风格特质[J].戏剧之家，20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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